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日瓦戈是个孤儿，大学医科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并同托尼娅结了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在前线野战医院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日瓦戈从前线回到莫斯科。他欢呼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但革命后的莫斯科供应极端困难，日瓦戈一家濒临饿死的边缘，他本人又染上了伤寒症，不得不到托尼娅外祖父的领地瓦雷金诺村去。在那里，他遇见了性格坚强、外貌美丽的拉莉萨。相同的追求和品性让他们爱上了对方。不久，日瓦戈被游击队掳去当随军医生。过了一年多，他终于逃了出来，一路身心疲惫地回到拉莉萨的怀抱。此时，妻子托尼娅一家已流亡到国外。日瓦戈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于是他带着拉莉萨躲回空无一人的瓦雷金诺。在那里，他思考着人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为了保护拉莉萨的安全，日瓦戈听从了科马罗夫斯基的怂恿，让他带走了拉莉萨。日瓦戈只身返回莫斯科，贫寒地生活着，后娶了淳朴的玛丽娜为妻。此时苏联国内的政治气氛和人们的精神状态让他感觉异常郁闷，他过早地衰老了。一天，他心脏病发作，猝死街头。拉莉萨守在日瓦戈的遗体旁，深情地哀悼着他，之后又为他整理遗稿，但突然之间也失踪了。

【作品选录】

她的自我牺牲精神还不止于此。有时由于日瓦戈任性，他们竟陷入贫困的境地，这时玛丽娜怕他一个人在家里孤寂，便辞去了工作。好在单位里很器重她，在停了一个时期后，仍然乐意重新录用她。有时她听从日瓦戈的怪诞主意，同他一起上门给人家当杂工赚钱。他们给各层楼的住户劈柴，论工计酬。有些住户，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暴发的投机商和靠拢政府的科学界与艺术界人士，都开始安家立业。有一次，他俩往主人书房里送劈柴。他们穿着毡靴，小心翼翼地走过地毯，怕把木屑带进房间。主人旁若无人地埋头看书，连看都不看他俩一眼。他们干什么活儿，付多少工钱，都是由女主人负责。

“这个畜生在读什么，读得这样起劲?”日瓦戈很想了解个究竟。“他气呼呼地在用铅笔画什么?”他抱着柴火从主人肩头往下一瞟。桌上放着的小册子竟是他写的，还是以前瓦夏在高等美工学校时印的。

现在玛丽娜和日瓦戈住在斯皮里多诺夫卡街，戈尔顿在旁边不远的小布隆街上租了一间屋子。玛丽娜和日瓦戈有两个女儿： 卡普卡和克拉莎。卡普卡已经六岁多了，克拉莎只有六个月。

一九二九年的初夏很热。日瓦戈和戈尔顿只要走过两三条街就可到对方家里作客，不用戴帽子，也不用穿外套。

戈尔顿住的房间结构很古怪。以前这里是时装店的成衣作坊，房间分上下两层。这两层临街的一面是一整块玻璃橱窗，橱窗上用金字写着裁缝师傅的姓名和裁剪的衣服式样。里面是螺旋形楼梯连接着上下两层。

如今这房间已一分为三。

在上下两层之间用木板隔成了一间屋，但对这间住房来说，那扇窗子就未免太古怪了。窗子约莫有一米高，正好到地板，玻璃上还有残余的金字。从金字的空隙中望进去，可以见到室内的人膝盖以下的腿部。戈尔顿就住在这里。这时在他家的还有日瓦戈、杜多罗夫、玛丽娜和两个孩子。孩子个头小，从外面看进来，可以见到她们全身。玛丽娜过了不久就带着孩子们走了，屋里只剩下三个男的。

他们正在从容不迫、懒洋洋地闲聊着。他们从小就是同学，有着多年深厚的友谊，夏日里经常在一起闲聊。这三个人的言谈有什么特点呢?

