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昭和二十三年(公元1948年)一月二十六日，一名男子冒充东京都卫生科的办事人员，来到帝国银行，谎称附近发生了流行性赤痢，而患者曾经到过银行，因此要求银行职员喝下他带来的所谓的预防药。几分钟后众人相继倒下，其中12人当场死亡，罪犯继而盗走支票并提走了现款。警察署开始侦破此案，并一度明确了侦察和抓捕的方向，矛头直指旧军部，即曾在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实验的部队人员。不料，案件审理中途却突然转向，一个无辜的画家成为替罪羊被带上了法庭。事实的真相则是，美国占领军正在利用旧军部的人员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和实验。由于担心这一行动计划会暴露出来，美国方面于是向日本官方施加压力，用掩盖真凶的手法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作品选录】

关于这一点，材料是很丰富的。在帝国银行犯罪时，凶犯丝毫不动声色，举止安详地量出了药液，经过精密的计算毒死了人。正如侦查纲要中屡次提到的，从他这种镇定神态可以推测出他以前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凶犯携带着据说主要是陆军研究所系统使用过的“驹込型”玻璃吸管。当场表演时那种喝药的方式也绝不像是外行人掌握得了的。凶犯自己把第一种药喝给人看，却没蒙受任何实际损害，这种谨慎的作法也需要精密的技术。

凶犯每次都说附近发生了赤痢或伤寒，假装前来消毒。事实上，帝国银行那次，附近的相田小太郎家确实发生了疑似斑疹伤寒的症状。在口供里平泽说他路过时看见了吉普车才想起这么说的，其实，吉普车是在巷子尽头，从大街上不大容易看见，况且吉普车是三点钟以前停在那儿的。(据同乘在那辆吉普车里的日本人——区里的职员——的证词，他们是在三点十五分左右回到区公所的。)因此，平泽不可能看到那辆吉普车。

对帝国银行凶犯说来，发生这种必须呈报并隔离的传染病可以说是他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侦查当局认为从凶犯所处的地位而言，他是能够得到东京都卫生局方面的情报的。但是难道只有东京都卫生局才收得到那样的情报吗?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了传染病，东京都卫生局必然会报告美军总司令部公共卫生科，因此，知道恶性传染病发生情况的不仅是东京都卫生局。

凶犯在现场曾提出帕克中尉(或是赫奈特、柯特列、马卡中尉)的名字。几个证人听得不大一样，但经调查，知道确有其人。

侦查纲要中说：“凶犯在现场所说的占领军中尉的名字中，有两个叫帕克和柯奈特。调查的结果，真有这两个中尉，并且他们确实担任过防疫工作。由此推测，凶犯也许和他们有关系——也就是说，当时参加过他们所从事的防疫工作。目下正根据以上线索努力侦查中。”

假若名字是胡诌出来的，即便由于偶然的巧合可能碰对一个，却不可能一下子就猜对两个真人的名字。凶犯是清清楚楚地晓得占领军防疫官的名字的。

从上述情况大致可以推测出毒杀犯是当时占领军所留用的搞细菌的日本旧军人或军队里的文职人员。这人的英语说得虽然并不流畅，但他曾使用英语这一事实，不是也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出他是个留用人员吗?当然，也未尝不可认为他也许是为了使人信服他确是奉占领军的命令而故意使用英语的，不过还是认为此人与占领军有关来得更贴情贴理一些。

为了进一步考虑这一点，现在把凶犯在四个银行里出现和定制山口二郎名片的日子开列如下：

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到四点(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犯罪未遂)。

昭和二十三年一月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十点(定制山口名片)。

同年一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取名片)。

同年一月十九日(星期一)下午三点到四点(在三菱银行中井分行犯罪未遂)。

同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下午三点到四点(在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犯罪既遂)。

同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半(在安田银行板桥分行把支票兑成现款)。

警视厅侦查纲要上说侦查凶犯时要注意的不是“日期”而是“时间”。所谓“时间”是指凶犯在这段时间内的行踪。但是我还想进一步提请大家注意凶犯是在星期几活动的。除了定制和取走山口名片的那两次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外，其余的犯罪日子都是星期一和星期二。侦查当局解释说：“由于头一天是星期日，星期一银行的业务繁忙，凶犯乘乱而来。”那么星期二又怎么来解释呢?我的看法不同。

能不能说由于工作关系，除了星期一、二的下午以外，凶犯抽不出身来呢?星期六、星期日两天(定制和取走山口名片的日子)，占领军系统的机构放假，因此，上午也可以去。但是由于工作关系，星期一、二两天他下午才有空。当时在占领军系统下工作可能是有这种情况的。在帝国银行犯罪的那个凶手，星期三、四、五大概整天都脱不开身。

