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一个势力强大的恐怖组织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将一个对国家经济政治有重大影响的集团的成员逐一除掉。他们在每天晚上7点到8点之间谋杀一个对象，且已连续八天谋杀成功。第九天，由于杀手格利纳蒂没有严格按照指令及时关灯， 致使刺杀未遂。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尔·杜邦仅手臂轻伤， 死里逃生， 随即藏身于老同学茹亚尔医生的家中。为防止恐怖分子的第二次谋杀，教授决定对外放出迷惑敌人的烟幕： 由茹亚尔于当晚9点向当地警察局报案， 宣称丹尼尔·杜邦教授死于一种奇怪的伤口。各媒体立刻发布了丹尼尔·杜邦死于非命的新闻。青年侦探瓦拉斯来到小城开始着手调查这起谋杀案，他并不知道杜邦还活着。第二天晚上， 丹尼尔·杜邦乘专车动身离开小城避难。临走前他回家取一些重要文件，不料却被潜伏在此等候凶手的瓦拉斯误杀。与此同时， 在恐怖组织的精密安排下， 另一个名叫安德烈的杀手又谋杀了他们的第十号目标———木材出口商人阿尔伯·杜邦。

【作品选录】

瓦拉斯朝佐那街走去，一路上思索有什么最妥当的办法可以打听到那个穿着撕破雨衣的人的情况。他将不得不暴露自己是警方人员的身份，虽然他并不愿意，而且费比乌斯已经有所警告。实际上也不可能随便找个借口，装作出于偶然，连续找六位邮局职员谈话。看来最好是去找这邮局的负责人，让他去把六位职员召集起来开个小会。瓦拉斯将提出这个人的特征，而且大概昨天下午五点半钟到六点之间曾来过邮局——可惜这个时间邮局最忙(根据巴克斯太太和醉鬼所说的——在这一点上，这两人是一致的——铁栅门的事故是在黄昏时发生的，这就是说，在五点钟左右)。

帽子和雨衣的样子，大致的身材，一般走路的姿态……其实他明确知道的也并不多。还该说出那个人和自己相似吗?这恐怕会在见证人中陡然引起一些混乱，因为，这种相似很成问题——而且纯属主观。

邮局的职员现在都上班了，虽然电动挂钟刚指在一点半上。瓦拉斯一副有事忙着要办的样子，一面从柜台的窗口走过，一面看窗口上挂着的牌子：

“邮资、批发邮票、印花、邮包、航空邮件。”

“邮包、零售邮票、超重信件、快信、挂号信件和包裹。”

“零售邮票、邮政汇款、卡片汇款、支票汇款、国外汇款。”

“邮政储蓄、年金期票、抚恤金和养老金、零售邮票、各种汇票兑款。”

“电报、电汇收寄及兑款。电话用户登记及收费。”

“电报、气压传送速邮、留交信件、零售邮票。”

在一个窗口后面，一位年轻的女职员抬起头看他。她朝他微笑，接着身体朝向墙上的一个分格的架子转过去，同时说道：

“您有一封信。”

她从一个小格子里抽出一叠信，一面挑拣，一面继续说：

“您穿上这件外套，我一下子认不出您来了。”

“那是因为今天有点冷。”瓦拉斯说。

“现在冬天已来到了。”年轻姑娘说。

她正要把信递给他时，突然装作开玩笑的样子要他照章办事。

“先生，您有证件吗?”

瓦拉斯伸手到外套里面的衣袋里去摸一摸，当然，信箱交费的证明不在那里。他解释说，由于换了衣服，忘记带来。可是已经来不及耍什么花招了。

“您是知道的，昨天下午您已经退还了这个证明。”她说，“既然您租信箱的期限已到，我不应该再把信交给您;不过，您那个号码的信箱还没有人租，那就算啦。”

她递给他一个揉皱的信封，上面写着：“佐那街二号、五号邮局、326D信箱，安德烈·VS先生收。”在左角上写着“气压传送速邮”。

“这封信寄到很久了吗?”瓦拉斯问。

“正好是在您今天早上来过以后寄到的，大概是十一点三刻或是十二点钟的时候。您瞧，您再回来一趟，还是做得对的，虽然您对我说过不再来了。这信封背面没有发信人的地址，要退信也没办法。您要是不来，我不知该怎么办了。”

