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19世纪时，巴黎毛格街发生了离奇异常的血案。列士巴奈太太和她的女儿卡米耶小姐不幸身亡，死状恐怖至极。当地警方对此展开调查，不仅对现场进行了搜查，而且传讯了有关证人。报纸连续报道此次调查进程，结果一名叫勒·本的人遭到逮捕关押。

“我”在巴黎的时候，偶然结识了一个名叫杜宾的朋友。他出身富贵，却因为命运多舛沦为贫困。此人博览群书，极富想象力，具有特殊的分析能力。他从报上获悉此案之后，无情嘲讽了警方的无能，对他们的调查结果十分不满。为此，他和“我”私自对此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他从案件的“特殊点”出发，首先对证人有关嫌疑人语言的证词提出质疑，认为没有一个证人听到凶手所说的任何字眼。接着破解了密室之谜，找出凶手出入房间的方式，并且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凶手身手异常矫健。然后把目标转移到凶案现场，排除了凶手谋财害命的作案动机，并进一步指出本案无动机。最终，杜宾凭借坚定的信念和合理的推论，拨开案件重重迷雾，找出了事件的真相。

【作品选录】

上文说到过，我这位朋友的怪念头真是无奇不有，而且我对这些怪念头一向听之任之——因为在英文里找不出恰当的同义词。当时他对我可绝口不提这件人命案子，他生性如此。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他才突然问我，在惨案现场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情况。

他口气里着重“特别”这个字眼，不知怎的，竟教我暗吃一惊。

“没，没什么特别的，”我说道，“至少，跟报上看到的记载没什么两样。”

“报上恐怕并没涉及本案那种惨绝人寰的恐怖性。”他答道。“不过，别去管那张报纸的无稽之谈吧。我看，这件疑案大家认为破不了，其理由倒应该看成容易破案——我说的是本案的特点中那种超越常轨的性质。由于表面上找不到动机——不是杀人的动机——而是杀人手段这么毒辣的动机，警察局竟弄得一筹莫展。楼上只有被害的列士巴奈小姐，并没旁人，再说没有一条出路逃得过上楼那伙人的眼睛，这两件事跟明明听到了争吵声音，表面上看来完全矛盾，这点警察局也弄得莫名其妙。房里乱七八糟，死尸倒塞进烟囱里;老太太的尸首残缺不全，惨不忍睹;官府办案的碰到这些情形，加上刚才提到过的原因，以及种种不必多提的情形，他们吹嘘的聪明自然施展不出，无能为力。他们犯了个大错误，可这倒也寻常，他们把难得看见的事错当作奥妙透顶的事了。不过，如果要探求事实真相，只需打破常规，就可以摸索出一条道理来。像咱们目前进行的查访工作，与其问‘出了什么事’，还不如问‘出了什么从没出过的事’。老实说，这件疑案，我一下子就能解决，或者说，已经解决了，我看作容易，警察看作破不了，这恰恰成为正比。”

我暗吃一惊，默不作声地盯着他。

“我正在等着，”他望着房门，接下去说，“我正在等着一个人，这人也许不是这两件惨案的凶犯，可是跟这次行凶一定有几分关系。这些罪行中惨无人道的一节恐怕跟他丝毫无关。但愿这个推测不错，因为全部破案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了。我在这间房里，无时无刻不在盼望那人光临。不错，他或许不会来;可是多半会来。要是来了，就少不得把他留下。这是手枪;咱们两个都知道到时候怎么样使枪。”

我拿了手枪，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信不了自己的耳朵，杜宾却径自说下去，八成像在自言自语。我早就交代过了，碰到这种时候，他总是心不在焉。他那番话是对我说的;声音虽然不高，那副腔调却是一般用来跟老远的人说话的。眼睛光是茫然望着墙上。

“大伙在楼梯上听到的吵架声音，不是那两个女人的，这点完全由证人证实了，”他说道。“咱们可以放心，不必怀疑老太太是不是先害死女儿，事后再自杀。我说到这件事，主要是为了说明凶杀的方法;因为列士巴奈太太的力气不会那么大，要把她女儿的尸体塞在事后发现尸体的烟囱里，可绝对办不到;再说她自己遍体鳞伤，人家决不会认为她是自杀。因此，凶杀这件事是第三者干的;第三者的声音呢，也就是大家所听见的吵架声。我现在来谈谈证人的供词吧，不谈有关这些声音的全部供词，单谈那种供词中的特殊点。你看到有什么特殊的吗?”

