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叫彼得·虚空，1919年在夏伯阳红军师中当兵，90年代初被关进了莫斯科疯人院。疯人院里，我一直做梦，梦见自己在大草原上，做夏伯阳的政委。或者说，夏伯阳的政委——我，日复一日地做梦，梦见自己在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的一个精神病院里，和另外几个知识分子，被当作精神病人治疗——因为他们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出路有自己的见解。当我冒充夏伯阳部队的政委时，我总是和夏伯阳讨论着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的话题。他让我把那些在精神病院的梦都记录下来。我还在夏伯阳引见下，遇到了精神大师荣格伦……在精神病院里，我与马利亚、谢尔久克、舒利克三个病人总是讨论着彼此的“梦境”。我们四个人在找寻出路、找寻精神寄托，却总是陷入虚空。最后，夏伯阳跳入了“绝对之爱的相对河流”中去，而我在精神病院中醒来。出院后我在大街上又遇到了夏伯阳的装甲车，上车不久，我又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风沙声。

【作品选录】

我们驶入一条由树枝在道路上方编织起来的隧道。这些树长得特别古怪，很像长得过于茂盛的灌木。隧道很长，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走得太慢，才有这种感觉。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映照在清晨最后的露珠上;绿叶是那么葱茏欲滴，赏心悦目，以致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迷失了方向，我觉得我们正缓慢地坠入一口无底的绿色之井。我眯缝起眼睛，这种感觉才消失。

周边的树丛是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我们上了一条通往山顶的土路。土路左边是平缓的山崖，右边是风化了的淡紫色石墙，非常漂亮，裂缝里长出一些小树。我们在这条路上又走了大约一刻钟。

夏伯阳双手拄着军刀，闭着眼睛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像是在沉思，又像是在打盹。突然他睁开眼睛，朝我转过脸。

“你抱怨过的那些噩梦还来折磨你吗?”

“还跟从前一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答道。

“怎么，又梦见那座医院了?”

“唉，如果只是梦见就好了，”我说道。“您知道，跟所有的梦一样，我梦里的一切总是变化多端。比如说，今天我梦见了日本。可昨天我确实梦见了医院，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在梦里到处乱搅和的刽子手竟然请求我把在这里经历的一切都详细地写在纸上。他说这是工作需要。您能想象得到吗?”

“我能，”夏伯阳说道。“可为什么你没有听他的呢?”

我惊讶地望了望他。

“您怎么，真的建议我这么做吗?”

他点了点头。

“为什么?”

“你自己不是说过，你的噩梦总是变化多端嘛。你在梦中反复从事的任何一项单调的活动都可以让你在梦中创造出一种类似于固定中心的东西。这样的话，梦就会变得比较真实。没有比在梦里做记录更美妙的事了，你简直无法想象。”

我陷入沉思。

“可是，我要那些噩梦的记录有什么用呢，如果事实上我想挣脱它们?”

“正是为了挣脱它们。因为可以挣脱的只能是某种真实的东西。”

“就算是这样吧。那么，我可以把这里发生的一切的一切都写下来吗?”

“当然可以。”

“那么在我的记录里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夏伯阳笑了起来。

“不，彼得卡，你不会白白地梦见精神病院的。你在你梦中做的记录里如何称呼我有什么区别吗?”

“确实有，”我说道，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白痴。“我不过是担心……不，我的脑子确实有点问题。”

“随便怎么称呼我都行，”夏伯阳说道。“哪怕叫我夏伯阳也行啊。”

“夏伯阳?”我反问道。

“为什么不可以，你甚至可以写，”他得意地笑着说道，“写我留着小胡子，然后再写我把胡子捋整齐了。”

他认认真真地用手指把胡子捋整齐。

“不过我认为，别人给你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现实的，”他说道。“你该着手记录自己的梦了，而且要尽可能趁你还记得详细的时候。”

“我不可能忘记，”我说道。“只有当你醒来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这是一场噩梦，可你在做梦的时候……甚至无法理解，什么实际上是真实的。是我们现在乘的四轮马车呢，还是那个镶着瓷砖、每天晚上都有穿白大褂的魔鬼来折磨我的地狱?”

