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14岁的柯韦什那天没有去学校上课，他的父亲要去服劳役了。父亲走了两个月后，柯韦什也被召去做工，给人当帮手。一天，去上班的路上，他和另外几个少年被警察带走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要去做什么。他们先去了海关办事处，之后，他们就去了宪兵队，随即他们被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然后转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又从那里去了蔡茨集中营。集中营的生活跟平常一样，有痛苦的时候，也有开心的时刻，但更多的还是平淡枯燥的生活。就在柯韦什准备放松一下自己的时候，他被遣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最后于1945年春，柯韦什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一起返回了匈牙利，但他却依旧想着“集中营的幸福生活”。

【作品选录】

还有一个变化也映入了我的眼帘，而且有意思的是，它主要体现在外人，比如说工厂里的人、我们的看守，或者顶多体现在我们营地里个别长官们的身上： 我发现，他们变样了。至少在我眼里，他们似乎变得特别好看了，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来解释这一点。后来从一两个迹象中我才明白： 是我们变了，只不过这一点自然比较难以发现。比如说，如果我看一眼柠檬邦迪，在他身上我看不出任何特别之处。但如果我试着回忆他第一次出现在队伍中并站在我右边时的样子，或是在劳动中第一次呈现在我眼前的他那身犹如自然课本附图般鼓出来和陷进去的、柔韧地弯曲着或硬邦邦地绷紧着的、上下滚动的肌腱和肌肉，前后比照一下的话，那我确实有点儿不敢相信了。这时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看来，时间有时会欺骗我们的眼睛。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没有注意到一个完整家庭的这一变化过程，譬如柯尔曼的家庭。然而，变化的结果却是很容易衡量的。营里每个人都认识他们。他们来自某个叫做基什瓦尔达的地方，这里还有很多人是从那儿来的，从这些人同他们讲话的方式和谈及他们时的神情，我推测得出，他们在国内一定很有名望。他们一家有三个人： 身材瘦小的光头父亲、一个大儿子和一个小儿子。两个儿子的面孔长得一点也不像父亲，但兄弟间却长得极为相像，都长着一模一样的金色胡子碴和一模一样的蓝眼睛，我想大概是像母亲吧。三个人总是走在一起，只要一有可能便手牵着手。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父亲时不时会落在后面，两个儿子得帮着他，抓住他的手，拖着他走。又过了一段时间后，父亲已不在他们中间了。而没过多久，那个小的也得让大的这么拖着走了。再后来，小的一个也从大的一个身边消失了。于是，那个大的只能拖着自己的脚走了。最近，我连他也见不到了。我说，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察到了，但如果我再深思一下的话，当时实际上并不像现在这样似倒片般地把一切都倒卷回去，以便在事后能把它总结出来，而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察觉，并一次又一次地适应新的程度的，这样一来我实际上还是没有觉察到。然而，看来我自己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有一天我正好看到“皮艺匠”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很随意地从厨房的帐篷里走出来(我知道他在那里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令人嫉妒的削土豆皮的好工作)，他一开始无论如何也认不出我来了。我向他证实说，我就是“壳牌”的那个我，并问他，会不会碰巧能有点什么可吃的东西，比如说剩饭、锅底儿之类的，因为他毕竟是在厨房里打工的。他回答说，他去找找看，还说他本人倒是没什么要求，但他问我有没有烟，因为厨房的工头“为了香烟简直快要发疯了”。我坦率地回答说没有，于是他走开了。没过多久我就明白，再等下去也徒劳无益，友谊亦非无极物，看来，生活的法则已为友谊划定了界限——这其实也很正常，自然是这样的。另一次，我却没有认出一个奇怪的人，当时他正跌跌撞撞地朝那个疑是茅坑的方向走去。他的囚帽滑到了耳朵上，脸上净是凹坑、尖峰和棱角，鼻子发黄，鼻尖上颤动着水珠。“奶油小生!”我叫他，但他却连头也不抬一下，只是拖着脚步，一手提着裤子，继续往前走去。我在想，还真是的，这原本我也不会相信。还有一次，我想，我看到的是那个吸烟的男孩，只不过他变得更黄更瘦了，眼睛变得更大了，目光却变得更狂热了。这段时间里，在晚点名和早点名时，块长的汇报中出现了那个后来变成经常出现的、只是总在数字上有点变化的说法：“两个在病房里”，或是：“五个在病房里”、“十三个在病房里”，以此类推。随后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离开”，意思是指缺席、减员、淘汰。不，在某些情况下，任何良好的意愿都是不够的。还是在国内时，我就曾读到过，假以时日，再加上一定的努力，即使是囚徒生活，人也是能够适应的。我不怀疑，这也是有可能的，譬如在国内，在一个规范的、正常的、那种平民式的监狱里(或者用别的什么词来形容它)。只是在一个集中营里要做到这一点，根据我的体验，还真是没有什么可能性。我可以斗胆断言，至少我身上并不乏努力，也不乏良好的意愿，问题是他们压根儿就不给人以充分的时间。