我就说，证人一致认为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可是说到尖声尖气的那个，或者，照其中一人说是刺耳的声音，那就各有各的说法。

“那是证据，”杜宾道，“可不是证据的特殊点。你没看出什么特殊的地方。但这里头有一点得注意。正如你所说，证人都认为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在这问题上意见都一致。可是说到尖声尖气的那个，特殊点就来了，特殊点倒不在于意见不一致，而在于这些证人，无论是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一形容到那个声音，人人都说是外国人的声音。人人都肯定不是他们本国人的声音。没一个把这声音比作他通晓的任何国家的语言——恰恰相反，法国人认为是西班牙人的声音，‘要是他懂西班牙话，就听得懂几个字眼’。荷兰人硬说是法国人的声音;可是在他的供词里却说：‘不懂法国话，证人是通过翻译受讯的。’英国人认为这是德国人的声音，但‘并不懂得德国话’。西班牙人‘肯定’这是英国人的声音，可是他完全‘根据说话腔调判断的’，‘因为他一点英国话都不懂’。意大利人却以为是俄国人的声音，但‘从未跟俄国人谈过话’。此外，还有一个法国人跟头一个法国人说法又不同，他肯定那是意大利人的声音;可是，并不通晓那种语言，就像那个西班牙人一样，‘根据说话腔调’。瞧，当时那声音真是多么稀奇啊，看这种供词，能够证实那是哪种声音呢!——这种声调，连欧洲五大区域的公民都没听惯!你会说那大概是亚洲人的声音——是非洲人的声音吧。在巴黎，亚洲人可没几个，非洲人也数得清;不过，先不去否定这种推论，现在只提出三点，请你注意。一个证人说这声音‘与其说是尖声尖气，不如说是刺耳’。还有两个证人说是‘又快又乱’。没一个证人提到他听得出什么字——像什么字眼的声音。”

“我不知道，”杜宾接着说，“你听了我这番话，心里有什么谱;可是不瞒你说，就凭供词上谈到粗声粗气和尖声尖气的这一部分，便可以作出合理的推论，这种推论完全足以令人产生疑问。根据这个疑问顺藤摸瓜，就可以进一步调查这件疑案。我刚才说‘合理的推论’，可我的意思并没全部表达出来。我原想说这种推论是唯一合适的推论，这种推论的唯一结果必然产生疑问。不过是什么疑问暂时还不说。只要你记住，我心里这个疑团完全有根有据，足以使我在搜查那间寝室时，对搜查方式和大致目标心里有个谱。

“现在咱们就算到那间寝室去了吧。先找什么呢?凶手逃走的方法。咱们俩谁都不信不可思议的怪事，这是不消说的。列士巴奈太太母女俩不会给妖怪杀害。行凶的是个有血有肉的，逃走时也不能化为一缕轻烟。那么怎么逃的呢?幸亏这问题只有一种推论的方式，靠了这方式一定能得到个明确的判断。咱们把凶手可能采取的逃走方法，一一加以研究吧。大伙上楼的当儿，凶手明明就在发现列士巴奈小姐尸体的房里，至少可以说是在隔壁房里。因此只要在这两间房里找出口就行了。警察已经把四处地板、天花板和砖墙全都查看得一清二楚。没什么秘密出口逃得过他们的法眼。可是，我信不过他们的眼力，亲自查了一下。查过了，果然没有秘密出口。通过道的两扇房门全都锁得严严密密，钥匙也都插在里面。回头去看看烟囱吧。这些烟囱虽然都跟普通烟囱一样宽，离开炉边有八九英尺高，可是从头到尾连只大猫的身子都容不下。以上说的两个地方，既然都绝对不可能作为逃走的出路，那就只好从窗子着手了。打前房窗口逃走，那可逃不过街上一伙人的眼睛。因此，凶手一定是从后房窗口逃跑的。好了，既然得出了这么明显的结论，那么，作为推论的人，就不能因为看来不通而予以否定。咱们只有去证明这些看来‘不通’的理由实际上是通的。

“寝室里有两扇窗子。一扇窗子没给家具堵住，完全看得见。另一扇窗子的下半扇，给笨重的床架一头紧紧抵住，遮得看不见。没遮住的那扇窗子里面是紧紧拴住的。就是使尽浑身力气也休想拉得动。左面窗框上钻了个大钉眼，钉眼里钉着一枚挺结实的钉子，快钉到了头。再看看另一扇窗子，也有同样一枚钉子，同样钉着;哪怕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休想拉得起这扇窗。警察看了就完全相信出路不在这两个窗口上。因此，他们认为拔掉钉子，打开窗子是多此一举。