“什么实际上是真实的呢?”夏伯阳反问道，随即又合上眼睛。“这个问题你未必能找到答案，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实际上’。”

“此话怎讲?”我问道。

“唉，彼得卡呀，彼得卡，”夏伯阳说道，“我认识中国的一个共产党员，名叫庄杰。他经常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是一只在草丛中飞来飞去的红蝴蝶。每次他醒来的时候，他都弄不清楚，到底是蝴蝶梦见自己在从事革命工作呢，还是这个地下工作者梦见自己在花丛中飞舞。就这样，这位庄杰在蒙古因怠工而被捕，审讯时，他说自己实际上就是梦见这一切的那只蝴蝶。由于是荣格伦男爵亲自审问，而他又是个理解力很强的人，所以下一个问题自然便是，为什么这只蝴蝶拥护共产党。庄杰说，蝴蝶根本就不拥护共产党。于是又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蝴蝶还要从事破坏活动。庄杰回答，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如此不成体统，以致你站在哪一边并没有什么区别。”

“把他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把他放到墙角，叫醒了。”

“他呢?”

夏伯阳耸了耸肩膀。

“想必是飞到更远的地方了吧。”

“我明白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明白了，”我若有所思地说道。

路又转了个弯，左边已经可以俯瞰城市的全景了。我看到了只是一个黄点的我们的庄园，还有我们穿行了很久的绿色林阴道。四面围拢的平缓的山坡构成一个碗状的盆地，而阿尔泰-维德尼扬斯克就坐落在盆地的底部。

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城市本身的景观，而是由山坡组成的盆地的全景;小城很不整洁，极像一个被雨水冲进大坑的垃圾堆。城中看不到人影，房子在还没有散尽的炊烟中时隐时现。我猛然惊讶地意识到，我是坐落在这庞大的臭水沟底部的世界的一部分，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稀里糊涂的国内战争，为了能在这存在的底层站稳脚跟，有人正贪婪地分割着那些破烂不堪的房舍、参差不齐的菜园、晾着五颜六色的内衣的绳子。我想起夏伯阳讲的那个中国做梦者，于是又朝下面看了看。面对凝然不动地呈现在周围的世界，面对探询世界的天空平静的目光，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 坑底的这个小城跟世界上的其他城市相比并没什么两样。我想，它们全都处在这样一些即便是肉眼看不见的盆地的底部。它们全都在地狱的大锅里煎熬着，而锅下的火就是人们所说的在地心汹涌澎湃的岩浆。它们全都是同一噩梦的不同版本。这噩梦无法改善，只能通过苏醒来摆脱它。

“如果像对待那个中国人那样把你从噩梦中唤醒，彼得卡，”夏伯阳闭着眼睛说道，“那你充其量也就是从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你永远都是这样摇摆不定。但是，如果你能明白，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那么，你梦见的是什么就根本不重要了。这样的话，你的苏醒才是真正的苏醒，永远的苏醒。当然，要是你愿意的话。”

“为什么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梦?”

“因为，彼得卡，”夏伯阳说道，“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存在啊。”

我们爬上了山坡，进入一片开阔的山地。远处的地平线上，连绵不断的低矮的山丘后面，耸立着一座座蓝色的、藕荷色的、淡紫色的山峰，而它们的前方是一大片花团锦簇的草地。花儿有些枯萎，色彩也有些暗淡，但由于实在太多，还是使得整个草地的基调看上去与其说是绿色，不如说是淡黄色。这景观如此优美，以致我有好几分钟竟然忘却了夏伯阳的话，忘却了世上的一切。

然而奇怪，我就是忘不了那个中国人。

凝视着马车旁边掠过的点点花丛，我在想象他是如何在花丛中飞舞的，是如何有时凭着陈旧的记忆一心要把反政府传单贴到麻黄树细小的嫩枝上的，又是如何每当想起自己早已没有什么传单就浑身发抖的。即便他有，又有谁会去读呢?

但没过多久，赏花就变得不可能了。

显然是夏伯阳给我们的马车夫发了信号。我们开始加速，马车周围的一切开始汇成一条条的彩带。巴什基尔人欠起身来，狠命地抽打着马，喉咙里还不时地喊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我们走的这条路纯粹是象征性的。路上生长的花也许比田野上少一些，而且路中央还看得出古老的辙印，但从整体上讲，要想断定它是存在的并不容易。尽管如此，我们几乎没受到什么颠簸之苦，田野平坦极了。穿着黑色制服、为我们不长的队伍担任殿后的骑兵们离开路面，追上我们的马车，在两侧列成两个分队。他们蜿蜒成一个长长的弧形，犹如我们的马车生出的两只狭长的黑翼，在草地上与我们并辔前进。