有人谈话词语丰富，信手拈来，无论是谈话还是思考，都连贯自然。能这样做的只有日瓦戈。

两个朋友往往辞不达意。他们缺乏口才。有时在找不到适当词语时，他们就在屋里来回走动，使劲吸香烟，挥舞着双手，把一句话重复好几次(“老兄，这太不像话;一点不错，太不像话;是啊，是啊，太不像话”)。

他们没意识到，这种台词式的重复并不说明他们性格的爽朗和豪放，却反而证明他们知识的不足。

戈尔顿和杜多罗夫都是知识界人士。他们终日接触的是优秀作品、优秀思想家、优秀作曲家，听的是优秀的、永远是优秀的、昨天和今天都是优秀的音乐，而且只听优秀的音乐，但他们却不懂得，具有平庸的鉴赏力比缺乏鉴赏力更糟。

戈尔顿和杜多罗夫没认识到，就连他们对日瓦戈的责备，也不是出自对朋友的忠诚，也不是想对他施加影响，只不过是由于他们不善于自由思考，不善于随自己的心意驾驭自己的谈话。这场谈话就像一辆狂奔的车子，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们已经无法使它改变方向，最后非要碰上什么、撞上什么不可。所以他们的说教、开导，屡屡被日瓦戈顶回。

日瓦戈很清楚，他们的热情是一时的，他们的同情是靠不住的，他们的推理是机械的。不过，他总不能说：“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两位以及你们所代表的那伙人实在太俗气了，就连你们常挂在嘴边的那些人士和权威的才华和艺术也不例外。你们身上唯一有生气有光彩的东西，是你们曾和我一起生活过，你们认识我。”不过，如果他们自己能做出这样的自白，那该多好呀!于是日瓦戈只好静静地听下去，以免使他们感到不快。

杜多罗夫前不久才流放期满，首次归来。他恢复了公民权，这出乎他的意外。他获准重新在大学执教。

此刻他正向朋友们介绍他在流放期间的感受与心情。他谈得十分坦率真诚。他这样说，不是由于胆小怕事或出自别的考虑。

他说，对他起诉的理由、在狱中以及出狱后的待遇，特别是和检察官面对面的交谈，使他的头脑大为清醒，在政治上受到了再教育，他大开眼界，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

杜多罗夫的话，戈尔顿听得十分入耳，因为这些话都是一些陈词滥调。戈尔顿一再点头表示同情，并且同意他的看法。正是杜多罗夫这些教条式的说法和想法最能打动戈尔顿的心。戈尔顿误认为杜多罗夫用学来的套话表示的感情是人类的共同感情。

杜多罗夫的高尚言词完全合乎时代精神，但使日瓦戈气愤的也正是这些言词显而易见的虚伪性。一个不自由的人总把他所处的不自由状态理想化。中世纪的耶稣会教徒一贯耍弄这种把戏。苏维埃时代的知识分子把政治神秘主义当做知识分子的最高成就或者所谓“时代的精神顶峰”，日瓦戈听不惯这一套。不过他怕引起争执，所以对此只字未提。

然而，杜多罗夫曾讲到他的一个难友鲍尼法季·奥尔列佐夫神甫、吉洪^①的信徒，这颇使日瓦戈感兴趣。这个人有个六岁的女儿叫赫里斯季娜。敬爱的父亲被捕以及他后来的遭遇，对她是个重大的打击。“教士”、“被剥夺公民权者”等等字眼在她听来是一种耻辱。她在炽烈而幼稚的心里也许早已发誓要把她父亲身上的污点洗刷干净。她这样小，就提出了这个目标，并且矢志不移，即使今天，这种精神也会使她成为一个小小的虔诚信徒，拥护共产主义中那些她认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得走了，”日瓦戈说。“米沙，别生我的气。房间里太闷，外面又热，我连气都喘不过来。”