“发信的时间是十点四十分。”瓦拉斯一边细看邮戳，一边说道：

“十点四十分?……那您该今天早上就收到。一定是递送耽误了一些时间。您最后还来一次，做得很对。”

“噢，”瓦拉斯说，“这封信大概没有什么要紧的事。”

“在我看来，这封信证明不了什么。”

罗伦用五指岔开的手，把摊在办公桌上的信纸按平。

“这样看来，永远证明不了什么事情。”

“对呀，”警察局长指出，“我刚才跟您说的，正是这句话。”

接着他补充一句，好像是为了安慰瓦拉斯。

“让我们采取另一种不同的看法： 承认凭这封信，我们想证明什么就能证明什么——我们总是有办法证明任何自己想要证明的事情的。譬如说，假定您就是那个杀人的凶手，邮局的那位女职员把您认出来了，您的名字也不是不令人想起这位用‘VS’代号小心谨慎的人。您的名字不正好也叫安德烈吗?”

瞧，瓦拉斯又一次成为警察局长打趣的对象。不过，他还是保持礼貌，作了回答。

“不论谁都可以叫别人用一个什么名字写信来的，只要租用一个邮政信箱就行，因为不会有人去打听租用者真正的身份。他用丹尼尔·杜邦或是警察局长罗伦的称呼都可以。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及早发现他取信的地点;就在今天早上，我们还有机会在那个地方把他抓住。我认为应该尽快派一位侦缉人员到佐那街去等候，他可能还要回到邮局来。不过，他已经说了不会再来，这个措施也许会落空。剩下的办法只有把那位年轻女职员叫来询问，也许她能提供什么线索。”

“咱们别头脑发热，”罗伦说，“别头脑发热。老实说，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这位VS先生会是凶手。到底您知道什么?由于一个有幻觉的女人和一个醉鬼的启发，您竟然跑到一个邮政信箱里拿了一封不是自己的信(顺便提醒注意： 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合法的;在我们的国家里，警察没有权要邮局把私人信件交到自己手里的;如果这样做，得由法庭决定)。还有，这封信到底是寄给什么人的呢?寄给一个样子像您的人。不仅是这样，您还像(不过证明不可靠吧)那个可能是在昨天下午五点钟经过小楼房前，并且‘把手臂从栅门的铁条中间伸了进去的人’。还有，照您的想法，这个人后来又到那个邮局去。就算是这样吧，这里可能还有偶合的问题——那封信也许能解释清楚。不过，这封信到底能说明什么呢?无非是，发信者(信上签名是J.B.)要在比前一次两人约好见面的时间提早一些等候，这位安德烈·VS来到(‘从十一点三刻就等起’)——遗憾的是，会面地点没有讲明;由于信中用G这个字母所指的第三个有关人物背叛了组织，VS这个人将需要用整个下午才能把事情干完。至于到底干什么事，我们也没有办法猜得出来，且不谈昨天已经动手干了的那一部分(说实在话，杜邦谋杀案，还要干些什么才能了结，值得怀疑)。除此以外，我还注意到信里的一句简短的话，其含义您我两人都无法弄懂，不过似乎可以作为次要问题，暂且撇开不谈——这您不会有意见。最后，为了毫无遗漏起见，还值得提一提，在您认为能说明问题的一些句子里，有一个字难以辨认——一个有七八竖划的字，好像是‘ellipse’(省略)或‘éclipse’(消失)，也可能是‘ligne’(排列)、‘échoppe’(小店)或‘idem’(同上)，还可以是很多其他别的字。”

后来罗伦还说，租用一个邮局信箱和采用一个假姓名一样，并不表明一定怀有犯罪的意图。这个城市里的六家邮局类似的租信箱者共有好几千，其中有一部分人——可以肯定不到四分之一——是在互通真正的或近似的情书。还有几乎相等的一部分，是那些多少有点玄妙的又做慈善事业又干买卖的人，例如，婚姻介绍所的、职业介绍所的、印度的行艺苦修者、星相占卜家、道德宗教指引者……诸如此类。剩下的大半都是做生意的，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正的骗子。