安娜和科托夫斯基乘坐的带机枪的敞篷马车也加快了速度，几乎追上我们。我发现，科托夫斯基在用手杖戳马车夫的后背并点头示意我们的马车。他们显然在跟我们比赛。他们一度险些超过我们。至少可以说是一度跟我们并驾齐驱。我发现他们的车身上有一个标记——一个用波浪线分成黑白两半的圆，两个半圆中又各有一个与其颜色相反的小圆。这好像是东方的一种符号^①。旁边是用白色油漆涂抹的两行粗糙的大字：

黑夜的力量，白昼的力量

都是一个鸡巴样

我们的巴什基尔人抽了一鞭子，敞篷马车随即被抛在了后面。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安娜竟然同意坐在这样一辆涂着污言秽语的马车里。转眼间我就猜到了其中的原委，并且确信，在车身上写这句话的就是她。实际上，我对这个女人实在太缺乏了解!

伴随着骑兵狂野的口哨声和吆喝声，我们的队伍马不停蹄地奔驰在原野上。这样走了大约有五六俄里，远处的山丘已经离我们很近，能看得清山上突出的岩石和生长的树木。脚下的原野也变得远不如开始时那么平坦了，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被连人带车抛到半空，我已经开始担心我们当中会有人被颠断脖子了。这时，夏伯阳终于从枪套里拔出自己的毛瑟枪，朝天上开了一枪。

“行了!”他吼道。“齐步走!”

我们的马车开始刹车。骑兵们像是生怕跨越了那条看不见的马车后轮的中轴线，猛然放慢速度，并开始逐个消失在我们身后。安娜和科托夫斯基的马车也落在了后面，几分钟后我们又跟刚开始时一样，远远地走在前面了。

突然我发现一根从山后升起的垂直烟柱，又白又浓，只有将成捆的草和湿树叶扔到火堆里，才会冒出这样的烟柱。最奇怪的是，它不扩散，就像一根高耸入云的白色圆柱。我们距离这根柱子不足一俄里;火堆本身被山冈遮住了。我们又向前走了几分钟，然后停下来。

前方横亘着两座不高但却陡峭的山丘，中间是一条狭窄的过道。两座山丘构成一道浑然天成的大门，而且相当对称，俨然两座耸立了许多世纪的古塔。它们犹如一条分界线，过了这条线地形与这边的就不一样，尽是连绵起伏的山冈。好像不一样的不只是地形。一方面，我分明感觉到有风扑面吹来，另一方面，却又分明看到显然离我们已经很近的篝火升起的烟柱是笔直笔直的，这让我困惑不已。

“我们干吗站在这里?”我问夏伯阳。

“我们在等，”他说道。

“等谁呢?敌人吗?”

夏伯阳沉默不语。我忽然发现我忘了带军刀，身上只有一把勃郎宁手枪，要是赶巧与骑兵交手的话，那我可就惨了。但从夏伯阳仍旧不动声色地坐在车上的样子来看，我们还没遇上直接的危险。我回头扫了一眼。科托夫斯基和安娜的敞篷马车停在我们旁边。我见到了科托夫斯基苍白的脸，他把两手放在胸前，一动不动地坐在后面的位子上。此时的他有点儿像出场前的歌剧演员。而背对着我的安娜正在摆弄机枪，我觉得，她摆弄那东西不是因为准备开火，而是因为坐在过分得意的科托夫斯基旁边让她难受。跟在我们身后的骑兵站得远远的，好像很害怕接近这道“土门”，我只能看到他们模糊的身影。

“我们到底在等谁呢?”我又问道。

“我们要见黑男爵，”夏伯阳答道。“我想，彼得，您一定会记住这次会面的。”

“这绰号怎么这么奇怪?我想，他总该有名字吧?”

“有的，”夏伯阳说道，“他的真名叫荣格伦·冯·斯坦伯格。”

“荣格伦?”我反问道。“荣格……伦，我好像听说过……他是不是跟精神病学有关系?是不是搞过符号阐释?”

夏伯阳用惊异的目光打量了我一眼。

“不是，”他说道。“据我判断，他蔑视一切符号，不管是哪一类的。”

“哦，”我说道，“我现在想起来了。就是他枪毙了您说的那个中国人。”

“不错，”夏伯阳说道。“他是内蒙古的保护者。人们都说，他是战神的宠儿。以前他指挥亚洲骑兵师，现在指挥西藏哥萨克特种兵团。”

“从未听说过这些部队，”我说道。“为什么叫他‘黑男爵’呢?”