“你瞧，脚下的窗子都开着。啊，对不起，我们烟抽得太多了，我们总是忘记，有你在就不应该抽烟。这里的条件太差，我也没办法。你另外帮我找间屋吧。”

“我还是得走，米沙，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了，谢谢你们的关心，亲爱的老朋友。你们知道我不是瞎说。我的心血管硬化，这是一种病，心肌受到损害，变得愈来愈薄，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裂。可是我还不到四十，不酗酒，生活又不放荡。”

“你给自己念倒头经未免太早了吧。简直是胡扯!你还有得活呢。”

“现在，心脏微细出血的情况很常见，这种出血不一定致命，病人有时可以活下来。这是一种现代病，它的病因据我看是属于精神方面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迫经常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言不由衷，赞美自己厌恶的东西，称颂带来不幸的东西，日复一日，对健康不会没有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它是一种纤维实体;我们的灵魂像口中的牙齿一样，占有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不可能没完没了地对它施加压力而不受惩罚。英诺肯季，当我听你讲你的流放生活，你如何在流放中成长，又如何被改造过来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这正好像听一匹马在讲它如何被驯服一样。”

“我要为杜多罗夫说句公道话，你无非是已经好久没听到过人的语言，现在已经听不懂了。”

“很可能是这样，米沙。你们无论如何要放我走，请原谅。我觉得呼吸不畅，这不是吓唬你们，是真的。”

“别急。这不过是借口而已。我们不让你走，除非你先给我们一个直爽地回答才行。你是不是同意你应当改弦易辙，换一种方式生活?你准备怎么办?你应当把你和托尼娅、和玛丽娜的关系弄个清楚。人家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感情，会痛苦，而不是你脑袋中的一种任你捉弄的无形观念。再说，像你这样一个人无所事事，也应该觉得不好意思。你应当猛省，别再懒散，要振作起来，打掉这种莫名其妙的傲气，抛弃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狂妄态度，好好看看周围的环境。你要去工作，当你的医生。”

“好，我来回答你们。最近我也经常考虑这些事，所以我可以毫无愧色地向你们下个保证。我想，一切都会好的，而且为期不远。你们等着吧，我是说真的，一切都在好转。我非常渴望活下去，要活就得不断前进，向更高的方向发展，不断完善，并且为这个目标奋斗。戈尔顿，我很高兴，因为你为玛丽娜说话，这就像从前你为托尼娅说话一样。不过我同她们并没有什么不快，同她们之中任何一个都没发生过争吵。你先前曾责怪我，说我称她‘你’，而她称我‘您’，并且还用名与父名称呼我，好像我对此心安理得。不过，造成她这种拘谨的更深刻的琐细原因早已经消除，一切都很和谐，我们已经平等相待。另外，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巴黎又给我来信了。孩子们已经长大，和同年龄的法国小朋友在一起已经不感到拘束。舒拉快要在当地的小学毕业，玛莎快要进小学了，可我还没见过她。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他们虽然已经入了法国籍，但他们很快就要回来，而且一切都会意外地顺利解决。从种种迹象看来，岳父和托尼娅已经知道玛丽娜和孩子们的情况。我在信中没提起过这些事，他们一定是转弯抹角听来的。岳父自然会觉得是受了侮弄，为女儿托尼娅伤心。正因为如此我们有五年没通信。我刚回到莫斯科时，和他们还通过一个时期的信，但后来突然不再回我的信，联系中断了。现在，就在前不久，他们又开始给我写信了，大人写，孩子也写。来信充满温暖亲切之情。大概是心软了。托尼娅也许有了什么变化，新找到了对象。但愿如此。这情况我不清楚。我有时也给他们写信。不行，我不能再坐下去了，真的。我一定要走，否则我要憋死了。再见吧。”

第二天一早，玛丽娜跑来找戈尔顿，吓得面如土色。她找不到地方安置孩子，便一只手抱着裹得紧紧的小女儿，一只手牵着跌跌撞撞走在她身后的卡普卡。

“尤拉在你这里吗，米沙?”她惊恐地问道。

“他昨晚没回家?”

