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怎么办?》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作品以女主人公薇拉的生活史为主线，塑造了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和薇拉等新人形象。又以“众星捧月”的方式，托出了“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的光辉形象。作家用这一形象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那就是像拉赫美托夫一样去生活和战斗!

【作品选录】

29

……

当十六岁的拉赫美托夫来到彼得堡的时候，就这方面说他只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少年，他身材颇高，相当茁壮，但是体力一点也不出众： 在他所碰见的年龄相同的人中间，恐怕十个倒有两个打得过他。可是到了十六岁半，他忽然想起要增进体力，这才下起功夫来。他开始发狠做体操;这固然好，不过体操只能使一个人原有的底子更加完善，首先得打下这底子，所以有段时期，他每天花上好几个钟头，即是比体操的时间多一倍，去干各种需要气力的粗活： 运水、搬柴、砍柴、锯木料、凿石头、挖地、打铁;他做过许多劳作，而且经常变换，因为每一种新的劳作和每一次变换，都会使他的某些肌肉获得新的发展。他吃的是拳师的饮食： 他专门用那些以能够增强体力著称的东西来滋养自己，——正是滋养自己，——其中最主要的是半生的煎牛排;从此以后，他一直是这样生活。如此锻炼了一年，他才出外浪游，浪游途中他有更多的方便条件去增加他的体力： 他种过庄稼，做过粗工木匠、渡船夫以及各种有益健康的行业中的工人;有一次他甚至以纤夫的身分走遍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从杜波夫卡起到雷宾斯克为止。如果他说他想当纤夫，船老板和纤夫们一定觉得他荒唐透顶，不肯收留他;但是他仅仅作为一个乘客，先跟大伙儿交朋友，然后帮忙拉纤，过了一个星期，他拉得就像真正的纤夫一样了;人家很快注意到他拉纤的情形，开始跟他比气力，他居然胜过了三个甚至四个最强壮的伙伴;那时候他才二十岁，他的拉纤的伙伴们便给他取名尼基土希卡·罗莫夫，来纪念那个当时已经退下舞台的英雄。第二年夏天他乘轮船出发;聚集在甲板上的老百姓当中，有一个是他去年拉纤的同伴，这么一来，跟他同船的大学生才知道该叫他尼基土希卡·罗莫夫。他确实拥有无穷的气力，并且不惜花费时间去保持它。“我需要这样，”他说，“这会使老百姓敬爱我。这是有益的、可能有用的。”

他从十六岁半起抱定这个决心，因为一般地说，那时他的特性已经开始发挥出来。他十六岁来彼得堡时，只是一个平常的、不坏的中学毕业生，一个平常的善良正直的少年，他像平常的大学新生那样度过了三四个月。可是他逐渐听说大学生中间有些特别聪明的人物，他们的思想跟旁人不同，他终于打听出了四五个这样的人的名字，——当时他们的人数还少。他们使他感到兴趣，他设法跟他们认识;他凑巧碰上了吉尔沙诺夫，于是他就开始变成一个特别的人，变成未来的尼基土希卡·罗莫夫和严格主义者了。第一晚，他贪婪地听着吉尔沙诺夫，他哭泣，他的叫喊打断了对方的话头，他高声诅咒应该死亡的事物，祝福应该新生的事物。“我从哪些书读起呢?”他问道。吉尔沙诺夫指点了他。第二天早晨八点钟起，他就在涅瓦大街上走来走去，一直从海军部码头走到警察桥，等哪一家德国书店或者法国书店首先开门，他便进去买了他所需要的书，回来一口气读了三昼夜以上——从星期四上午十一点到星期天晚间九点，总共八十二个钟头;头两夜他硬熬过去了，第三夜他喝了八杯最浓的咖啡，到第四夜，无论怎样的咖啡都不济事，他倒在地板上一连睡了十四五个钟头。隔了一个星期，他来找吉尔沙诺夫，要求指定一批新的书籍并加以解释;他交上吉尔沙诺夫之后，又通过后者的关系去交结罗普霍夫。过了半年，虽然他才十七岁，而他们都已二十一岁，但是他们并不觉得他比自己年轻，他已经变成一个特别的人了。