我知道，在一个集中营里有三种逃逸的方式或方法，因为我曾见到过、听说过或亲身体验过它们。我本人使用的是第一种方式，我承认，它或许是最不起眼的一种方式，但我所学到的是，我们的本性中有一个领域终归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拥有的、他人所侵夺不了的属地。事实也的确如此： 我们的想象即使在囚禁中也保持着自由。譬如说，当我的手摆弄着铁铲或铁镐的时候，我可以做到节约分配体力，总是只做最必要的动作，而自己却好像根本就不在场似的。然而，想象也不是完全无止境的，或者至少说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下才是无止境的，这是我的体验。因为说到底，劳同样的神儿，我可以到达任何地方，例如，加尔各答、佛罗里达，乃至世界上最美丽的所在。然而，这毕竟不够真实，可以说，我还是不能相信，这样一来大多数时候我都发现，自己只在家中。自然，这也并不比我在加尔各答之类的地方现实多少，只是我在这儿就能找到一些东西，即某种素朴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工作，它能够抵消我的劳神，由此也仿佛立即印证了这劳神似的。譬如说，我很快就意识到，从前我没有正确地生活，我没有很好地利用在家的日子，我有很多值得后悔的地方，真是太多了。比方说，我还记得，有时我在一些饭菜中挑挑拣拣，乱拨一通，之后把它们推到一边，仅仅是因为我不爱吃，此刻我却发现这是一个不可理解而又无法挽回的错误。还有在我爸爸和我妈妈之间的那种无谓的扯皮也都是因我而起的。有朝一日，如果我回家的话(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使用的也就是“回家”这个简单直白的词语)，那么路上连停也不会停一下的，就像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而只在意这个最自然不过的事实所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说，有朝一日，如果我回家的话，我无论如何也要了结此事，要有和平。我这样决定了。在国内时还有一些事情，我曾经因它们而感到心烦意乱，不管有多么可笑，甚至还因它们而感到害怕，比如说，害怕某几门功课，害怕这些课的任课老师，怕他们提问时我答不上来，最后是怕我爸爸，怕向他汇报成绩。现在我时不时回忆起这些曾让我害怕的事情，仅仅是为了在眼前想象着它们，从头至尾再体味一番，并微笑着把这当成一种娱乐。但作为一种我最喜欢的消磨时间的方式，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着待在家里的某个完整的、毫无缺欠的日子，尽可能是从早到晚的一天，想象时每每仍执著于素朴性。其实，花费同样的力气我甚至可以想象某个很特别的、很完美的日子，但我通常只想象某个糟糕的日子： 早上很早就得起床，得上学，要紧张地学习，要吃差劲的午饭，其中还有许多机会是我当时所错过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发觉的，我还犯过不少错误，可以说，现在在集中营里我都尽可能完美地把它们修复了过来。我听说过，现在也得以证实了这一点： 真的，狭小的牢房无法给我们的想象圈定一个翱翔的界限。但想象的缺点是，如果在此期间它把我带得太远，以至于我忘记动用双手的话，那么毕竟就在眼前的这个现实很快就会找到最有力、最坚决的理由让我重新感知到它的存在。

从这段时间起，我们的营里开始出现早点名人数对不上号的情况。今天，我们旁边的六号营房里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每个人都很清楚，这种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集中营里的起床令只叫不醒那些已经再也不可能被叫醒的人，而这些人就躺在那儿。这就是逃逸的第二种方式。谁能保证没有被它诱惑过一次，至少一次呢，尤其是在早上，当我们醒来见到，不，不是见到，是意识到又一个新日子已降临，帐篷里已很喧闹，周围的邻居们已经在收拾东西时，谁能保证自己总是那么坚定不移呢?我本人就不能，而且要不是柠檬邦迪不断从中阻挠的话，我一定会尝试一下的。说到底，咖啡并不是那么重要，而到了点名时我们已经在那里了——人们是这么想的，我也这么想过。我们自然不会待在自己的铺上(毕竟谁也不会这么小孩子气)，而是同其他人一样正常地、规规矩矩地起床，然后……我们知道一个地方，一个万无一失的角落，对此我们敢以一百赌一。我们已经在昨天或更早的时候就找到了、发现了、看见了它，是偶然发现的，当时既没有任何计划，也没有任何意图，只是在我们自己心里设想着。现在我们想起来了。比如说，我们爬到最底下一层床箱的下面。或是我们找到这个百分之百安全的缝隙、拐弯、凹处，这个保险的角落，然后我们在这里用麦秸、干草、毯子把自己掩盖好，在此期间脑子里不停地想着，点名时我们自己也已在那儿了——我说，有一段时间，我对此相当理解。大胆一点儿的甚至还可以这么想： 少一个人也是混得过去的。比如说，他们数错了，因为终究我们都是人;今天，唯有今天例外，只缺一个人不一定就很触目，而到了晚上，我们就会让人数对上号的。还有更胆大的想法： 在那个保险的地方，别人不管用什么手段都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们的。但真正铁了心的人连这个都不考虑，因为这些人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只要能睡上一个小时的好觉，冒任何风险和付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的。