“没有。”

“那他是到英诺肯季家去了。”

“我去过了。英诺肯季到学校上课去了，不过邻居们都认得尤拉，他们说没见到他。”

“那他会到哪里去?”

玛丽娜把怀里的克拉莎放在沙发上，歇斯底里地哭叫起来。

她强忍着，没有放声痛哭，憋得全身都在颤抖。她竭力克制着自己，但当她实在克制不住时，泪水便像决口一样夺眶而出。热泪流在衣襟上、手臂上，流在她紧紧偎抱着的棺木上。

她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回忆起一串串的想法、看法、共同点和彼此的信赖，这一切在她的脑海中飘然而过，像天上的浮云，像他们往日夜晚的絮语。正是这一切曾带给他们鱼水般的欢乐。他们心意相通，这是一种出自本能的相互了解，是真挚的，出自内心的。

此时，这种感觉又充满她的心。她模模糊糊地懂得了死，但她在死面前毫不惊慌，并且有了死的准备。她仿佛在人世间已经生活过二十次，曾经无数次失去过日瓦戈，因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她在他遗体旁所感所做的一切，是恰如其分的。

啊，这是一种多么合乎心意的、难得的爱情，简直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相比!他们心心相印，就像吟唱那样和谐自然。

他们的相爱并非受到驱使，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情欲的奴隶”。他们之所以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那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天空的白云和地上的树木，都希望他们相爱;他们周围的一切，不论是陌生的路人，还是漫步时展现在眼前的远方田野以及他们居住和会面的房间，都为他们相爱而欣喜，甚至还超过他们自己。

啊，这就是使他们相亲相爱而结合的主要之点!即使在他们最美妙最忘情的幸福时刻，他们也从未失去过这种最崇高最动人的感情： 他们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感到他们就是这画面的一部分，他们属于这个美景，属于整个宇宙。

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这种共同性。因此，他们并不欣赏那种让人高居于大自然之上，要处处顺应人、以人为主的说法。他们觉得，已经变成政治的一些虚假的社会生活原则是不会长久的，是没有意义的。

她开始与他告别了，她用的是普通的家常话，活泼自然，不拘形式，打破现实的框框。她的话并没有什么意义，正如悲剧里的合唱与独白、诗语、音乐以及其他的程式没有意义一样，只是表现激情的一些程式。此刻帮助她进行这种非同一般的交谈的程式是她的泪水，她那些亲切、真情的话语都沉浸和漂游在她的泪水中。

她这些浸透泪水的话语仿佛是自然而然串连在一起，变成她温柔快速的喁喁低语，就像暖雨中湿漉漉的、光滑柔软的树叶被风吹动时发出的沙沙声。

“我们又聚在一起了，尤拉。上帝为什么又让我们相聚?多可怕，真令人难以相信!啊，我受不了!上帝啊!我要痛哭，我要痛哭呀!真想不到啊!我们居然又这样相逢了，总是那么突然。你一去，我也完了。这又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大事。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美、质朴的美，这些我们是熟悉的。可是天地间那些琐细的争执，像重新瓜分世界之类，对不起，这完全不是我们的事。永别了，我的伟大的人，亲爱的人;永别了，我的骄傲;永别了，我的水深流急的小溪，我多么爱听你那日夜鸣溅的水声，多么爱纵身跃入你那冰冷的浪花之中。你还记得我同你在雪中告别的情景吧!你竟然骗了我!没有你我能走吗?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违心而为的，是为了我实际并不存在的幸福。从那以后一切都化为乌有。天啊，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但你什么也不知道。啊，我干了些什么，尤拉，干了些什么哟!我罪孽深重，你一无所知!但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在医院里躺了有三个月，其中有一个月不省人事。从那以后我就失去了生活，尤拉。我悔恨，我痛苦，我的心没有片刻的安宁。不过我还没把最主要的事告诉你。我说不出口，我缺乏勇气。每当我想到我生活中的这一段，我会吓得毛骨悚然。我甚至怀疑我的精神是否正常。不过你知道，我不像许多人那样酗酒，我不会走上酗酒这条路，因为一个女人一喝上酒，那就完了，这种事是难以想象的。你说是不是?”