他在已往的生活中有过些什么遭遇，使他成了这样的人物呢?遭遇不很多，但确实有过。他父亲是一个专制成性的人，很聪明，又有教养，却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像玛莉亚·阿列克塞芙娜似的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但是比她正直。他当然感到痛苦。单是这一点倒也罢了。偏巧他母亲又是个很温雅的女人，常常苦于丈夫的乖张脾气;况且他还见过乡下的情形。^①这仍旧没有关系;还有一件： 他十四岁多的时候爱上了父亲的一个情妇。结果出了事，当然这件事对她的影响格外大。他怜惜那个为他深深痛苦过的女人。各种念头开始在他心里萦回，吉尔沙诺夫对他所起的作用，正如罗普霍夫对薇拉·巴夫洛芙娜一样。他在已往的生活中是有过一些遭遇的;可是为了变成这么一个特别的人，主要的当然还是天性。在他走出大学，回到田庄和浪游全俄国以前不久，他在他的物质生活、道德生活与精神生活里面，已经采用了一些独特的原则，等他回来的时候，这些原则就发展成为他所坚决遵奉的完整体系了。他对自己说过：“我不喝一滴酒。我不接触女人。”但他是个热火热辣的性子。“这是为什么呢?根本不需要这样走极端。”——“正需要这样。我们替人们要求充分的生活享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生活来证明： 我们要求这个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欲望，不是为自己个人，而是为一般人，我们说那些话完全是由于主义，而不是由于自己的爱好，由于信仰，而不是由于个人的需要。”

因此他开始在各方面过一种最严格的生活。为了成为尼基土希卡·罗莫夫和继续保持这个称号，他必须吃牛肉，吃许多牛肉，——他果然吃了许多。但是他舍不得在任何其他的食物上花钱;买起牛肉来，他总是叫女房东买最好的，叫她特地替他拣最可口的部位买，而他在家里所吃的其余的东西都是最便宜的。他不肯吃白面包，进餐时只吃黑面包。他整整几个星期不尝一块砂糖，整整几个月既不进一只水果，也不进一块小牛肉或者阉母鸡肉。他决不花钱买这类东西：“我没有权利为可有可无的怪嗜好浪费金钱，”——虽然他从小吃惯了考究的饮食，辨味力很强，这从他对菜食的品评上看得出来;当别人请他吃饭的时候，他在自己家里不肯吃的许多菜，他也会吃得津津有味，可是有些菜他在别人家里也照样不吃。他有充分的理由来分别对待：“老百姓能吃(哪怕是偶然吃吃)的，有机会我也不妨吃吃。老百姓永远吃不起的，我也不应该吃!我需要这样做，因为这至少能让我稍稍体会到，他们的生活跟我比起来是多么穷困。”所以，假如人家端上一盘水果，他绝对只吃苹果而绝对不吃杏子;他在彼得堡肯吃橙子，一到外省便不吃，——您知道，彼得堡的老百姓都吃橙子，外省可不然。酥皮肉饼他倒肯吃，因为“好的馅饼并不比酥皮肉饼差，酥皮点心总是老百姓所熟悉的”，可是他不吃沙丁鱼。他穿得很寒酸，尽管他也喜欢雅致;在其余各方面，他都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比方说，他不用褥子，只垫毡毯，甚至不容许自己把毡毯叠成双层。

他也受过良心的谴责，——他没有戒烟：“离开雪茄我就不能思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还有道理;不过这也许是我意志上的弱点。”而他又不能抽劣等雪茄，——他本来是在贵族环境里长大的啊。他那四百卢布的开销中，倒有一百五十来卢布花在雪茄上。“一个可恶的弱点，”正像他自己说的。唯独这个弱点还叫人有几分反击他的余地： 假如他的指摘使人过于难堪，对方便对他说：“十全十美原是不可能的，——你不是也抽烟吗?”这时拉赫美托夫会加倍猛烈地指摘，但是他那些责备的话多半转到了自己身上，原来被指摘的人倒很少挨骂了，虽然拉赫美托夫没有由于自己的原故而完全忘掉他。

他做过许许多多工作，因为他在支配时间方面也决定不许自己任性，好像在物质生活中一样。他每个月没有浪费一刻钟在娱乐上面，他不需要休息。“我的工作五花八门，变换工作就等于休息。”他的朋友们聚会的地方在吉尔沙诺夫家和罗普霍夫家，他参加这个圈子的次数，只以能够跟它保持密切联系为限，决不再多：“我需要这种联系;日常的事情证明，跟某个圈子的人取得密切联系是有益的，——人必须有一个便于随时打听各种消息的地方。”除了参加这个圈子的人的集会以外，他从来不上任何人家中，除非有事;而且事情一办完就走，决不多呆五分钟;他也不在自己家里接待任何人，不让任何人呆在他家里，除非对方能遵守同样的规则;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客人：“我们已经谈完您的事情;现在请容许我做别的工作吧，因为我应该爱惜时间。”