这封气压传送快信是在第三号邮局寄出的，那就是从后港和东北角货栈区来往的邮件。像平时一样，这类信件不外是木材买卖和有关的活动： 招标、运输、装运或其他事项。木材行情每天涨落很大，经纪人及时迅速地利用机会，至为重要;在交易中要是耽误二十四个钟头，有时就会使一个商人破产。

J.B.是一位经纪人(也许从事的不是完全合法的交易——也不一定是这样)。G和安德烈·VS是他手下的两个人。他们三人昨天一起干一件事，今天晚上就要完成。现在G既然不来参加，安德烈·VS就得比以前约好的时间早些着手，以免时间来不及。

瓦拉斯重新又孤零零地在路上走着，走过了一条又一条街道。

这次，他要按照罗伦刚才对他反复建议的那样，到茹亚尔医生家去，因为罗伦说这是头一件该做的事。他终于得到了市警察局的协助，答应监视那个小邮电所周围的动静，并传讯那个年轻的女职员。不过，他发现警察局长已形成了固定的看法，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恐怖分子的组织，丹尼尔·杜邦是自杀的。对这位局长来说，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他承认目前的确还有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不符合他这种看法，但是人家向他提供的每一个新的情况，都立即成为他的观点的补充说明。

譬如说，瓦拉斯在教授家找到的那支手枪就是这样。这支手枪的口径跟医生交来的那颗子弹的直径完全相同，而且弹夹里缺少的正是这颗子弹。还有——在他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支手枪的机件有毛病。由警察局化验室提出的这个证明极其重要，因为它说明杜邦为什么开了第一枪未能致死后，没有再开第二枪。在正常情况下开枪后，弹壳是要弹出来的，现在却卡在枪膛里，因此在杜邦书房的地上没有找到弹壳。从枪把上发现的相当模糊不清的指纹看来，情况和警察局长所想象的动作，并不是没有相符之处： 食指按着扳机好像是向前开枪，但手臂朝前举，手腕朝里弯，使枪口紧按在两肋之间的正中——几乎没有一点偏斜。在这种动作不便的姿势中开枪，必须用力紧握，枪才不会移动位置……

胸口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左臂立即感到剧烈疼痛;后来又不觉得怎样——除了一阵恶心，但这肯定不是死亡来临的征兆。杜邦诧异地察看着手枪。

他的右臂伸展自如，丝毫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他的头脑清楚，身体其他部分都能作出反应，只要他的大脑发出信号。不过，他肯定听到了枪声，感到了心区肌肉撕裂。他应当已经一命呜呼，可是他现在却好端端地坐在书桌前，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子弹该是打偏了吧?得尽快把自己结束掉。

杜邦重新把枪口朝着自己，对准内衣上已经打穿了一个洞的地方揿下去。他生怕万一打不响，所以食指用尽全力扣动扳机……可是，这一回，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完全没有!他徒然扣动勾在扳机上的手指，手枪毫无动静。

他把手枪搁在桌上，然后把手活动一下，看看手的动作是否正常。原来出毛病的是手枪!

正在饭厅里收拾晚饭后餐桌的老安娜，虽然耳背，但肯定会听见枪声。她会有什么反应呢?跑到外面去呼救吗?或者跑上楼来?她老穿着轻便毡鞋，从不发出脚步声。在她上来之前得采取措施，以便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

教授试着站起来，竟然毫不感到困难，甚至连走路都没有问题。他走到壁炉旁，想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怎样;他先把放在壁炉上的一叠书挪开。现在，他在镜子里看到了那个枪洞，部位偏高点儿，内衣撕裂了，但血迹很少，几乎看不出来。只要把外衣扣好，就不会暴露。他看看自己的脸，不错，脸色并不坏。他转身回到书桌旁，把晚饭前写给他的朋友茹亚尔医生的信撕掉，扔到字纸篓里……

丹尼尔·杜邦坐在他的书房里，正在擦洗自己的手枪。

他小心谨慎地操作。

他检查了机件，没有发现问题，就把弹夹重新装上，接着把擦枪布搁到抽屉里。杜邦是一个十分仔细的人，喜欢把什么事情都做得妥妥帖帖。

他站起来，在吸去脚步声的碧绿地毯上走了几步。这小小的书房里几乎没有可以踱步的地方。房间里四周到处是书： 法律的、社会立法的、政治经济的……在大书架左端的底层，排列着几本他本人撰写的同类著作。没有什么大不了，只不过他持有两三种特有的见解。谁能了解呢?那就算了，不了解就不了解，这可不会成为绝望到自杀的一个理由!教授含着微笑，略带轻蔑的神情，回想着刚才他手里拿着手枪时的情形，忽然产生一个古怪的念头……人们会相信这是一件意外事故。