她还说了许多，痛哭、悲伤。突然，她抬起头，环顾四周。房间里早已经进来一些人，他们正在走动，忙碌。她走下小板凳，踉踉跄跄地离开棺木，用手掌揉着眼睛，像是要把未哭出来的泪水挤出来，甩到地上似的。

几个男人走到棺材旁，用三条麻披把棺材抬起。开始出殡了。

拉莉萨·费多罗芙娜在卡麦尔格尔胡同待了好几天。她和格兰尼亚清理日瓦戈的遗稿，但她没有把这一工作做完。她同格兰尼亚还作过一次谈话。这是她过去提过的，并告诉他一件重要的事情。

有一天她离开住的地方，便没再回来。看来是在街上被捕了。她也许死了，也许被送到北方数不清的普通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里，被编成代号列入名册。后来名册丢失了，她也被遗忘了。

(力冈、冀刚　译)

注释：

① 吉洪(1865—1925)，自1917年起任莫斯科大主教。因从事反苏维埃活动受审。1923年表示悔改。在遗嘱中号召信徒与苏维埃政权合作。

【赏析】

《日瓦戈医生》是一本厚重的、需要双手捧读的长篇小说。它同时又是诗，是歌吟，是散文，是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上空回旋着的呼喊——唯愿美、爱、真，要自由、艺术、生活!这是主人公尤拉·日瓦戈孤独的声音，也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孤独的声音。小说于1955年问世，于1958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谁能想到伴随荣耀同来的，竟是后续坎坷的命运?作家最终迫于国内压力放弃领奖，并在短短两年后郁郁而终，生命的弧线如极光划过，萧索地消失在他深爱着的俄罗斯大地上。这就是时代的力量，有些成就或被毁灭、或被曲解或被误读都因为“时代”凌驾其上。可是，在时代背后仍有人不舍追问，生活的意义在哪里?永恒之价值是什么?值得尊重和遵循的真谛还有哪些?作家借日瓦戈医生将告诉我们答案。

节选的是小说第二部第十五章“结局”中的两个片断。这两部分集中反映了日瓦戈的内心世界，以及那指引着他如何走在人生路途中的天性与信念。

前一部分是日瓦戈与两个朋友之间的交谈，这也是他猝死前留在世上最后的声音。此时国内战争已经结束，日瓦戈重返莫斯科。他又结婚了，但是他对事业和生活都不怎么“带劲”，无所事事却又莫名的狂妄，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友人戈尔顿和杜多罗夫很替他着急，语重心长地规劝他。然而他们不了解，日瓦戈与他们不是同类，他永远不会让自己的灵魂改辙。他爱的、他恨的、他向往的、他厌弃的，一如从前。

此时的莫斯科，乃至整个苏联，正延续着战争和革命时期形成的模式，惯性地前进着。狂热激进的行为、整齐划一的意识、革命口号式的空话、平庸幼稚的思想影响了很多人，也包括坐在日瓦戈面前的这两个童年的好友。而这些恰恰是让他痛苦的东西。在这一部分中，作家为我们描写出日瓦戈那越发沉郁的孤独身影。他不再年轻，可是依然倔强，对自由的寻求、对独立个性的渴望、对艺术的向往、对美的精神的追逐，一刻也不曾停息过。