夏伯阳沉思片刻。

“的确，”他说道，“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为什么不问问他呢?他已经到了。”

我哆嗦了一下，转过头去。

两座山丘之间的狭窄过道上出现了一个古怪的东西。仔细一看我才明白，这是非常古老而奇特的轿子，由一间轿厢、一个圆顶、四只长长的把手构成。圆顶和把手像是由年久发绿的青铜制成的，上面镶嵌着许多小巧的玉扣，好似黑暗中的猫眼，闪烁着神秘的光芒。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是谁不声不响地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的呢——只能认为是那些用自己的手掌将长长的把手打磨得溜光锃亮的不为人知的轿夫，他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到土门后面去了。

轿子立在四个弯曲的支脚上，这使得它不知是像祭祀用的器皿呢，还是像立在四个短木桩上的小屋。不过给人的感觉更像小屋，这从它印有花格的绸布帘子可以看出来。帘子里面隐约现出一个正襟危坐的人影。

夏伯阳从马车上跳下来，向轿子走去。

“您好，男爵，”他说道。

“您好，”帘子后面传来低沉的声音。

“我还有一个请求，”夏伯阳说道。

“我料想，您这次又不是为自己来的吧。”

“对，”夏伯阳说道，“您还记得格里戈里·科托夫斯基吗?”

“记得，”轿子里的人说道。“他怎么了?”

“我没法跟他解释清楚，究竟什么是智慧。今天早上他竟逼得我动用了手枪。凡是可以说的，我已经跟他说过很多次了，因此需要演示一下，男爵，让他开开眼界。”

“您的问题，亲爱的夏伯阳，太单调乏味了。您要庇护的人在哪里?”

夏伯阳转过身子朝科托夫斯基的马车招了招手。

轿子的帘子撩开了，我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淡黄的头发，挺拔的额头，冷酷而又无神的眼睛。尽管他留着两撇鞑靼人的唇髭，已有好几天没刮脸，但模样却很斯文;他的衣着看上去很古怪，不知是黑色的教袍呢，还是军大衣，式样很像半圆形领口的蒙古长袍。说实在的，若不是看见了他的将军肩章，我是永远也不会想到这是军大衣的。他的腰间挂着一把军刀，跟夏伯阳的一模一样，只是系在刀把上的穗子不是浅紫色的，而是黑色的。他的胸前并排挂着三颗银色五角星。他快速从轿子里走出来(原来，他几乎比我高一头)，并打量了我一下。

“这是谁?”

“这是我的政委彼得·虚空，”夏伯阳回答道。“他在柳树站那一仗里表现不俗。”

“听说过一些，”男爵说道。“他是为同一件事来的?”

夏伯阳点点头。荣格伦向我伸出手。

“很高兴认识您，彼得。”

“彼此彼此，将军先生，”我握着他那有力而干枯的手答道。

“就叫我男爵吧，”荣格伦说完转向走过来的科托夫斯基。“格里戈里，好久不见……”

“您好，男爵，”科托夫斯基回答道。“见到您我打心底感到高兴。”

“从您苍白的脸色来看，您见到我确实高兴，高兴得浑身的血液都流到心脏去了。”

“才不是呢，男爵，这是忧国忧民的结果。”

“哦，您又捍卫起旧的东西了。我不赞成。不过，我们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去走走怎么样?”

荣格伦朝土门方向指了指。科托夫斯基咽了一口唾沫。

“我捍卫的是荣誉。”他回答道。

荣格伦用探寻的眼光看着夏伯阳。夏伯阳递给他一个纸包。

“这是两份?”男爵问道。

“是的。”

荣格伦将纸包揣进衣服上的一个大口袋里，搂着科托夫斯基的肩膀，可以说是将他拖向土门的;等他们消失在门洞里，我转身问夏伯阳。

“土门后面是什么?”