他在书桌前停下，最后看一下自己刚才写的那封信，这是写给一个对他的学术理论发生兴趣的比利时同行的。这封信写得清楚简洁，但缺乏感情，只是提供了对自己的理论观点必不可少的全部解释。等吃完饭后，也许应当再添一两个比较热情的词句。

在下楼吃饭前，他想了起来，把手枪搁回床头柜的抽屉里。他用刚才心不在焉地放进抽屉里去的那块擦枪布，把枪小心包好。最后，他把书桌上有罩的大台灯熄掉。这时是晚上七点钟……

当杜邦返回楼上准备写完那封信时，发现凶手正在等候他。刚才把手枪放在口袋里就好了……可是，谁能证明杜邦正好是这一天检查手枪的呢?他可能早已把卡住的机件的旧弹壳拿掉了。警察局化验室仅仅指出手枪“保养得很好”，缺少的那一颗子弹是“最近”发射的，就是说，是在最后一次擦洗后发射的——这可能是几个星期以前，甚至几个月以前的事。可是，罗伦却硬说杜邦是在昨天才想起擦洗的，以便晚上应用。

现在瓦拉斯觉得自己早就能够说服警察局长。这个人的论据往往毫无价值——他，瓦拉斯，肯定可以向其本人证实这一点，可是瓦拉斯不但没有去证实这一点，却反而被他推进一次次要的、无谓的——甚至是跟这桩谋杀案完全无关的讨论中去。当他想阐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时，他笨嘴拙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么一件跟秘密集团有关，而且在行动时间上计算得精确无误的大事，到了他嘴里竟显得是在那里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编得很不高明”。

他越讲下去，越觉得自己的叙述基本上是不可信的。也许，这并不是由于他措词不当，即使换了另一个人字斟句酌地叙述，结果也仍然如此;人往往只求把话讲出来，而不去管人家已不愿意再认真地听他讲这些话。瓦拉斯最近居然到了这样的地步： 再也不试图摈弃那些自然而然地从自己头脑中浮现出来的陈词滥调，因为归根结蒂，这类用语更能适应社会习惯。

最倒霉的是，他面对着的是警察局长那副带着捉弄人的神气的面孔;这位局长所持的那种毫无掩饰的不信任态度，把他煞费苦心制造出来的词句所具有的真实性一扫而光。

罗伦开始向他提出一些需要准确回答的问题。被谋杀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在政府里究竟起什么作用?他们突然大批消亡不会引起严重的空缺吗?为什么在沙龙中、报纸上和街头巷尾都没有引起什么议论呢?

事实上，这些问题是不言而喻的。这桩阴谋关系到一群人，他们人数不少，遍布全国。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并没有任何正式官职，他们也不被认为是政界人士;但是他们的影响却是重大而且通天的。这些人中有经济学家、财政专家、工业集团的首脑、工会组织的负责人、法官、工程师、各式各样的技术专家。这些人不愿抛头露面，平时总是深居简出;他们的名字很少为人知道，他们的面貌没有人认得。但是，那些密谋的恐怖分子却非常清楚，知道从这些人身上开刀甚至可以伤及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结构中的主心骨。直到现在，上面极力掩饰情况的严重性，不让已经备案的九桩谋杀案宣扬出去，其中有几桩甚至作为意外事故来处理;报纸缄口不言;社会生活从表面上看，一切如常。由于生怕警察局这样庞大而分支甚细的机关会走漏消息，罗雅-都泽宁可不让警察局去负责对恐怖分子的斗争。这位内政部长更信任的是由自己直接控制的情报机关，最低限度，那里的工作人员对他个人是忠诚的。

瓦拉斯好歹把警察局长的问题敷衍过去，没有泄露主要的机密。但是，他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地位是软弱的。即使是干练的官员，也是初次听到这些暗中支配国家的第二线人物。这些没有人敢于议论的谋杀事件，这些在正规的警察之外的名目繁多的特工人员，这些诡秘莫测的恐怖分子，也会不知道如何对付……毫无疑问，这件事完全可能是无中生有地捏造出来的，而且可以捏造得以同样方式使人或者信以为真，或者无法置信;但是这两种相继出现的偏向，不管是哪一种，只能以同一的方式来改变事情的性质。