对于日瓦戈来说，人生最大的价值不是服从而是拥有自由，自由地说话，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行动，自由地生活!如果说他和革命有所冲突的话，那他反对的并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本身，而是革命的洪涛巨浪里裹挟着的赤潮和暗流。正是这些赤潮暗流让人错乱疯狂，引发人们之间兽性的残杀，强权暴力最终夺走人们身心的双重自由。没有自由的人生，又岂可称其为人生?所以当杜多罗夫讲述他自己如何得到改造教育，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时候，日瓦戈厌恶地认为，这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的臆想和自欺。他尖锐地讽刺说自己好像在听一匹马讲它如何被驯服。马厩怎能是家?自由是人的权力!自由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灵魂上的。当初日瓦戈被游击队扣留做军队医生，尽管没有戴手铐脚镣，没有人监视，但是他还是不得不屈从于这种看起来仿佛是幻觉中的不自由。作家要告诉读者的是，自由首先是一种感觉和勇气，它支配着人的行为。后来日瓦戈打定主意逃出军队并顺利成功，那正是他追求自由取得的一次胜利。

正当大多数人在革命潮流中熔化了自己，成为红色幕布上的一抹的时候，日瓦戈一直固执地保存着自己的颜色，守卫着独立的思想。战争时期如此，现在也一样。朋友们赞美新时代、讴歌革命、说着合乎时代精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却沉默。杜多罗夫兴致勃勃地讲到一个小女孩，才6岁，却已经成为“虔诚的信徒”，坚定地拥护她未必真正懂得的那些革命真理。日瓦戈听来却只觉得可怕可悲。这样小的孩子，本应该天真烂漫，对世界充满新鲜的好奇，那稚嫩嫩的小心灵，应该是在轻松而放肆地去探询未知王国的一切机密中饱满起来才对。日瓦戈犀利而痛心地排斥当代这席卷一切的、销匿了个性、缺少理智判断的激情。天性中尊重个性、保有自我的人生理念，让他不可能放弃独立思考，人云亦云。这也注定让他成为现实中的另类、社会上的“异教徒”。他无法像戈尔顿或杜多罗夫那样，在生活中找到雀跃快乐的理由。他总是觉得“房间里太闷，外面又太热，我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他郁郁寡欢，心情沉重，不到40岁，却已经得了严重的心脏病。

在小说中，作家给予日瓦戈的身份是医生，更是诗人。日瓦戈曾经屡次谈论艺术创作，发表文学观点。即使是在战乱时期，他也坚持潜心写诗作文。这个身份的设置，可以看出作家的用意——不在于让人物平添风雅，而在于挖掘生活之诗意和艺术世界的真谛。节选部分中，日瓦戈表示了对戈尔顿和杜多罗夫代表的所谓知识界人士的蔑视。这些人资质平平，知识贫乏，语言苍白，却偏要对优秀的艺术做出评价。在他看来，“平庸的鉴赏力比缺乏鉴赏力更糟”。日瓦戈骄傲自己是真正懂得美的人，对美、对艺术的追逐贯穿了他一生艰难的历程。他反对战争，拒绝暴力，亲近大自然，向往自由，高扬个性，热爱纯真女性。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他对美的生活、对诗意人生的理解和索求。作家曾经说过，“艺术家是与上帝交谈的”。艺术家在探寻历史的真谛，聆听生活最深处的声响，揭示出现实与历史的洪流巨变中人的存在的悲剧性，揭示出历史进程的荒诞性。日瓦戈这样做了，作家自己也这样做了，而后两个人都匆匆谢世。文学模糊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留给读者的是对他们特立独行、悲壮地守护个性尊严，清醒地慨叹历史得失的无限悲悯。