夏伯阳笑了笑。

“我不想破坏您的印象。”

土门后面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过了片刻，男爵一个人出现在门口。

“现在该您了，彼得，”他说道。

我疑惑地望了望夏伯阳。夏伯阳眯缝着眼，肯定地点点头，且特别用力，好像是要用下巴将一只看不见的钉子钉进自己的胸膛。

我慢慢地向男爵走去。

我得承认，我开始害怕了。倒不是因为我感觉到了大祸临头。确切地说，这是对大祸临头的感觉本身，但不是那种决斗前或战斗前的感觉，毕竟那时你知道，最可怕的事情一旦发生，肯定就是发生在你身上。此时此刻，我的感觉是，大祸临头的不是我自身，而是我对自我的认知;我并没有预料到什么可怕的事情，但那个没有预料到什么可怕事情的我却突然让我觉得像是一个在深渊上方走钢丝的演员突然遇到了越刮越大的风。

“我给您看看我的营地，”等我走到近前，男爵说道。

“听我说，男爵，如果您准备像枪毙那个中国人一样枪毙我……”

“您说哪儿去了，”男爵说着笑了起来。“夏伯阳一定是给您讲了许多可怕的事。我不是这样的人。”

他拉住我的胳膊肘，向土门走去。

“我们在篝火中间走走，”他说道，“看看我们的战士怎么样。”

“我可没看见什么篝火，”我说道。

“没看见?”他说道。“您再仔细看看。”

我又看了一眼两座山丘之间的亮处。这时男爵猛地在背后推了我一下，我打了个趔趄，扑倒在地上。他的动作是那么突然，以致有那么一刹那我还以为自己是被他一脚踢倒的篱笆门。接着，我感觉到一阵视觉上的痉挛;我眯缝起眼睛，面前的黑暗中迸射出明亮的斑点，有种用手指挤压眼睛或头部剧烈晃动时产生的眼冒金星的感觉。当我睁开眼睛站起来的时候，这些火花还是没有消失。

我不知道我们身在何处。连绵的山冈，夏天的傍晚——所有这一切都不见了;周围一片漆黑，在目力所及的地方，闪耀着星星点点篝火。它们按照人为的次序严格排列，仿佛纵横交错的无形栅栏，将世界分割成无数个方块。篝火之间的距离大约有五十步，因此，坐在一堆篝火旁的人无法看清坐在另一堆篝火旁的人，只能分辨出一个个模糊的身影，但要确切地说出那里究竟有多少人，或是坐在那里的究竟是不是人，是不可能的。然而，最奇怪的是，我们所在的原野也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变化，此时此刻，我们的脚下是一块极其平坦的平地，上面好像覆盖着一层低矮的枯草，找不出一处凸凹不平的地方，这从周围的火堆构成的极其平整而端正的图案不难看出。

“这到底是什么?”我不知所措地问道。

“哦，”男爵说道，“现在，我估计，您能看见了。”

“是能看见了。”我说道。

“这是阴间的一个分部，”荣格伦说道，“是我的领地，进入这里的人大多生前是行伍出身。您大概听说过瓦尔哈拉宫^②吧?”

(郑体武　译)

注释：

① 即道教的主要标志阴阳鱼太极图。

②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奥丁神之殿堂，阵亡将士灵魂游憩地。

【赏析】

读完这部小说，让人有“我在这洪流中的何处?”的感觉。故事发生在何时、何地，让人捉摸不定。小说在两个时空上展开情节： 作为1919年夏伯阳政委的彼得·虚空;以及苏联解体不久，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彼得·虚空。到底哪个才是真实，哪个才是幻境，作者在结构上故意混淆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让我们游历其间，不知所措。

主人公虚空觉得自己在1919年是真实的，把精神病院的经历看作是纠缠着他的噩梦。夏伯阳与他讨论这件事时，叫他把这梦境记录下来，当作真实的事。作者借夏伯阳的口去告诉彼得： 人生如梦。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是世界文学中第一部情节发生在绝对虚空中的作品。”当然，这可能是作者故弄玄虚，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小说确实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且不管主人公在哪里，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时期都是俄罗斯历史的转折时期： 十月革命之后和苏联解体不久。在这两个风云巨变的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类似彼得·虚空的那种精神体验——探求出路，不知所措。所以说，主人公彼得的感受是真切的，是俄罗斯人所体验过的。一些历史事件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去评论。想要谈真实，却像在说荒诞的噩梦。俄罗斯的这两个时代，确确实实地产生过像主人公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思索、质疑社会的真实与虚幻。他们在神秘主义以及宗教里找寻答案，他们在酒醉后的胡言乱语中道出真实，他们寻找新的精神寄托，他们在梦幻中拼命寻找出路。当我们这样阅读时，倒是可以在这部“虚空的小说”中得到一些真实的体验。