比方说，让我们考虑一下凶犯在二十七日(星期二)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取支票时的情形。按照一般情况，凶犯总想乘着通告还没下来，尽快把支票兑成现款;因此，上午去总比下午去要来得安全一些。可是实际上凶犯直到下午三点半才出现。这就是说，星期二他下午才能抽出身来。那么也可以设想，既然凶手是去犯这么重大的案子，也许会请假去干吧?但是在犯案的当天请假，嫌疑就更大了。

其次，凶犯选的是附近有不少房子在空袭中被炸毁了的偏僻的小银行。这种银行里也不过有二三十名职员，也就是说，在掌握人数这一点上大概刚合适。他的行动范围呢，北自板桥，南至品川附近(荏原);椎名町和中井在这两者之间。为了定制名片，他还在银座出现过。他的行动范围诚然可以说是遍及全东京都的南北了。当然，他是在不同的日子去的。但是如果他下午才能离开岗位(而且他总是在三点以后才到现场)，在那以前抽不出身，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种机动性。

尤其是他到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作案那次，刚下过雪，路很难走。

替平泽辩护的人说，平泽当时不在现场，因为五十七岁的平泽不可能穿着胶靴在短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这种论断也值得参考——也就是说，我认为凶犯大概是利用了吉普车才会有这种机动性。

凶犯订下周密的计划，在银行里作了案。他一定也曾担心正在作案时会不会有人从外面进来。比方说，虽然已经下了班，也许会有个顾客因事从便门进来，或是跑外勤的回来了。这种时候，只要有一个人从外面闯了进来，看到职员一个个地倒下去，那就万事皆休。那人一定会马上跑出去报警，凶犯就陷于困境了。既然凶犯订下了那么周密的计划，要是没有考虑过在这种场合该采取什么措施，倒不合情理了。他一定做好了准备，不会只靠侥幸行事。

比方说，可不可以这样地假定呢?凶犯是占领军里的高级工作人员，乘着吉普车来到银行附近，把吉普车停在不惹人注意的地方，然后走进银行去。只要外面罩上件便大衣，人家就不知道他里面穿的是什么了。事实上，尽管银行职员们记不清凶犯的服装，却说他穿着大衣。万一有人追赶，他就立刻跑上吉普车，开车逃跑。当时，占领军的吉普车用的是黄色牌照，日本警察是轻易不能盘查的;而昭和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初正是占领军最威风的时候。

可是，根据侦查纲要看来，当局最初找过汽车的线索，后来就放弃了。大概是因为只能以日本方面的汽车为侦查对象，占领军的吉普车当然不在侦查范围之内。

提起吉普车，开到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附近相田小太郎家的那辆，是不是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呢?由于相田家发生了疑似斑疹伤寒的症状，东京都卫生科的科员就陪同占领军军人乘吉普车来消毒，但那一次的伤寒并不是传染性的。辩护人曾提出，平泽在供词里所说的他看见这辆吉普车的时间，与事实不相符。且不说辩护人的看法，难道只因为有一家发生了传染病，占领军军人就会特意来一趟吗?这种事儿不是交给东京都卫生科科员去办就成了吗?而且车上还有个名叫亚廉的中士。

如果是大规模的消毒工作——比方说，上野车站地下铁道里聚居着无业游民，需要撒滴滴涕——还是可以理解的;只为了一家住户发生病症，占领军的中士就特意跑了来，这是值得怀疑的。

再说，正当“帝国银行事件”的侦查工作针对旧军人系统展开时，凶犯曾提到过的帕克和柯奈特这两个中尉却被调回本国去了。前面已经说过，不可能设想凶犯是偶然提到这两个中尉的名字的。即便凶犯和这两个负责防疫工作的中尉没有直接关系，也一定有某种关系。因此，如果从这两个中尉的身上开始调查，也许倒可能查得出真凶。可是不知由于什么缘故，这两个负责防疫工作的中尉却奉命他调，离开了日本。

提起回国的事，与平泽在“帝国银行事件”发生时的行踪有关的那个叫做艾利的军人，也同样被调走了。

平泽的二女儿当时和这个艾利交往很亲密。一月二十六日(“帝国银行事件”发生的那天)，艾利到中野区的平泽家来玩，当天傍晚平泽在手提包里装着蜂窝煤回家，艾利迎他进来。如果艾利出庭作证，就可以证明平泽不可能去过帝国银行。

调查出勤表的结果，证明一月二十六日确实是艾利的公休。因此日子并没有记错，艾利是来玩过的。可是就在平泽被逮捕后不久，这个艾利也被调回本国去了。这样一来，艾利在日本出庭作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

辩护人曾要求让在美国的艾利作国际公证，裁判所却不予受理，因而使人感到艾利的回国和前面所提到的帕克和柯奈特两个中尉被调走，都是出于一个目的。

那么，我所设想的凶犯究竟是属于美军总司令部的哪个部门呢?

