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
        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
        
        郎捶大鼓妾打锣,稽首天西妈祖婆。
        今生够受相思苦,乞取他生无折磨。
        
        教郎早来郎恰晚,教郎大步郎宽宽。
        满拟待郎十年好,五年未满愁心肝。
        
        蕉叶长大难遮阳,蔗花虽好不禁霜。
        蕉肥蔗老有人食,欲寄郎行愁路长。

        《台湾竹枝词》共十首,每首四句,每句七言。收在《饮冰室合集》第十六册,《梁启超诗文选注》收录其中六首。
        它系梁启超于清政府割台给日本后的十六年,即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从日本须磨赴台考察时所作。当时作者三十九岁。竹枝,乐府名,为唐人刘禹锡所创。其形式为七言绝句,分十四字、二十八字两体,多写旅人离思别愁或儿女柔情,后人所作多歌咏风土人情。本文所选属后者,共四首。
        这四首诗,是俚俗歌谣(简称俗谣),同属情歌。它们以写相思为主线,通过妾思郎归的哀怨别愁,表达了追求团聚、渴求亲善的真挚感情和美好愿望。
        《相思树底说相思》,十分巧妙地借助“相思树”“相思子”等实物,抒发了炽热的思夫之情。这种缘物生情,即景抒怀的写法把“思郎恨郎郎不知”的离愁别绪,渲泻得淋漓尽致。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载:“相思子生岭南,树高丈余,白色,其叶似槐,其花似皂荚,其荚似扁豆,其子大如小豆,半截红色半截白色”。《古今诗话》也有文:“相思子圆而红。故老言:“昔有人没于边,其妻思之,哭于树下而卒,因以名之”。可见在相思树下去写相思,这种相思之情,显得更加凄切;爱恋之意愈发缠绵。梁氏正是把眼前景物、民间传说和内心感受融于一炉,从而开拓出深遂的意境,加重了诗的内涵,产生了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郎捶大鼓妾打锣》,则运用了“今生”与“他生”的对比,由现实的感受写到对“他生”的乞取。集中地揭示了难以忍受的相思之苦。表现了“乞取他生无折磨”的良好愿望。然而乞取的方式却是锣鼓喧天,祭拜天神。“稽首天西妈祖婆”,是叩头膜拜良久,祭神求祐的一种迷信活动。稽,留也;稽首,头至地多时。妈祖婆,即天上的圣母。相传其神来自福建,福建居台湾西边,谓之“天西”。每年三月台人迎神若狂,载歌载舞以拜之,故首句以“郎捶大鼓妾打锣”领之。在热烈的气氛中,倾泻相思之苦,愤怨之情,“乐”中写哀,哀情至深。
        其它两首,则突出一个“愁”字。《教郎早来郎恰晚》,用一“早”一“晚”,一“急”一“缓”(宽宽,宽缓不迫切的意思),两相对照,突出思苦,得出“愁心肝”的结论,使人深感别离的切肤之痛。
        《蕉叶长大难遮阳》,则用“蔗花虽好不禁霜”作比,形象地写出离异之愁,尽管“蕉肥蔗老有人食”可赠情郎,而也是令人愁肠欲断的。
        总观全诗,前两首写相思之苦;后两首写离别之愁。看似夫妻之恋,伉俪之情,实则是委婉地表现了民族分裂之苦,国难未消之愁。
        作者在《台湾竹枝词》小序中写道:“晚凉步墟落,辄闻男女相从而歌,详其辞意,恻恻然若不胜《谷风》、《小弁》之怨者。乃掇拾成什,为遗黎写哀云尔。”(墟:村;恻恻然,悲痛的样子;《谷风》、《小弁》都是《诗经》名篇。《谷风》写弃妇悲怨;《小弁》写父子之怨,可见作者闻歌有感,体察台人之怨,实乃民族受割之怨),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即为遗黎(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写哀云尔。为民写哀,恰是作者的写作动机。
        作者在离台返日时写道:“归舟所载者哀愤也。”“此行所最生感者,则生计上之压迫是也。”生计所迫,民族受压,分离之苦,恨别之怨恰是作者哀愤之所在。作者将这种哀愤通过恋情,巧妙地予以艺术再现,这是他爱国情怀的自然抒发。
        梁氏台湾之行,使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写的上百首诗词中,表达了对祖国神圣领土的热爱和怀念,深刻地揭露和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人民的血腥镇压的残酷剥削,同时抒发了他忧国伤时的情怀。《台湾竹枝词》表达了台湾与大陆血肉相连,好像一对恋人一样,永不分离的正确观点,和切盼台湾早日回归大陆的强烈愿望。
        在艺术表现上,《竹词》有独特风格,它直接以民歌原句入诗,达到晓畅明了,以俗见雅。除个别词句用典外,通篇无艰涩生僻之辞。均系妇孺皆知的口语,正是“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逸老堂诗话引丘濬语)这在晚清同光体诗人标榜的“恶熟恶俗”、“无一字一句不自读书创获”的情况下,梁氏肯向民间学习,提倡口语化,学习民歌长处,对诗体的改革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他的诗平易畅达,易为读者接受,曾风行一时,为晚清文体解放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
        《竹词》用韵贴切,声调和谐,诵之琅琅上口;歌之,优美动听,便于广泛流传。
        此外《竹词》以台湾风情为本,根据自己的体察自然写来,毫无雕琢粉饰之嫌。诸如:“相思树”“芭蕉叶”“甘蔗”以及“妈祖婆”等均系台湾景物和本土风俗习惯,入诗恰当、合情入理。一事一物都由作者观而感之,望而察之,并有所悟。诚如法国雕塑家罗丹所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看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当然,梁启超在诗歌造诣上还算不上大师(他的诗远比不上他的论文和散文)但就其在《竹词》的写作上,能深入实地考察,并从中有所发现,还是值得称道的。因为一切艺术的源泉是生活,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