在他转变的最初几个月，他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来读书;可是这种情形只继续了半年多一点： 当他看出自己已经掌握了那种他认为原则上正确的思想方法体系时，他立刻对自己说：“现在读书成了次要的事;我准备从这方面去实践。”此后他只是利用其他工作的余暇来读书，而这样的余暇在他并不多。虽然如此，他还是以惊人的速度扩大了他的知识范围： 现在他才二十二岁，他已经是一个根底深厚的学者了。因为他在这件事上也给自己定下一条规则： 不要任何奢侈品与奇思幻想，专看必读书。什么叫必读书呢?他说：“每种学科的主要著作是很少的;其余一切著作，不过是把这少数著作里说得更充分更清楚的话加以重复、冲淡和损害罢了。必须读的只是这少数著作;读任何别的东西只是白白地浪费时间。让我们拿俄国小说做例子吧。我说首先该读果戈理。在几千篇别人的小说中，我从不同的五页书上各挑出五行来，就看得出我所能发现的只有一个被损坏了的果戈理，——我为什么要读它们呢?科学也是同样，——在科学著作里，这条界限甚至还要明显。如果我读过亚丹·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穆勒，知道这个流派的来龙去脉，我便不用读那数以百计的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中的任何一个，无论他们的名气多大;我从五页书上各挑出五行来，就看得出我不会从他们那儿发现任何一个新鲜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思想，尽是剽窃和曲解。我只读有独创性的东西，并且，只要知道了这独创性我就不再多读。”因此不管什么力量也无法强迫他读麦考莱;他抽看了一刻钟，马上断定说：“我知道这堆碎布是从什么料子上剪下来的。”他读过萨克雷的《名利场》，很满意，而当他读《潘登尼斯》时，读到第二十页，他合上了书本：“全是《名利场》里面说过了的，显然不会有什么新鲜玩意，不用念下去了。”——“我所读过的每本书都是精华，这使我不必去读好几百本书。”他说。

……

他说话做事就是这样，他的事情多得没有底儿，可又全跟他私人无关;谁都知道他没有什么私事;可是他到底有些什么事情，圈内人却不知道了。只看见他忙来忙去，他很少在家，老是到处奔波，坐车的时候少，跑路的时候多。而他家里也不断地来客，有旧交也有新知;因此他规定自己两点到三点之间经常在家，利用这段时间谈工作和吃中饭。但是他常常有好几天不在家。那时就有他的一位朋友呆在他家里替他接待访客，这人对他无限忠诚，却沉静得像一座坟墓。

我们看见他坐在吉尔沙诺夫书房中阅读牛顿对《启示录》的解释这件事以后约莫两年，他离开了彼得堡，据他对吉尔沙诺夫和其他两三位最亲近的朋友说，他在这儿再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再过三年左右他才有事情可做，这三年在他是空闲的，他想从未来的工作着眼，依照他觉得适当的方式来利用这段时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回到他原先的田庄上去了一趟，卖掉他的剩余的田地，拿到三万五千卢布，再上喀山和莫斯科，分了将近五千卢布给那七个受他接济的学生，让他们能够念到毕业，从此他的真实的故事就结束了。谁也弄不清他离开莫斯科之后的去向。这样音讯全无地过了好几个月，对他了解得比大家深刻的人，才把他跟我们一同生活时请求严守秘密的种种事情公布出来。于是我们圈子里的人才知道有几个学生受他接济，才知道我上面所讲的大部分关于他私人方面的事，还知道了许许多多故事，虽然这些故事远没有说明一切，甚至什么也没有说明，而只是把拉赫美托夫渲染成一个使我们全体感到更神秘的人物，这些故事或者以它的荒诞不经令人诧异，或者跟圈内人对他的看法全然相反，——我们都认为他对私人感情十分冷淡，他没有一颗能为私生活中的感受所激动的私人的心(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不便在此地把所有这些故事都记述下来，我只引用其中的两个，两种当中各引用一个： 一个属于不合常情的一类，另一个属于跟圈内人过去对他的看法相反的一类。让我从吉尔沙诺夫所讲的故事中来挑选吧。

