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陶渊明

人生归有道， 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 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 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 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 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 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 庶无异患干。

盥濯息檐下， 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 千载乃相关。

但愿长如此， 躬耕非所叹。

这首诗是陶渊明四十六岁时的作品。庚戌正是他辞彭泽令归田之后的第六年。这时，他经过一番艰苦生活的磨炼，虽然避地之心不改，但也不再如归隐之初那样沉溺在田园风光的优美静谧之中，生活教他懂得了“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的明显道理。因此出现在他笔下的已不再是篱菊南山、抚松盘桓、犬吠深巷、鸡鸣树颠的悠然情景。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平实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明了自己在耕作劳动中所获得的深刻认识和真切体验，同时又借古抒怀，表达了终生躬耕的信念。

刘履《选诗补注》说：“此诗与前《归园田》‘种豆南山下’诗意相表里。”两诗相较，的确旨趣大抵相合，而意蕴又有表里、浅深、丰约之别。《归园田居》其三，借躬耕之苦映衬归隐躬耕之志，却没有对诗人的内心世界作深层揭示，而这首诗的内涵容量则显然深厚丰富得多。开头四句诗所说的不过是最浅显最通常的生活真理，看起来似乎本不必赘述，但诗人却是有感而发。他由厌弃仕途、归隐田园，直到发展为躬耕陇亩、自食其力，同时在对劳动的认识上也发生了艰难的演变。他能认识到衣食为人生之本实属不易。在他原先所属的官僚贵族阶级中，真有人对此一窍不通。历史上以昏庸著称的晋惠帝在天下荒乱、百姓饿死的情况下，居然提出了“何不食肉糜”的救民之策。可见他们根本不懂衣食为人生之本，是一帮“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的糊涂虫!如此求自安，无异于南辕北辙。就在诗人创作此诗的那一年，豫章、江州、浔阳一带正是卢循起义军与刘裕等军阀激战的时刻，东晋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末日将临的危局之中。诗人径直提出自己对人生之道的新认识，虽然不敢说必定有警世之意，却也应该是言有所指的。

其下十二句具体描述躬耕生活。“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二句总写一笔，以春耕、秋收概括了一年四季辛勤劳作的情景，表现出“力耕不吾欺”的自慰自乐心境。“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与《归园田居》其三之“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正可谓异曲同调。不过此诗写田家之苦，突出风霜霰雪、山气阴寒的恶劣环境，则显然较后者更深一层。不仅如此，有了六年躬耕生活体验的诗人对农家生活的苦乐、对农夫们的思想感情，也比归隐之初理解得更深透、更真切了。他深深懂得生活如此艰辛的农夫们何以会因为“岁功聊可观”便会那样满足和快乐。“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四句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解答。田家一年到头辛苦得很，只是为了吃饭穿衣，为了生存，就无法摆脱这深重的苦难。他们的四体诚然被累得筋疲力竭，然而日子过得倒也太平，没有什么意外的横祸侵扰他们。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异患”究竟是指什么。在陶渊明写作此诗前后，一方面孙恩卢循领导的起义军消灭了大批官僚贵族，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连年火拼，也使士大夫阶层随时都会有生命之虞。诗人在此正是以农家的平安度日与仕途的险象丛生相对比而言的。所以他辞官归隐的原因中，也不能说没有全身避害、视当官作宦为畏途的因素。田家生活尽管苦一些，却安然无患，而且在劳动之余，还可以享受“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的快乐。如此真切的感受，若无亲身体验，哪里写得出来!

经过这样一番比较，诗人对田家生活已十分满足了。他觉得自己对孔子时代耦耕于野的隐士长沮和桀溺的心志理解颇深，虽然遥隔千载，归隐之志却息息相通。既然如此，亦复何求!此诗以“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作结，表明了对躬耕生活的态度：只求长此以往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又何必叹息躬耕之苦呢!

综观全诗，其旨在阐明归隐躬耕之理，但因为诗人借助生动形象的描写和深切的生活感受表达此理，故而诗中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并无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