“我进行的调查比较严格，这样做，理由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我知道，凡是看来不通的事物，证明的结果实际上未必如此。

“我就这样着手琢磨了——从结果推溯原因。凶手准是从这两扇窗子的一扇逃走的。就算这样，凶手出去了可没法再从里边拴上窗框，要知道大家看见的窗框就是拴着的——这事非常明显，警察才不在这方面追根究底。可是窗框是拴紧的。那么，一定能够自动拴上。这个结论绝对错不了。我走到那个没堵上的窗口，花了番手脚才拔去钉子，打算把窗框推上。不出我所料，果然是怎么推都推不上。我这才知道，准是暗装一道弹簧;我的想法证实了。就此相信不管这钉子的情况看来依然多么玄妙，我的前提至少是对的。仔细找了一下，马上就找出这个机关来了。我一按，心里对这个发现挺满意，就忍住了，没去推上窗框。

“当下重新放好钉子，留神打量一通。一个人跳出这个窗子，窗子会重新关上，弹簧也会碰上;可是钉子不会重新钉好。这个结论很清楚，我的侦查范围就此缩小了。凶手一定从另一个窗子逃走。两个窗子的弹簧大概是相同的，假定这样的话，钉子上一定有个不同的地方，至少钉法上不同。踏上床架的棚子，我探出头，仔细朝床头后面另一个窗子端详一番。伸手到床头后面一摸，一下子就摸到弹簧，一按，果真不出所料，就跟那扇窗子一模一样。于是看看钉子。正跟另一枚钉子一样结实，而且分明是一样钉法，也快钉到了头。

“你会说我给难住了;真这样想的话，一定是弄错了归纳法的道理。套句运动界的行话，我可是‘百发百中’。线索始终没断过。任何一个环节都没脱掉。我已经追到这个秘密的底了;那个底就是钉子。我刚说，外表上看来，这钉子跟另一扇窗子上的钉子丝毫不差;尽管看起来这是真凭实据，可是眼看线索马上就要解开，比起来，这凭据根本毫无价值了。我说：‘这钉子一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伸手一摸，手指头就箝出了钉头，外加二三分长的钉身。钉身的其他部分还在钉眼里，就是在那儿断掉的。断口是老的，因为边上全生了锈，分明是锤子捶断的，一捶就将钉头多少捶进下边窗框的顶上。当下我就把钉头重新放在刚才取出的缺口里，果然活像一枚钉子——一点缝都看不出。按了下弹簧，我轻轻把窗框推上几英寸;钉头还牢牢嵌在窗框的钉眼里，一齐推上去了。我关上窗，钉子又成了整整一枚了。

“说到这儿，闷葫芦总算打破了。凶手是打床头上那扇窗口逃掉的。凶手一逃，窗就自动关上了，或者是凶手故意关上的也说不定，窗也就给弹簧拴上了;警察把弹簧的那股力错当作钉子的力——就此认为不必再追究了。

“第二个问题要研究的就是逃下去的方式。这一点，我跟你绕着屋子兜了一圈，就胸有成竹了。隔开那扇窗子五英尺半左右的地方，有根避雷针。谁也没法从这根避雷针上够着窗口，别说是跳进窗里了。可是我看到四楼的百叶窗是特别的一种，巴黎的木匠师傅称作‘铁格窗’——这种款式目前很少采用，在里昂和波尔多某些古老的府邸上，倒还时常看得见。样子像普通的门，是单扇，不是双扇，只是下半扇是格子窗，或者铸成镂空铁槛，这就可以给人当作绝妙的把手。列士巴奈太太家的百叶窗足足有三英尺半宽。咱们当时从房子后面望上去，看到两扇百叶窗全都半开半闭——就是说，百叶窗跟墙面恰正成个直角。警察大概也像我一样，查过那幢楼房的后面;要是检查过的话，不会不看这两扇铁格窗的宽度，但他们没看出窗子有这么宽，就算看到了，反正也没当作一回事。其实，他们既然深信这地方不能当作逃走的出路，自然在这儿检查得马马虎虎了。可是，我看清楚了，床头窗口那扇百叶窗如果完全推开到挨着墙，离开避雷针还不到两英尺呢。还有一点也很清楚，只有身手异常矫捷，胆大包天，浑身使劲，才可能从避雷针爬进窗里。现在假定这扇百叶窗完全敞开，只有二英尺半的距离，强盗大可以紧紧抓住百叶窗上的铁格。然后松开避雷针，两脚牢牢顶住墙，大胆从上面纵身一跳，他就可以把百叶窗顺势一推关上了，如果假定当时开着窗，连他的人都可以趁势跳进屋里。