可以有以下三种假定：

一、 凶犯可能是现役的作战训练部所辖机关的严加保密的石井小组的正式成员。

二、 他所属的部门虽然不能说与上级机构毫无关系，它本身却并不是上级机构，并且与战后所进行的秘密作业(细菌战术)没有直接关系。

三、 凶犯曾经是第七三一部队(关东军防疫供水部，即石井部队)或是第一〇〇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骨干，就他的职务来说，他知道“硝酰”这种毒药，也能够使用它。他晓得战后的秘密作业，但与这一作业没有公开的关系。

其中第三种假定的可能性最大。下面这种设想是不无根据的： 当警视厅向这方面进行侦查时，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的“反间谍队”或公安科对日本方面做了某种暗示。

事实上，警视厅根据最初的侦查纲要已向旧军部有关方面展开了正式的侦查，以警视厅原有的实力，大概不久就能够逼近真凶的身边。但是一旦查出凶犯，那就等于让日本方面知道正在作战训练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秘密作业。因此，美国方面大概痛切地感到有必要改变警视厅的侦查方向。美军总司令部就施加压力，要求警视厅打断根据侦查纲要所确定下来的主线。这就是我推想的情况。

当时，全国从南到北，以至日本海沿岸，凡是个人开业的或医院里的医生中有过上述经历的，警察机关暗中一律进行了侦查。(参照上述侦查纲要中关于名单的部分。)

美军总司令部之所以不愿意警视厅把侦查的手伸到凶犯身边来，估计是由于石井小组——美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部的最高秘密作战计划之一，即CBR计划的C项(细菌)——的作业处于绝密状态。要是在日本警察的侦查之下暴露出这个小组在做些什么工作，就会造成很大困难。

只要稍微透露出这个小组的存在，马上就会有被新闻界——尤其是驻东京的合众社和美联社——把消息拍发到全世界去的危险。实际上，当时美军总司令部曾要求日本方面尽快解决“帝国银行事件”。表面上他们是催促警视厅早点结束这个空前的惨案，骨子里大概是希望乘侦查的手还没伸到旧军部来之前，好歹逮捕一个“凶犯”了事。

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一向不被警视厅主流派所重视的居木井名片班从北海道把平泽贞通逮捕了来。此人本来就患着克尔萨珂夫氏病，神经已经有些错乱了;对于检察官的盘讯，总还做了三十天的抵抗，但是终于变成半疯狂状态，屈服了。对美军总司令部来说，这么一来事情就如愿以偿地解决了。

还有一件对美军总司令部有利的事： 这个平泽贞通过去犯过日本堂欺诈案。警察在押送平泽的途中，对他十分残酷，舆论本来对平泽抱着同情，曾提出侵害人权的抗议。但是一旦欺诈案披露出来，舆论对平泽的同情急剧地起了变化，开始认为他是真凶了。在这里再说一遍，欺诈和凶杀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罪行。检察当局却在“犯过案的人”这样一个概念下舞文弄墨，于是，平泽贞通败诉了。

侦查纲要上所强调的方向才是解决“帝国银行事件”的主线。由于平泽被捕，这个主线急剧地转移了方向。侦查总部是不是因为碰了壁，才把矛头忽然转向平泽的呢?为了好歹把这个案件了结掉，非找到一个“凶犯”不可。——我这种猜想难道是荒唐无稽的吗?