这位脸色红润、身体肥胖的罗伦，大大咧咧地坐在他那张官气十足的沙发上，由领工资的告密者和资料卡片分列两旁护卫着。他对瓦拉斯采取如此明显的否定态度，使这位密探突然感到连自己的生存也受到了威胁，认为自己不过是那个缺乏稳定性的组织里的一名成员，很可能和那个阴谋一样，只不过是一位部长过于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反正警察局长似乎已把他归于这类产物之中了。现在罗伦对自己的看法已深信不疑，因此再也不去注意说话的分寸，他认为这是又一次要处理一桩罗雅-都泽无中生有地想象出来的事件。但即使连费比乌斯这样的人都相信确有其事，也不足以使其站得住脚。此外，还有一些信徒，像马尔萨之流，就更加荒诞不经了——有人担心，他由于死心塌地信服罗雅-都泽，终于将在今晚七点半钟死于非命……

这位大商人参与其事，当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瓦拉斯带着死者的手枪走了。罗伦不想保存这件武器，因为留着它没有什么用处;既然是瓦拉斯负责调查，那么所有的“物证”理应由他保管。在警察局长的建议下，化验室把手枪还原到刚发现时的状态，就是说，手枪中仍然卡着一个妨碍射击的弹壳，然后把手枪交给了瓦拉斯。

瓦拉斯在街上走着。这个城市街道的布局一再使他感到惊讶。他离开警察局后，按照今天早上的那条路线向茹亚尔医生的医院走去，但是他觉得这次比早上走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个地区所有的街道都是一个模样，因此无法肯定自己是否丝毫不差地在按照原来的路线走。他担心自己走得偏左，以致错过了他要去的那条街。

他决定走进一家小商店去打听一下到科伦特街去的路。这是一家小书店，除书籍外还兼售信纸、铅笔和儿童绘画用的颜料。女售货员站起来接待顾客。

“先生，需要什么?”

“我想买一块柔软的橡皮，绘画用的。”

“好的，先生。”

第伯斯废墟的画面。

俯临城市的一座小山上，一个星期日闲暇的画家在柏树的阴影下，在凌乱的断柱中间支起了画架。他全神贯注地绘画，眼睛不断地从画上转移到实物上;他用一支纤细的画笔准确地描绘出大量的细节。这些细节，用平常人的眼睛是几乎看不出来的，但在画面上产生了一种惊人的明暗度，这位画家大概目光非常敏锐。在画面上，连砌在码头岸边的石头、山墙上的砖块，以至屋顶的青石瓦，均历历可数。在铁栅的拐角上，卫矛树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轮廓鲜明。在这后面，高出篱笆上有一株小树，它光秃秃的树身上的每一枝杈，向阳的一面是用色彩鲜明的一笔勾画的，背阴的一面是用黑色的一笔绘画的。至于橱窗里摆着的照片，是在冬天一个格外明朗的日子里拍摄的。这位年轻的妇人为什么要拍这幢楼房呢?

“这幢楼房非常漂亮，对吗?”

“是的，的确不错。可以这么说。”

她不可能在杜邦之前租过这幢房子，因为杜邦已经在那儿住了二十五年了，房子是他从伯父的财产中继承下来的。也许她曾在那里当过女仆吧?瓦拉斯想起老板娘愉快而诱人的容貌，三十岁左右，最多不超过三十五岁，丰满结实的身体，怪讨人喜欢的;红润的肤色、晶莹的眼睛、乌黑的头发。在这个国家里像这种类型的女人是比较罕见的——她使人更多地联想到南欧或巴尔干的女人。

“是的，的确不错，可以这么说。”

几声嗓音深沉的笑声，好像是在纵容自己开一个献媚的玩笑。这是杜邦的妻子吗?那可是怪事。罗伦不是说过她现在开着一个铺子吗?比她丈夫小十五岁……深褐色的头发，黑色的眼睛……对，就是她!