“希望你特别记住一点，刚才说过，要干那么危险，那么困难的绝技，必须身手异常矫捷，才能马到成功。我的用意，首先就是让你知道，跳窗这件事可能办得到：——不过，其次，也是主要一点，请你记住，必须具有特别灵活的身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身手，才跳得成。

“不消说，你会用上一句法律辙儿说‘把事实证明一下’，我与其强调充分估计凶手跳窗必须具备的矫捷身手，倒不如低估一些的好。这在法律上也许用得上，在推论上却行不通。我最终目的只是搞清事实真相。眼前的用意，就是要你把我刚才说的联想一下：异常矫捷的身手和那种特别尖锐或者刺耳的喊声，乱七八糟的声音，那声音是哪国口音，可没有一个人说的相同，而且发些什么音也听不清。”

听了这番话，我心里一下子似懂非懂的，隐约懂得了杜宾的意思。似乎快要领会了，却又无法理会，恰如有时候，人们心里快要回想起来，想到头来，偏偏又记不起一样。我朋友接着又大发宏论。

“不说你也明白，”他说道，“我已经把话题从溜出去的方式扯到溜进来的方式了。我的用意无非提醒你，出去进来都用同一方式，都在同一地方。现在回过头来讲讲室内情况吧。看看这儿的现象吧。五斗橱的抽屉，据说给人搜劫过，可里头还有不少衣物。因此这种结论实在荒唐。这不过是个猜测——非常愚蠢的猜测——仅此而已。怎么知道抽屉里发现的这些东西不是完整无缺的呢?列士巴奈太太母女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没看见有什么人来往——难得出门——用不着好多套替换衣服。抽屉里的这些衣物，至少是母女俩手头所有的最好衣物。要是有贼偷走什么的话，干吗不偷最好的——干吗不全偷走?一句话，干吗不拿四千法郎的金币，反而拿衣服添麻烦呢?金币没拿走。银行老板米尼亚尔先生说的那笔钱，几乎原封不动放在地板上两个袋子里。警察单凭一部分供词说把钱送到门口这一点，就对谋杀的动机，产生错误看法，希望你心里可别存这种看法。送去一笔款子，不到三天，收款人就遭谋杀，像这种巧合的事，人生中随时随地都碰得到，而且蹊跷何止十倍于此，可又何尝有人注意过呢。一般说来，巧合的事是思想家之流的绊脚石，凭他们那种学问，可不懂得或然性的理论——要知道人类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取得极为辉煌的成就应当归功于这种理论。在目前这件事上，要是金币丢了，那么三天前送款子的事，就不仅仅是巧合了。那一来，倒证实了关于动机的看法了。不过，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要假定这个暴行的动机是为了钱，那势必认为凶手是三心二意的白痴，竟然现成金币不拿，而且连原来的动机也忘了。

“现在可别忘了我提请你注意的几点——特别的声音，异常矫捷的身手，以及那样惨无人道的离奇凶杀案竟然毫无动机——咱们回过头来看看凶杀的惨状吧。房里这个女人给人用手扼死，然后给人倒栽葱塞进烟囱里。普通凶手可不用这种杀人方式。尤其不用这种方法藏尸灭迹。照尸首给塞进烟囱的情况看来，你就会承认那里头有点离奇古怪——一般看来，人们决不会做出这种事，哪怕凶手是最最狠毒的人。你还想想看，把尸体硬塞进这么狭的洞里，几个人一齐使尽力气都拖不下来，那股子劲该有多猛呵!