这个案件的侦查告终后，出席结束会的美军总司令部公安科主任、警察行政官赫·斯·伊顿曾对侦查当局的活动大加称赞说：“诸位克服了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出色地解决了‘帝国银行事件’，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由于诸位给嫌疑犯上了手铐，在押送途中让新闻记者采访，曾受到侵犯人权的责难，但这只是不知内情的人随便说说罢了。”他这话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

警视厅知道在“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毒药像是旧军部里制造的丙酮合氢化氰。辩护人也同样知道这一点。辩护人曾要求让原来在第九技术研究所当科员的伴繁雄中尉出庭作证。据说旧军部过去在上海用这种丙酮合氢化氰做实验时，伴中尉也曾在场;但是检察官不予受理。而且听说当时检察官对辩护人说过：“那样一来，可就要碰到美军总司令部的墙壁了。”

那么，在上海做的究竟是什么实验呢?现在人们传说的是这样一个内幕：

被用来作实验的是中国俘虏，地点是在上海特务机关的一个房间里。那是昭和十八年十月的事——当时战局已经对日本不利了。俘虏每三个人被关到一间密室里，由宪兵布置了严密的警戒网。穿着白色手术衣的军医站在他们当中。他是冒牌军医，实际上是第九技术研究所的成员。

戴着红十字臂章的卫生兵(这也是总部特意派来的宪兵)跟在军医后边走进来，马上对俘虏们说：“你们待过的收容所里现在流行着传染病。我们无法证明你们身上没有带细菌。如果病发作了，这个日本军事机关就要一道遭殃，你们害病也不好受吧。因此，今天军医带来了预防药。该怎么喝，由我们来指示。第一种药这么喝，紧接着就喝第二种。”这么说着，军医和卫生兵就用跟俘虏们一样的杯子喝药，接着又喝了第二种。当然，军医和卫生兵的药早就暗地里做好了记号。不出所料，结果很顺利，俘虏们喝下第一种药之后，紧接着又喝了第二种。过了五六分钟，就开始感到激烈的痛苦，四肢马上抽搐，昏倒了，两三分钟之后就都断了气。氰化钾使人马上毙命，而这种毒药喝下去五六分钟才死，它的效果就这样试验成功了。

使用这种药的目的是： 潜入敌区的情报人员被捕后，乘敌人不备时，把看守害死，好赢得一段宝贵的时间来逃跑。据说还准备战败时服它来自杀。也就是说，如果一喝下去马上就显示临死的痛苦，接着喝的人就会失去勇气。因此，特意把药制得五六分钟后才见效。

(文洁若　译)

【赏析】

日本作家松本清张和水上勉、笹泽左保被誉为“日本推理三杰”，其中松本清张更是被称为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一代宗师。

推理小说，是在日本形成并繁荣起来的新的小说形式。它脱胎于欧美的侦探小说，又具有独特的风格。推理小说不再限于热衷描写案件发生和侦破过程中的扑朔迷离，也不再把事件的因果和性质局限在个人家族的恩怨情仇与谋财害命之类上。以松本清张为例，他在自己的推理小说中，加入了现实主义的写实内容，从而增添了作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深度。小说的故事发展，经常被放置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里，倾力于表现日本政界、财界以及官场的黑幕，国内外各派势力的较量，及国际、国内政治事件背后暗藏着的大阴谋和大危机等。这一类题材的选择，也赋予松本清张的创作一种特殊的历史维度。

松本清张的代表作是《日本的黑雾》，其中包括12篇纪实性质的作品，都是就二战后美军占领期间，发生在日本的一些著名的谋杀、暴行或冤狱事件提出质疑和推理的，着重揭露的是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的染指和操纵。《“帝国银行事件”之谜》就是其中一篇，节选的是此篇的第十六到十九章。曲折的情节和严密的推理，是松本清张小说的基本特点之一。通过节选部分，读者可以充分领略到作家那高超而冷静的推理能力和布局谋篇的从容有序。

对于帝国银行职员被投毒致死一案，日本警察署早期的调查和侦破都是卓有成效的，他们初步确定了嫌疑犯的职业和经历，拟订了具体的实施抓捕纲要。天罗地网撒下之后，只要一路跟踪收网，罪犯必定在劫难逃。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警察署突然风头一转，揪出画家平泽贞通，咬定此人是案件的真凶。作家对此提出了质疑。节选部分里，作家逐一抓住案件中的疑点，以科学分析的方法和逻辑推理，透析出错综复杂的现象所掩盖着的事件本质与社会基本矛盾。

分析案件的过程中，作家特别关注到“时间”这一重要因素。在侦探推理小说中，时间是极具魅力的。时间凝固了过往，挑战着当下，窥视着将来。罪犯在时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是检验侦探的眼力、头脑与智慧的东西。作家笔下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推理情节，也是在对时间迹象的核对和追索中展开着的。

松本清张是这部小说的作者，也是小说中隐了身的侦探，他条分缕析，在时间上做起了文章。经过一番周密的、循序渐进的思考梳理，他发现了帝国银行罪犯作案的时间规律。规律中包含着的统一性，往往暗示出某些信息，据此就有根据断定罪犯的职业是占领军(美军)系统机构的人员。同时，作家还针对罪犯能够说出占领军中尉的名字这个细节，进一步佐证了自己的推断。这还不够。高明的侦探，高明的作家，都不会在掀起第一排浪花后就浅尝辄止，于是松本清张又耐心而充满说服力地为读者推理出罪犯所属的具体部门。