在拉赫美托夫第二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离开彼得堡之前一年，他对吉尔沙诺夫说道：“请给我一些治刀伤的药膏，分量要相当多。”吉尔沙诺夫给了最大的一盒，他以为拉赫美托夫想把这份药送给一批粗工木匠或其他时常受刀伤的工人。第二天早晨，拉赫美托夫的女房东惊慌失措地跑来看吉尔沙诺夫，说：“医生老爷，我不知道我那房客出了什么事啦： 他闩上房门，老不出来，我往门缝中一看： 他全身都躺在血泊里!我叫喊起来，他却隔着房门对我说：‘没关系，阿格拉菲娜·安东诺芙娜。’——什么没关系!救救他吧，医生老爷，我怕出人命案子。他对自己就是这样狠心。”吉尔沙诺夫马上赶去。拉赫美托夫露出开朗之中微现黯淡的笑容打开房门，吉尔沙诺夫便看到了一件不但会叫阿格拉菲娜·安东诺芙娜惊讶的事情： 拉赫美托夫整件衬衣(他只穿一件衬衣)的背部和两侧都浸透了血，床底下有血，他垫的毡毯也有血;原来毡毯上扎着几百枚小钉，钉帽在下，尖端朝上，从毡毯中露出将近半俄寸长;拉赫美托夫夜里就睡在这些钉子上面。“哎呀，这是怎么回事，拉赫美托夫?”吉尔沙诺夫恐怖地说。——“一个试验。必要的试验。当然不近情理;可是必须这样做，以防万一。我看我吃得消。”可见除了拉赫美托夫认为自己吃得消的锻炼之外，女房东大概还可以说出他的许多不同的趣事来;但是这个纯朴无私的老太婆发疯似的疼爱着拉赫美托夫，从她那儿当然得不到什么消息。就是这次她跑去找吉尔沙诺夫，也完全是拉赫美托夫为了使她安心自动叫她去的： 她以为他想自杀，竟放声痛哭了。

此后过了两个来月，拉赫美托夫有一个星期或者一个多星期没露面，——这是五月末梢的事，——可是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因为几天不露面在他并不稀罕。现在吉尔沙诺夫才讲出下面的故事，说明拉赫美托夫是怎样度过这几天的。这是拉赫美托夫生平的一个恋爱插曲。恋爱的发生是由于一件证明他不愧为尼基土希卡·罗莫夫的事情。拉赫美托夫从第一巴果洛沃步行进城，一边走一边沉思，照他的习惯，眼睛多半望着地面。走到林学院附近，一个女人的绝望的叫喊使他从冥想中惊醒过来;他一看，一匹马正在拉着一部轻便敞车飞跑，车上坐着一位太太，她亲自赶车，但是驾御不了，缰带拖在地下，——马儿离拉赫美托夫只有两步路远了;他连忙奔到路中央，可是马儿已经从他身边驰过，他没有抓到缰带，只来得及扳住马车的后轴，车子立刻被他煞住，而他也跌倒了。人们跑过来，帮助太太下车，扶起拉赫美托夫;他的胸部受了一点伤，而主要的是车轮从他腿上刮掉了一大块肉。太太清醒以后，叫人把他送到离那儿不过半俄里的她的别墅去。他表示同意，因为他感觉虚弱无力，但是他要求一定去请吉尔沙诺夫，而不要请任何其他的医生。吉尔沙诺夫认为胸部的创伤不要紧，只是拉赫美托夫流血过多，大大伤了元气。拉赫美托夫躺了十来天。那位得救的太太当然亲自服侍他。他虚弱得什么别的事也不能做，只好跟她谈谈天，——反正这段时间是白花了的，——越谈兴致也越高。太太是一位十九岁左右的寡妇，不算贫穷，一般说来完全能够独立，是个聪明的正派女子。拉赫美托夫那些火一样的话当然与爱情无关，可是竟迷住了她，“我梦见他被一道灵光环绕着，”她对吉尔沙诺夫说。他也爱上了她。她从他的服装和种种方面看，以为他是穷光蛋，因此当他在第十一天上起了床，说是可以回家了的时候，她便首先向他吐露衷情，并且提出结婚。“我对您比对别人更坦白;您可以看到，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权利把任何人的命运跟我自己的联在一起的。”——“不错，这是真的，”她说，“您不能结婚。不过在您必须抛开我以前，您还是可以爱我。”——“不，我连这个也不能接受，”他说，“我应该抑制我心中的爱情： 对您的爱会束缚我的双手，就是不恋爱，我的手也不能很快解开，——已经给束缚住了。但是我一定要解开。我不应该恋爱。”这位太太后来怎么样了呢?她的生活中应当发生一次突变;大概连她自己也变成一个特别的人了吧。我很想打听打听。可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一点，吉尔沙诺夫没有把她的名字告诉我，同时他也不明白她的下落;拉赫美托夫曾经请求他不要跟她见面，也不要探听她的情况：“如果将来我猜想您知道她的什么消息，总忍不住要问您几句，而我又不该问。”知道了这个故事，大家才记起当时拉赫美托夫有一个半月或两个月或者两个月以上比平日更阴沉，无论人家怎样猛烈抨击他那可恶的弱点——抽烟，他也不慷慨激昂地咒骂自己，人家用尼基土希卡·罗莫夫这个名字去讨他喜欢，他也不露出又开朗又甜蜜的微笑。我所记起的事情还要多些： 我们初次谈话后不久，他就因为我跟他单独在一道时爱开开玩笑而喜欢我了，那个夏天，闲谈之中他有三四次脱口说出这样的话来回答我的逗趣：“好，可怜我吧，您是对的，可怜我吧： 因为我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思想，而是一个渴望生活的人啊。”接着又添加道：“哎，没有关系，总会过去的。”痛苦果然过去了。可是在我已经用逗趣的方式挑动过他很多次以后，有一回，在晚秋，我还是从他嘴里引出了这几句话。