瓦拉斯从小书店走出来，走不到几公尺就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迎面竖着一个红色的广告牌：

经销绘画用品、餐具、办公室用品

这就是他午饭前从电车走下来的地方。现在，他重新沿着指示维克多·雨果小书店所在地的箭头方向，往前走去。

(林秀清　译)

【赏析】

《橡皮》是法国“新小说派”奠基人和代表作家罗伯-格里耶1953年的作品，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部小说。相比较于《窥视者》等后期的作品，《橡皮》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更具有可读性——至少这是一个具备了侦探小说所有元素的故事： 恐怖组织、杀手、受害者、侦探、嫌疑对象、跟踪调查、推理、悬疑甚至情节的突转等等。只是，在阅读时，我们又会觉得不太顺畅，似乎有些地方不太对劲。这些不太对劲的地方，就是罗伯-格里耶写作上独具特色的地方，就是这部小说无法归类于侦探小说的地方。

从节选的原文中，我们就能找到这些特色。

首先，是小说文本像摄像机般冷酷实录，不厌其烦地描述主人公所见的一切事物，而不是像一般的侦探小说一样更多地关注和案件有关的内容。

开始时，瓦拉斯进入邮局想调查那个巴克斯太太和醉鬼所说的、在案发当天出现的可疑人物。作者详细地描述了他进入邮局后看到了邮局各个服务窗口的牌子，上面是受理的服务项目。一共六个窗口，每个窗口上所有的字都被记录了下来，里面当然有重复的地方，但作者丝毫不在乎。了解格里耶的读者都知道，这是他一贯的风格。虽然较之其他成熟期的作品，这里的表现略显简单，但他的“物本主义”特征已经初见端倪。

其次，是对于整个谋杀情节的一再重复陈述，而且每次都有细节上的不同，于是整个过程就在不断重复中充满了迷惑，案发过程取代主人公担当了故事的主角。而在一般的侦探小说中，情节总是环环相扣，富有逻辑性地指向最后的真相的。

节选部分中，当天晚上发生在杜邦书房里的事件就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警察局长的推测——杜邦是自杀的;一个是侦探瓦拉斯的推测——因为他了解恐怖组织的目的，所以无法相信杜邦是自杀的。

其实，在小说中，这样的情况或繁或简地出现了约24次!包括酒店里人们的议论(发生了盗窃案，杜邦死了，有人还弄错了人)、凶手对谋杀场面的回忆以及设想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将如何完成任务(他并不知道结果到底是怎样的，但是他猜测自己并没有完成任务，并因此焦虑)、报纸新闻对此事的报道(入室盗窃，杜邦死于非命)、打电话叫医生的女仆在当时的描述(杜邦手臂受了轻伤)及她在接受调查时的再次描述(杜邦当时情况还很好，根本没受大伤，在医院死去只能是医生杀死了他)、杜邦自己的计划(决定装死，并安排好一切)、警察局长罗伦对杜邦的下场的设想(他肯定是死于自杀)、医生茹亚尔对警察局长说的谎(杜邦的伤口看上去并不严重，没想到是非常严重，所以没有能活过来)、商人马萨尔向警察局长报案时的陈述(他知道杜邦未死，却又不能说，总是怀疑有人要杀他)、警察局的某一侦缉人员对于此事的结论(杜邦有一个私生子，因为一直得不到他的承认而愤怒地杀死他)以及瓦拉斯的多次推理(他始终不知道杜邦还活着)……

这些重复出现的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因为叙述人的不同、时间的不同而有种种细节的变化，而且很多次都是突兀地出现，给阅读制造了障碍。我们也可以从节选部分中发现，每次类似的一些描述过后，侦探瓦拉斯都会去文具店买一块橡皮——虽然每次他都无法买到他真正需要的那块所谓“专供绘画用的、比较容易捏碎的、柔软的”橡皮。这个意象仿佛告诉我们，他始终无法把握事情的真相，始终无法得到他所真正需要的情报。“橡皮”的出现似乎毫无意义，却是一种暗示： 瓦拉斯多么希望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对于谋杀情节的种种迷雾般的说法统统擦去!

