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

        苦竹园南椒坞边,微香冉冉泪涓涓。
        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
        细路独来当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
        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

        这首诗作于大中三年秋天(公元849年),此时李商隐任京兆假留参军,精神上正处于非常苦闷的阶段,在仕途上他进取不利。开成四年,他二十八岁,开始担任宏农尉。到此时他已三十七、八岁,也只任个京兆假留参军,中间虽曾一度机缘巧合,署为昭州太守。不料就在这否泰生屯的关键时刻,党局参差,朝政变化,府主郑亚被贬,李商隐上进希望又成泡影,不得已,他寻求当时深受宣宗宠遇的令狐绹荐引。可自从他随郑亚至岭南,并被署为昭州太守,便和李党关系密切,本来令狐绹对他娶李党王茂元之女为妻就已愤怒非常,这下成见更深了,李商隐无论如何陈情自剖,都得不到谅解。至于援引,那更谈不到。这首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全诗触景感怀,咏物托意,很能反映诗人当时的思想状况。
        诗一开头:“苦竹园南椒坞边”,点出野菊所处的环境:它的北面是苦竹园,而且还有椒坞在旁。竹的味道那么苦,椒的味道又那么辣,苦、辣之味包裹着菊花。托根在这样的辛苦之地,它的处境多么艰辛啊! 所以,诗便很自然地引出第二句:“微香冉冉泪涓涓。”由于环境恶劣,本来花气袭人的野菊只能散发出细细的微香,所以它难免要清泪涓涓。不断洒落了。同时,野菊的辛苦遭逢还不仅仅是境遇不好,它又生不逢时:它生于萧飒衰败的寒秋,蓓蕾一开,便受风刀霜剑的摧残,实在太不幸了。
        不过,菊花毕竟是花中的强者,它是决不会甘于寂寞的,因此诗又生出下边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在诗人看来,菊,作为百花之一,它也应该得到温暖,也应该有其“春风得意”之时,可是它却处于寒秋,“蕊寒香冷”(黄巢《菊花》),倍受风霜困扰,如同寒雁羁栖,这已经是够可悲可叹的了,可它又怎么能够敛香隐迹,甘心与暮秋的寒蝉一样寂寞下去呢?
        以上四句,明里句句写的是野菊,但实际上句句都是在写自己:野菊托根于辛苦之地,花发于西风落叶之时,倍受苦寒,这是诗人命运的生动写照。李商隐生于晚唐末世,可谓生不逢时。入仕以后,又一直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后又被牵连进去,遭受排挤和打击,郁郁不得志,但是又不甘潦倒长终,内心充满痛苦和烦闷。“已悲节物”、“忍委芳心”两句诗就有屈原“老冉冉其将至,恐修名之不立”(《离骚》)之意,感叹时不我予,想有所作为,但现实情况不允许,实在无可奈何。
        五、六两句笔法一变,由隐到显,追忆自已受令狐楚恩遇的往事。“细路独来当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小路独来,回思往事,早年在重阳节自己曾伴令狐公同饮。想令狐公在日,对自己积极奖掖,大力提拔,“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徵于继和,杯觞曲赐其尽欢,委曲款言,绸缪顾遇”(《上令狐相公状》)。那时自己多么惬意啊! 令狐楚的这些恩顾,诗人是念念不忘的。大中二年重阳节就专门写过《九日》一诗,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曾共山翁把酒卮,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诗人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想起令狐楚呢? 这是事出有因的,七、八两句正好是一个交待:“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紫云”一作紫微,指中书省。唐开元元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后虽在开元五年复旧称,但人们此后常以“紫微”代中书省。“紫云新苑移花”指令狐綯官中书舍人。令狐綯是令狐楚之子,又是李商隐的故交,《新唐书·令狐楚传》记载令狐楚帅河南之时,十分欣常李商隐之文,并“使诸子游”。照理,他总该对李商隐有所汲引了吧?可是李商隐娶李党王茂元之女为妻之后。令狐綯认为他“背恩”,根本不予理睬。诗人一再陈情,也得不到谅解,所以在诗的最后说他“不取霜栽近御筵”,即不向朝廷荐举他。正是由于令狐綯的冷遇和排挤,所以诗人才一再提起令狐楚,表现自己的不满和埋怨。在大中二年的《九日》一诗中,诗人在回顾令狐楚的恩顾之后,就指责令狐綯“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篱。”因此,这篇《野菊》除了“君子在野之叹”(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之外,主要是埋怨令狐綯的冷漠。
        这首诗突出特点是构思精密,立意高迈。诗人自己似乎很清楚,赋诗作文“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文心雕龙·神思》),有意识地避实就虚,采用象征的手法,不作平直语。字面上除五、六两句外,句句写菊,又句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别开生面,不落窠臼。尤其三、四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含意精警,令人回味感叹。因此周振甫先生说这一联“写出野菊的精神,又寄托身世之感,是咏物诗中的传神之句”。(《李商隐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