敏感的男读者也许会根据这一点来推测： 关于拉赫美托夫的事情，我所知道的不止我说过的那些。也许是这样。我不敢反驳他，因为他太敏感了。就假定我知道的不止那些吧，但是我知道而你，敏感的男读者，永远不会知道的事还少吗?我真不知道，确确实实不知道的是： 如今拉赫美托夫在哪儿?他的情况怎么样?将来我能否再看见他?关于这，我没有任何别的消息或推测，除了他的一切熟人所有的以外。他渺无音讯地离开莫斯科之后三四个月，我们大家都猜想他到欧洲旅行去了。这种推测似乎是可靠的。最低限度有下面这件事为证： 拉赫美托夫失踪后一年，吉尔沙诺夫的一位熟人在从维也纳开往慕尼黑的火车上碰见一个俄国青年，据说他曾经遍游各斯拉夫国家，处处跟一切阶级接触，在每个国家停留了很久，以便充分了解居民中所有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思想、风习、生活方式、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各种设施以及富裕的程度，因此他在城市和乡下都住过，时常从一个村庄步行到另一个村庄，随后同样跟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结识，足迹遍及德国北部，又从那儿南下，深入奥地利的日耳曼族诸省，现在他要到巴伐利亚去，接着上瑞士，经符腾堡和巴登入法国，遍游法国以后赴英国，这还得花一年工夫;假如这一年有时间多余，他想看看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要是没有时间多余，也就算了，因为这并不怎么“需要”，他“需要”考察的是上述各国，为什么呢?“供参考;”一年之后，他无论如何“需要”到美国去，他觉得研究美国比研究任何其他国家更“需要”，他打算在那边久住，也许住一年多，也许永远住下去，如果他能够在那儿找到工作的话，但是再过三年左右，他多半要回俄国，因为再过三四年，他恐怕“需要”呆在俄国，现在却不行。

所有这一切，连讲故事的人牢记不忘的那些“需要”在内，都很像拉赫美托夫。照讲故事的人所记得的来说，那个旅客的年纪、声音和面貌，也无不肖似拉赫美托夫;不过讲故事的人当时没有特别注意他的旅伴，加之那人做他的旅伴的时间并不长久，总共才两个来钟头： 在一个小城上车，到一个村庄就下去了;因此讲故事的人只能用一些泛泛的话来形容他的外貌，不是十分可靠的： 这大概是拉赫美托夫，但有谁知道呢?不是他也说不定。