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它的故事性，而在于通过荒诞的故事，给人真实感。我们都有这种体验，好的小说并不是因为作者所说的故事，而是因为他怎么去说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在《夏伯阳与虚空》这部小说中感受到真实的永恒。

这里所选的是小说第九章。夏伯阳带着彼得去找荣格伦，一路上两人探讨着梦与现实。“因为可以挣脱的只能是某种真实的东西”，这是夏伯阳，这个神秘主义者给彼得的建议。小说中，彼得与夏伯阳的交流更像是一个人精神层面的探索，总是玄之又玄的。佩列文借用了许多佛教与道教的东西，更是让这部小说充满了后现代之感。选段里，夏伯阳用了一个中国人庄杰的故事，看到这里，中国读者可能会心一笑。作者化用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庄周梦蝶的故事。当彼得问夏伯阳为什么他的那个被关在疯人院的噩梦是如此的真实时，夏伯阳提到了一个总是认为自己是只蝴蝶的中国人庄杰。作者想说的无非就是： 人生如梦。更有意思的是，彼得觉得1919年这个时代更为真实，但是夏伯阳却让彼得把他的那个90年代的真实的“噩梦”记录下来。当荣格伦登场时，我们越发感觉到这个故事场景的非现实性。荣格伦出现的这一章节是小说中非常精彩的一个章节。一种隐喻似的描写，似乎是幻境中的幻境一般。这隐喻般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命运的、精神的问题。小说中关于荣格伦对“内蒙古”的阐述就是这样一种隐喻式的，这里的“内蒙古”似乎就是神秘主义者和战士的虚幻的精神家园。“内蒙古”，不是在蒙古的内部，而是在看得见虚空的人的体内。小说中是这样来写的，这样又把读者带入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怪圈。当荣格伦带着虚空前往阴间时，“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引了进来。彼得·虚空的问题从“我活在哪里?”变成了“人为什么活着?”不管是十月革命时期也好，苏联解体之后也好，“我该怎么办，我能做些什么……”是所有俄罗斯知识分子追寻的问题。小说里并没有给出答案，作者试图引导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在小说中，到处充满了反讽与可笑的情节。通过这样一种隐喻式的描写，我们在阅读中，会时不时地思考，会时不时地会心一笑。

小说的结构是具有原创性的。一个人在两个时空里，有着不同经历，却有着相似的感受。这种历史的相似性，给了读者这样一种启示： 在短暂流变的生活中，一些精神体验总是相似的。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借鉴。本书真正要我们去做的就是对历史进行反思，反思十月革命，反思苏联解体。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现在的生活，避免重蹈覆辙。看完本书，我们都会体会到，尽管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中，虚空的体验似乎都是一样的： 找寻出路，但不得其所。而俄罗斯历史上的两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都在书中得到了哈哈镜似的反映。在诙谐荒诞的故事情节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悲剧性的气氛，一种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苦闷。

俄罗斯能走向哪里?改革之后的俄罗斯，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在阅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我们不禁会引发这样的联想。这也是现今俄罗斯人仍然在思考的问题。现在的俄罗斯会不会完全融入西方世界，是大家都关注的问题。小说避开现在的俄罗斯不谈，但阅读中，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现在的俄罗斯。这就是这本小说的魅力所在。

一个社会和文学上的过渡时期，能给人以想象和希望的空间，同时也会带来失落和彷徨的心境。作为过渡时期的作家，佩列文仿佛在通过自己的创作进行某种消解。不过，在他的消解之中有着淡淡的怀旧，在他的嘲讽之外又流露出深深的担忧。佩列文在小说中的语言颇为随意，带有较强的讽喻和调侃意味。作者试图通过对书中人物的夸张表述，反映过渡时期俄罗斯社会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这种表述，颇有当年果戈理“含泪的笑”的感觉，让读者在一笑之余，深深地感受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悲哀。

《夏伯阳与虚空》这部小说颇有争议，有的评论家推崇备至，有的评论家批判有加。不过平心而论，这部小说引人入胜，人物塑造和情节结构上都有很强的创新性。读者阅读时可能一时不知讲什么，但读完会受到启发。小说中反映的困惑和无奈，可以说是一个实际症状，小说里有，现实里也有。

(林　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