地点环境和人物关系，也是侦探推理小说中另外两个重要的突破口。节选部分中，详细分析了罪犯企图实施犯罪计划的几家银行的地理分布，圈定了其活动的最大范围，找到了替罪羊画家平泽贞通的私人交往，留意到他患有克尔萨珂夫病即神经错乱的情况。随着作家触角的伸展，真相越发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假设要大胆，推理要合理。大胆立足于敏锐与睿智，合理立足于求实的作风，写成文字才真实可信。松本清张掌握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最新的政治线索，才可能对美国占领军方面在这个案件中充当的角色，进行有理有据的论证。他没有机械地罗列事件，而是聪明地利用了这些事件，在推理分析进行到某个关口的时候，才慎重地摆出一个证据，让自己的讲述和判断尽量做到无懈可击。松本清张力图让自己的作品成为百科全书，所以他在小说里面还穿插进很多与侦查相关的知识。在《“帝国银行事件”之谜》中，就包括了药剂学、细菌学、心理学等科学知识和日苏战争、中日战争等历史政治事件，丰盈了作品的容量。

松本清张曾经说过：“文学即暴露。”他是一个勇气十足、富于社会责任感、乐于伸张正义的作家。节选部分中，他揭露了日本旧军部在中国上海实施细菌实验的真相。虽然作家没有对此做出直接的批判，但是昭示真相本身就已经表明了某种姿态和情感。后面几章中，作家还写到日本的细菌部队在战争期间，如何散布细菌、传染疾病，然后观察实验结果，并且解剖尸体，以便调查使用细菌或毒药是否达到了目的等残忍的行径。同时，作家也揭露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传播细菌，造成鼠疫和天花横行，夺取无辜百姓生命的事实。对历史的尊重和正视，让作家看到了美国占领军当局和日本统治高层之间互相利用的关系。作家准确地找到了双方狼狈为奸的亲密动机，自然也就找到了帝国银行案件背后那不可告人的秘密。此刻，作家拨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从晦暗的材料堆积中努力揭开了被精心掩盖着的一汪毒水，把那臭气散开去，让所有嗅到的人被真相击中，而后清醒过来。

松本清张的写作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结构分明，思路异常清晰，读者的好奇心和知情欲也被越调越高。不管案件多么扑朔迷离，读者觉得，只要跟紧叙述者(作者)，就可以知晓一切，等待真相大白的过程非常享受。读者对作家建立起来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倚赖，得益于作家叙述事件和分析推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抽丝剥茧的能力。他运用精练的语言，在庞杂的案情中左冲右突，处处考量，不断拎出问题的关键，然后告诉读者。作家擅长心理分析，善于模拟当事人。他好像一艘潜水艇，潜入罪犯的心里，试图勾画出其思想活动，重现彼时情景。而这一切带给读者的正是痛快淋漓的阅读感受。作家牵引着整个局势，还原着事态本相。而那巧妙的构思和精练的语言，让他的作品成为一座高山，一方面，设下很多支路岔口，让案件迷雾横生;另一方面，又稳步开掘，充满自信地去寻找唯一一条正途。最后，他带领读者迈向巅峰。当整个事件终于水落石出时，每个人都深深吐了一口气，心灵受到巨大震撼，也获得了成功登顶后极大的满足。

松本清张的创作气势宏大，充满了阳刚之气。他的作品有紧张和急促，但是没有做作和故弄玄虚，反倒几近朴实无华;有冥思苦想，但是没有夸大和变态刺激，而是神情冷峻凝重。他不写血淋淋的凶杀场面，也不写龌龊的色情秘事，他把读者的注意力和阅读兴趣，全部集中到享受逻辑推理的特殊快感之中。阅读中真正持久的乐趣，不是来自感官，而是来自思辨。作家在进行逻辑推理和叙述情节的过程中，大量采用设问句式，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分析推理，接着得出答案，最后再对照事态发展来验证答案的正确与否。这种句式有利于清晰顺畅地交代事件，生动展现作家分析思考活动的曲折轨迹。对于推理小说，尤其是像《“帝国银行事件”之谜》这种线索庞杂交错、内幕晦暗复杂、枝节突兀横生的故事，松本清张熟练使用这种设问句式，的确是非常高明的写法。

(孙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