还有一种传说，说有个俄国青年，原先是地主，他去拜访十九世纪欧洲最伟大的一位思想家、新哲学之父、德国人，^②对他这样说道：“我有三万泰勒^③;我只需要五千;其余的请您收下吧。”(那哲学家生活很清苦)——“为什么呢?”——“用来出版您的著作。”哲学家自然不肯收下;而俄国人还是用他的名义把那笔钱存进银行，然后给他写了一封信：“随便您怎样处理这笔钱，哪怕丢在水里也行，您已经无法退还给我，您再也找不到我了，”据说这笔钱至今还存在银行。假如这个传说可信，那末毫无疑问，去拜访哲学家的正是拉赫美托夫……

现在坐在吉尔沙诺夫书房中的，就是这样一位先生。

不错，这位先生是一个特别的人，是凤毛麟角。我所以要如此详尽地描写这么一个凤毛麟角似的人物，并不是想教你，敏感的男读者，用你所不知道的合礼的态度去对待这种人，因为这样的人你连一个也没有见过;你的眼睛构造不同，它看不到这样的人物，敏感的男读者;对你来说，他们是不可见的;只有正直而勇敢的眼睛才看得到他们;我给你描写这个人的用意，是让你至少从传闻中知道世界上有了怎样一批人。至于这段描写对女读者和普通男读者的用处，他们自己也会知道。

不错，拉赫美托夫之类的人很荒谬可笑。我说他们荒谬，是对他们自己说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可怜;我这话也是对那些被他们迷住了的高贵的人说的，我说： 不要跟着他们走，高贵的人们，因为他们正在号召你们走上一条缺少个人乐趣的道路;但是高贵的人们不听我的话，反而说： 不，个人乐趣并不缺少，而是很丰富，即使某个地段缺少，这个地段也不会长，我们有足够的气力走过它，来到那乐趣盎然、辽阔无边的地方。那末，敏感的男读者，你总该知道了吧： 我说拉赫美托夫之类的人荒谬，并不是对你，而是对另一部分读者说的。对你，敏感的男读者，我要说： 这些人不坏;我不说你也许还不明白呢;是的，这些人不坏。他们的人数虽然少，却能使所有的人的生活欣欣向荣;没有他们，生活就要凋敝、萎缩;他们的人数虽然少，却能让所有的人呼吸，没有他们，人们就要闷死。正直善良的人多不胜数，这种人却寥若晨星;可是他们在那一群人中间好比茶里的茶硷，醇酒的芳香;那一群人的力量与美质都来自他们;这是优秀人物的精华，这是原动力的原动力，这是世上的盐中之盐^④。

(蒋路译)

注释：

① 暗示拉赫美托夫了解农奴的疾苦。

② 指费尔巴哈。

③ 泰勒是德国一种银币。

④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意即社会中的优秀分子，见《马太福音》第五章。

【赏析】

1846年，赫尔岑发表了他著名的长篇小说《谁之罪?》。时隔十七个年头，即186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完成的著名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几经周折，终于得以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这两部作品不但在两位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本人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俄国文学史上也具有特殊的意义。且不说他们都以深刻的思想和生动的艺术描写吸引着读者，光是这两部作品的题名本身，即“谁之罪?”和“怎么办?”，就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它们极为准确和形象地概括出俄国解放运动和文学发展的特点和进程。