“好了，回过头再看看凶手使出那股神力的其他形迹吧。壁炉上有几大把花白的头发。这是连根拔起来的。你总也知道，哪怕从头上一把拔下二三十根头发，都得使出好大的力气。你我都看到那几把发丝，发根上还连皮带肉呢，真叫人看得心里发毛——由此可见那份力气大得要命，说不定一气儿拔得下五十万根头发呢。老太太不单喉管给割开，而且脑袋完全跟身体分了家——凶器不过是把剃刀罢了。我希望你对这些兽性般残酷的罪行也注意一下。至于列士巴奈太太身上的瘀伤，我暂且不说什么。迪马先生和他那位可敬的助手艾蒂安先生，全声明这些伤痕是钝器所伤;这两位先生在这方面说得很对。钝器明明就是院子里铺的石头，被害人就是从床头那扇窗里给扔下来的。这个看法现在看来尽管简单，警察却忽略了，忽略的原因正是他们忽略百叶窗的宽度一样——因为那两枚钉子的关系，他们的脑子就给堵死了，想不到窗子可能开过。

“如果现在，除了以上说的这些情况之外，你再好好回顾一下室内凌乱异常的情况，就有利于咱们综合这几点：惊人的矫捷身手，超人的力气，残酷的兽性，毫无动机的惨杀，完全违反人道的恐怖行径，在不少国籍的人耳朵里，听来都像外国口音的声音，而且没有清楚明了的音节。请问你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听了我这番话，你心里有了什么谱?”

听到杜宾问我这话，我顿时浑身发毛，说道：“这是疯子干的勾当，是附近疗养院里逃出来的武疯干的。”

他答道：“你的看法倒也有些道理，但疯子即使神经病大大发作，声音跟楼梯上听到的那种怪声也根本不一样。疯子总有个国籍吧，尽管说的话前言不对后语，可是发音总首尾一贯吧。再说，疯子的毛发也不是像我现在手里捏着的这种。这一小撮毛，我是从列士巴奈太太捏紧的手指缝里拉出来的。你倒说说这是什么?”

“杜宾!”我吓得浑身一点气力都没有了，说道，“这毛真是非常少见——这不是人的毛发啊。”

“我也没说是啊，”他道，“不过，在没肯定这点之前，我要你看看描在这张纸上的一小幅草图。这张画画的就是一部分供词所说的列士巴奈小姐喉部有‘深黑的瘀伤和深深的指甲印’，另外，迪马先生和艾蒂安先生的供词里，却说是‘几块青痕，显然是指痕’。

“你就会看出，”我朋友接着说道，一边把那张纸摊在我们面前的桌上，“这张草图说明扼得多么有力，多牢。一点都看不出松过手。个个指头都保持原来狠狠嵌在肉里的样子，可能是扼到死者断气才放手的。你倒试试看，把手指头同时放在这几个指印上。”

我试了一下，可是不成。

“这样试验可能不够好，”他说道。“纸头摊成了平面;可是人的脖子是圆筒形。这儿有根木柴，跟死者的脖子差不多粗细。把这张草图包在上面，再试试看。”

我照做了;可是这回显然比上回更加费劲。

我道：“这不是人手的指印。”

(陈良廷等译)

【赏析】

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不仅在世界各地受到广泛欢迎，而且在当今中国，也是家喻户晓，一版再版，一再重印。其实，柯南道尔并非侦探小说鼻祖。早在柯南道尔之前，美国作家爱伦· 坡就已经创作出世界上第一部侦探小说，开创了侦探小说的基本模式，并被以后的许多侦探小说家所借鉴。

这部侦探小说名叫《毛格街血案》，也译为《莫格街凶杀案》，创作于1841年。尽管爱伦·坡在创作这部小说之时，并未有意识地去开创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侦探小说，但他确实塑造了短篇小说史上第一个侦探形象：杜宾。

对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来说，杜宾是个外国人。他出身富贵，却沦为贫困。他博览群书，极富想象力，还具有一种特殊的分析能力。本书的节选部分着力刻画了他的这种分析能力。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表现。一是通过“我”的眼光和行为。我对杜宾缜密的推理过程不断发出惊叹。同去勘察现场，“我”对杜宾所发现的细节，尤其是特别之处，全然未觉。而此时的杜宾早对案情洞察入微，成竹在胸。“我”听着杜宾有理有据的推理，懵懵懂懂，茫然不知所措，以至于听到杜宾的推理结论时，吓得浑身无力。作者正是依靠“我”的后知后觉，衬托杜宾的先知先觉;依靠“我”的粗枝大叶，衬托杜宾的细致入微;依靠“我”的犹疑胆怯，衬托杜宾的果敢自信。

二是通过案件本身。毛格街血案从表面上看是一起离奇异常的案件。这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首先是证人有关嫌疑人语言的证词。意大利人、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形容起“那个声音”都认为它是外国人的声音。其次是本案存在一个最大的谜团——密室之谜。既然此案已被认为是一起谋杀案，那么最大的疑问是凶手如何在这个封闭环境里自由地出入。第三，凶手谋财害命的动机矛盾重重。第四，凶杀现场恐怖异常，处处是违反人道的行径。