节选前半部分中提到了日瓦戈当时的妻子玛丽娜，和流亡在法国的第一个妻子托尼娅。这两个妻子，和后半部分出现在日瓦戈灵柩前的情人拉莉萨一道，构成了日瓦戈情感世界中的华彩乐章。她们是日瓦戈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角色，他依赖她们，在她们身上得到力量和智慧。无论是赋予他才情的、心灵相通的拉莉萨，还是平实婚姻里娴静的托尼娅，以及陪伴他走过颓唐的最后时刻的玛丽娜，她们都在他最孤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留在他身边，给他慰藉。她们忠诚地爱着他，心甘情愿地伺候他，用柔软芳香的怀抱保护他，与他同悲喜，为他生儿育女。日瓦戈曾经慨叹：“上帝和女人是多么接近，多么相等啊!”和上帝接近的女人，是那永恒之光芒笼罩下的生命，是承接了造物的恩泽转而普照生灵的力量。女人是伟大的，还因为女人都是圣母，她们无私奉献，养育生命。在这里，作家表现出对于女性的热爱与敬畏。

拉莉萨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我们看到，她在日瓦戈遗体前的所思所想，简直是完美的诗篇。这一部分以诗化的语言，以人物内心独白似的方式，写出了拉莉萨失去日瓦戈后，心中的巨大痛苦与深深怀念。她回忆着两个人相亲相爱的结合点，重温着那让他们相守相依的共同性，骄傲与沉痛一齐袭上心头。

拉莉萨美丽丰盈，吃苦耐劳，聪颖脱俗。她是日瓦戈灵魂的栖息地，是他生命力的源头、诗歌创作的灵感。他们之间的爱情超越了庸俗的情欲，是建立在心灵的默契与天性的相通之上的，因而得到的是祝福而不是诅咒。对于日瓦戈来说，拉莉萨“就是生活、存在的代表和体现”，是大自然和俄罗斯母亲的象征。她历尽苦难，坚忍不拔，受人爱戴，但又经受着无法预见的、没完没了的深重灾难。所以他爱她，因为他爱这苦甜交织的生活，爱这蓬勃丰润的自然，爱这伟大温柔的祖国母亲。热烈纯洁的赤子之心告诉日瓦戈，这些才是世界上最可贵的财富，最值得珍惜的拥有。本能与本性的相同，思想与思维的一致，决定了日瓦戈和拉莉萨把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看作是心灵、艺术、美与大自然的浑然一体，“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美、质朴的美，这些我们是熟悉的。可是天地间那些琐细的争执，像重新瓜分世界之类，对不起，这完全不是我们的事。”他们是幽绿香润、自由自在的大森林中两只展翅欲飞的鸟儿，不肯在功利化的世界中改变心灵飞舞的方向。可是，森林不是天堂，天使不在身旁，他们终于各自跌落沼泽，一个早夭，才华萎地;一个失踪，为人忘却。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写出一个大时代里小人物的遭遇，也赋予他的小人物以超凡脱俗的灵性气质。而他的深刻在于，他在作品中清楚地指出，没有世外桃源或原始的森林，人的独立意识和个性反抗在强大的现实势力面前往往要以悲剧收场。

从节选部分能够看出《日瓦戈医生》总体上兼容叙事和抒情的独特艺术风格，既有对故事情节的展现，更有属于内心独白似的诗歌化、散文化的抒情呈示。这两种格调在小说里始终相互穿插。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主要作品是诗歌，在他身上，诗人的气质远远超过小说家的气质。他善于描写自然景物，用词准确优美;善于摹状人物心理活动，笔触细腻荡漾。作家不在意故事叙述的连贯，而是沿袭诗歌创作中的跳跃性和澎湃感，在故事情节的展开过程中，随时插入抒情性、评论性的段落，有时甚至以一些独立的章节，来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感情。这些抒情性、片段式的语言使小说丰富而充实，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阅读连续性的中断。

《日瓦戈医生》一度招来颇多争议，如今人们已经对它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认为它不是一部政治小说，而是作家从一个文学家的个性角度，对当时的集体意识进行的批判性思考。美国评论家威尔逊说：“《日瓦戈医生》体现的是革命—历史—生命哲学—文化恋母情结，它是人类文学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与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相辉映的诗化小说。”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孙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