随着专制农奴制的瓦解和崩溃，俄国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平民知识分子开始代替贵族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作为时代镜子的文学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谁之罪?”的主题也逐渐被“怎么办?”的主题所取代。新的时代造就了新的人物，新的时代向作家提出了新的使命。这种时代要求首先反映在文学作品的主人公的变化上。与前一阶段的“多余人”构成呼应和对照，俄国文学中的“新人”应运而生。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推出“新人”的是出身贵族的作家屠格涅夫。他在“改革”的“前夜”发表的长篇小说《前夜》中，第一次把平民知识分子英沙罗夫作为正面的中心人物加以描写，并在与不同类型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对照中，展示了英沙罗夫的独特的性格力量： 富于远大的理想和沉着、坚毅、刚强的意志力。屠格涅夫让一位品貌皆优的贵族少女叶琳娜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作为丈夫这一情节，回答了“俄国需要什么样的英雄”的问题，实际上也是间接地回答了俄国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尽管英沙罗夫还不能算是十分丰满的艺术形象，尽管读者对英沙罗夫不是俄国人还感到某种不满足，但屠格涅夫这一开拓性的创举却在当时的文学中具有重大意义，并在社会中产生重大影响。两年以后，屠格涅夫又在他的另一部名著即长篇小说《父与子》中，把“俄国的英沙罗夫”——巴扎罗夫推上舞台。在这位平民出身的青年医生身上，作家着意描写了他那种对于旧秩序的激烈的否定精神，并让他在各个方面都压倒了贵族中的佼佼者。《父与子》在社会中产生巨大影响，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可是，作家的思想局限也不能不在他笔下的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 英沙罗夫的形象还有欠丰满，说明作家对这样的人物还不是十分了解;巴扎罗夫性格中的某些方面，还反映出作家的某些阶级的偏见;英沙罗夫和巴扎罗夫的猝然早逝，也说明屠格涅夫虽能在生活中发现并推出这样的人物，但在把他们推上舞台之后，作家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怎么办”。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向重视屠格涅夫的创作，曾为屠格涅夫的一部塑造了“多余人”形象的中篇小说《阿霞》专门撰写了大型论文《幽会中的俄罗斯人》。在这篇名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预言“多余人”时代将要结束，而“新人”时代即将到来。对于屠格涅夫后来创作中的新动向，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肯定和赞扬的，但同时他又不满意屠格涅夫笔下的“新人”。作为革命家、思想家和批评家，他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革命活动和理论著述上;而作为一名作家，他一时还无暇顾及文学创作。就在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的同一年即1862年，沙皇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第十一号单人牢房。“囚禁”对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批评家来说，甚至还是他繁忙工作的一种“间歇”，他失去了从事革命活动和理论研究的条件，但他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用另一支笔去描绘他曾预言过的新生活和新人物。这就是他在狱中用一百余天的时日给后世留下的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长篇小说《怎么办?》。

《怎么办?》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这部长篇小说塑造了一批“新人”的形象： 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薇拉·巴芙洛夫娜等。他们都是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目标远大，品行端正，头脑清醒，意志坚强;他们信奉“理性的利己主义”，主张有节制地追求个人的利益;他们在爱情生活中表现出无私和平等的精神，他们兢兢业业地、坚持不懈地从事革命活动，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不屈不挠地斗争着。不言而喻，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这些“新人”，较之于屠格涅夫笔下的“新人”，无疑要高出一头。

然而《怎么办?》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拉赫美托夫的形象。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人”，也就是一个特别的“新人”。由于沙皇政府书刊检查制度的严密，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可能放开来抒写他笔下的英雄，他不得不借用象征、隐喻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等多种手法来写这个人物。所以，拉赫美托夫作为长篇小说“潜在的”中心人物，其大部分活动是在读者的视野之外进行的。因此，这个人物在整个长篇小说的情节和结构中并无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关他的正面描写，只是闪烁于作家对其他人物的具体描写之中。可是这个人物在揭示作品的主题上却具有极大的作用。这是一个拉伯雷的“巨人”式人物： 体魄高大、精力充沛;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有灵活清醒的头脑;既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富于真挚的情感和乐观精神。人们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浑身有劲，充满信心。作者满怀深情地赞美他是“茶里的茶硷，醇酒的芳香”，“优秀人物的精华”，“原动力的原动力”，“世上的盐中之盐”。车尔尼雪夫斯基用这个俄国文学中的第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形象，给出了“怎么办?”问题的答案，那就是： 像拉赫美托夫那样去为人民的解放而斗争吧!历史材料表明，拉赫美托夫的形象在青年列宁和青年季米特洛夫的革命历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

不过，应当承认，《谁之罪?》和《怎么办?》作为两部卓越的“问题小说”，与同时代的一些“非问题小说”的文学名著，例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乃至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相比较，其艺术上的某些不足也相当明显。以往也有人企图以此来否定或贬低这两部作品的价值。其实，关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早就发表过十分公允的意见：“假如把《怎么办?》这部小说和《安娜·卡列尼娜》相比，那末就会很容易对它作出毁灭性的判决。然而，一个批评家如果把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小说作品拿来比较，那他就是蹩脚的批评家……”

“谁之罪?”和“怎么办?”是一对充满辩证法的命题，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自这两部作品问世以来，我们不仅在俄国文学中，同时也在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中，不断地看到从不同角度表现这一对命题的作品问世。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人类社会中还存在着进步与落后、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斗争，这对蕴含着深刻哲理的命题就不会失去它的意义和魅力。

(朱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