杜宾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有异于常人的判断推理能力，能从诸多纷繁复杂的线索中抽丝剥茧般地搜寻出有价值的重要信息。他始终坚信：“事实真相并不在我们钻的牛角尖里，而是在抬眼就望得见的地方。”因此，在面对这起案件的时候，他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勇敢地打破常规，直击案件要害。他先质疑了嫌疑人的语言，并认定“没一个证人提到他听得出什么字——像什么字眼的声音”。随后到现场进行了实地勘察，研究凶手逃走的种种方法，得出凶手从后窗逃走的结论。接着着手调查凶手逃下楼的方式，由此确定凶手的体貌特征：身手异常敏捷，有超人的力气。紧接着杜宾用反证法推翻了谋财害命的作案动机，指出如果凶手是为了钱财，就不会放弃近在眼皮底下的四千法郎金币。最后杜宾强调了此凶手作案的残忍程度如兽行一般。

三是通过警方的愚钝无能来证明杜宾的超凡脱俗。对于棘手诡异的毛格街凶案，警方一筹莫展。歹毒的杀人行径，奇怪的密室之谜把案情弄得扑朔迷离，千头万绪。杜宾则自信地认定：“他们把难得看见的事当作奥妙透顶的事了。”所以，他从一开始紧紧抓住“特殊点”，如同布下了天罗地网，纲举目张，案情的头绪转瞬间被理清了。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嫌疑人语言认定上。杜宾举重若轻，而警方化简为繁。警方对于现场的勘察美其名曰：地毯式，实则漏洞百出。幸好杜宾“信不过他们的眼力”，亲自在现场进行实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终揭开了“密室不密”的真相，并合理推测出凶手的体貌特征。在杀人动机的认定上，警方实在过于草率，仅凭现场橱柜抽屉被翻乱过的痕迹就武断地认为受害人的财物受损，而忽略了近在咫尺的金币。

《毛格街血案》从以上三个方面成功塑造了侦探杜宾的形象。之后，他又出现在《玛丽·罗热疑案》、《窃信案》中，屡破奇案，屡建奇功。杜宾——名门之后，无心重整家业，靠吃遗产度日，特别喜爱看书，沉迷幻想，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分析判断能力，可以说是福尔摩斯的雏形。“我”与杜宾如影随形，情同手足，在诸多方面不及他聪明机智，但不可或缺，像是华生的“前身”。愚钝无能的警方更有力衬托了杜宾的形象，使这位英雄光芒四射。之后的侦探小说也常常借鉴这种写法，安排类似警方这样的配角，以他们的低能迟钝、滑稽搞怪反衬主角人物。

《毛格街血案》除了塑造侦探杜宾、助手“我”、警方三者之外，还成功地创造了一般侦探小说的基本套路。先介绍侦探的基本情况、性格特点、兴趣癖好，然后展示犯罪情况并提供一些基本线索，接着对案情展开调查，公布调查结果，最后揭示案件的真相，迫使罪犯俯首认罪。

此外《毛格街血案》所出示的证据，具有似是而非的特点。它们使案情疑窦重重，一方面扰乱了侦探的思路，增加了侦破的难度，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激发了读者阅读的兴趣。后世的侦探小说作家对这种技法的使用乐此不疲。英国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其中之一。她塑造的波罗探长世界闻名，遇到的几乎都是案情复杂、证据芜杂的棘手案件。脍炙人口的尼罗河惨案、骇人听闻的东方快车谋杀案等，皆是如此。显然，创作者是在有意“刁难” 这位名侦探，故布疑阵迷惑扰乱读者的思考。

也许有读者觉得《毛格街血案》对犯罪现场的描摹太过血腥恐怖，也许也有读者对凶手是猩猩这个出人意表的案件结果失望、不满，但这都不足以影响它在侦探小说史上的地位。正是在这篇作品中，第一个虚构的侦探产生了。正是在这篇作品中，侦探的助手和警方两类配角开始恰到好处起到陪衬作用。也正是在这篇作品中，侦探小说的基本模式确立了。从此，侦探小说这种智慧文学就开始拥有一群广泛忠实的读者，他们抱着游戏和享受的态度欣赏侦探小说，从中获得了无穷的乐趣。

(顾　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