而读者其实是在一开始就了解事情的真相的，因为杜邦在茹亚尔医生处对于自己假死的安排很早就交代了。于是小说中所有的人因为种种局限而为案件设置下种种迷雾，使得作品产生一种反讽的效果，尤其是在瓦拉斯因为相信了马萨尔的报案，埋伏在杜邦家，并最终杀死了杜邦本人时，这种反讽达到了顶点。

最后，小说中的侦探瓦拉斯并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侦探，而在一般的侦探小说中，侦探总是揭露真相的聪明、强大的人物。

我们无法质疑瓦拉斯极力想要完成任务的认真态度——邮局、警察局都要到8点才开始上班，他却从6点就开始在城市里行走调查了。只是，他的调查却显得并不那么高明： 他常常问路，总是想隐藏自己的身份，于是不得不编造谎言，而这些谎言总是相当牵强，以至于他本身遭到了别人的怀疑;他虽然一直在调查，却显得漫无目的，他显然应该先去找当事人——医生茹亚尔，却一再拖延，问了一些无关的人物，被一次次引入歧途。读者跟着他走进警察局找局长， 走进医院找医生却没碰到，走进杜邦家找女仆，走到居民楼调查，走进酒店找醉鬼，走进邮局拿到不属于他的信，再次走进警察局分析信件、盘问邮局工作人员，走进文具店、火车站继续调查……他疲惫的身影一次次出现，他在调查中的所闻、所见、所感读者跟着一一体会，只是所有这一切都显得琐碎而没有意义。

在节选部分中，我们看到瓦拉斯对于外界的影响也缺乏自己的判断力。警察局长罗伦一直主观地认为杜邦死于自杀，他的所有推测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作为内政部调查局的侦探，瓦拉斯清楚地了解其中的内情，了解恐怖组织为什么要谋杀杜邦，了解杜邦等被杀者在政府中的作用，也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他甚至懊恼自己为什么如此嘴拙，面对罗伦时不能很好地反驳他的观点。然而，就在从警察局出来之后，他却因为罗伦的“自杀论”而对本来无可置疑的事情发生了怀疑。当他意识到文具店的老板娘可能是杜邦的妻子时，他居然就直接去找她了，而在这之后，他在她的文具店中开始调查杜邦是否有自杀倾向——这无疑是彻底受到了警察局长的影响，他完全偏离了自己的调查重点。

故事的结局是让人沮丧的，瓦拉斯居然因为相信凶手会在同样的地方杀死马萨尔而守候伏击，最终杀死了在谋杀中侥幸逃生的丹尼尔·杜邦本人。对瓦拉斯能力的缺失，小说给出的理由也相当荒谬： 他的额头大小不到标准的50平方厘米!当瓦拉斯到调查局报到的时候，他的领导“从抽屉里拿出一件古里古怪的器械，既像是能折叠的曲尺又像是量角器。瓦拉斯走近去把头向前伸出，好让费比乌斯按照惯例来量他的前额。这是规定非办不可的手续，瓦拉斯是知道的;他自己事前就已经用一把折尺好歹量过一番了： 他的额头大小稍微超过50厘米，这一最低限度的规定”。而在费比乌斯的一番计算(作者也相当详尽地记录了他计算的过程)后，结果是49平方厘米，瓦拉斯是否能留下，还得看他第一次任务执行得怎样。如今，当瓦拉斯失败了以后，他首先想到的还是他的49平方厘米：“只差一厘米——不过只差那么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无疑，格里耶在小说中运用了侦探小说的种种手法，却是在刻意地消解传统侦探小说的写法，因为在他心中，有一个小说的“新世界”正在等待他赋予生命。我们可以通过他后期的小说更多地了解他逐渐成熟和更具个性的手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实验性的小说中，如果我们更仔细一些，是可以品味出更多奥妙的。瓦拉斯拼命想要了解真相却又无法摆脱命运捉弄的情节，让人联想到的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王面对命运捉弄的情景。而一旦有了这样的认识，小说中则能找到更多隐约的印记，比方说小说扉页上索福克勒斯的句子“时间，自己决定一切，不由你做主，它已提供了问题的解决方案”;比方说酒店里酒鬼一直向瓦拉斯提出的谜语，让人联想到斯芬克斯之谜;比方说杜邦有一个儿子的情节和瓦拉斯曾到过这个城市寻找父亲的情节之间的隐秘关系等等。如果读者有兴趣开动脑筋的话，一定可以在小说中找到更多的谜一般的暗示，随之也会开拓出更多的解读空间。

(章晓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