但人家不大会给他们这么多的时间，因为早上一切都在快节奏地进行着。瞧，搜寻者们的队伍已经匆匆形成了： 站在最前面的是身穿一袭黑衣、脸刮得光光的、蓄着神气的小胡子、身上散发着香味的“营长”，德国监工紧随其后，再后面的是几个“块长”和“室长”。棍子、棒槌、弯把手杖全都在手上准备好了，一行人径直拐进了六号营房。从那里面传出了一阵混乱的喧哗声。几分钟后，搜寻者们已经发出了大获全胜的欢呼声：“嘘，别出声!”其中还夹杂着吱吱的叫声，那声音越来越细，到最后完全停息了下来。猎人们很快也出来了。他们把从帐篷里带出来的东西——从这里看过去已经是像一大团乱七八糟的破抹布似的一堆一动也不动的死东西扔到了队列边上，让它横躺在那儿。我努力不斜眼去看它。然而，一两个断裂的肢体，一两个即使是这样也能辨认得出的轮廓、特征和让人回忆的标记仍吸引着我，并强迫着我把目光转到那个方向，我认出来了，他就是从前的那个倒霉的人。随后是一声命令：“劳动突击队集合!”我们等着瞧吧： 军人们今天会更严厉的。

最后是逃逸的第三种方法，也是最符合字面意义的、真正的方法，看来也是可以考虑的，在这方面我们营地里也有过一例，是唯一的一例。逃跑的是三个人，三个都是拉脱维亚人，都极富经验，精通德语，熟悉地形，对自己的行动都很有把握。消息悄悄传了开来，除了赞同，除了私下里对我们的看守们抱有幸灾乐祸的心理之外，有些人甚至表现出了好奇，开始思忖如何效法他们，掂掇着各种可能性，但在这最初的躁动过后，可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他们感到相当气愤。大约已经是夜里两三点了，我们却还在因他们的行为而受惩罚、仍在晚点名的队列中站着，说得更准确些是摇摇晃晃地站着。第二天晚上，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又竭力不朝右看，因为那儿放着三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三个人，或者说是三个类似于人的东西。至于具体地说他们所展示的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他们脖子上挂着的纸牌上写着的那些粗劣的大字又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还是不感兴趣为好(但即使是这样，我也获悉了这一告示的意思，因为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营地中人们还时常提起这句用德语写出来的话：“乌拉，我又回来了!”)。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一个临时搭起来的东西——一个有点儿像国内后院里放的那种掸尘架的架子，上面有三根绳子，绳端结着圈——我明白了，看来它是绞刑架。晚饭自然是提都不用提了，立即是“集合!”，然后是“全营注意!”，“营长”就在前面声嘶力竭地亲自指挥着。行刑队的那一班人马都到齐了，又等了一会儿军方代表们也出现了。此后的一切都是按着那一套程序进行的。幸好行刑地离我们很远，在前面的盥洗处附近，我也没往那儿看。我注意的是左边，因为从那儿忽然传来了声音，是一种喃喃的祷告声和一种哼曲调的声音。我看见了队列里的一条向前伸出的细细的脖颈和它上方的那颗微微发抖的脑袋，实际上看到的主要是一个鼻子和一双此刻几乎是沐浴在某种不可思议的光芒中的、湿润的大眼睛： 他就是拉比。他的话我很快也听明白了，极为明白，因为队列里有许多人渐渐地都仿效起他来了。譬如所有的芬兰人，但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不知通过何种途径，它甚至已经传到并吞噬了临近的及远处的营房，因为我发现那里也有越来越多的翕动着的嘴和越来越多的谨慎地、幅度不大却又动作坚决地前后摇摆着的肩膀、脖子和头。与此同时，队列中的这喃喃祷告声虽轻得刚能听到，却如同某种发自地下的深沉声音一般持续不断地一遍又一遍地回响着：“Jiszkadal，vöjiszkadal”——这个连我也知道，这叫“kaddis”，是犹太人为死者所作的祷告。也许，这也不过是一种固执，是固执最后的、唯一的、或许是(我不得不明白)有些被迫的、可以说是规定的办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则是裁定了的、就像是判罚的、同时又是无用的办法，因为这祷告并没有给前面的刑场带来任何变化——除了绞刑架上那几个人最后的几下抽搐，什么也没有动，什么震颤也没有发生。然而，我还是得理解那种感觉，拉比的脸在此时简直是净化了，在它的力量的作用下，拉比的鼻翼也在奇怪地翕动。此时此地仿佛是他迎来了那个盼望已久的时刻，那个胜利的时刻，关于它的到来，我记得，他早在砖厂的时候就谈到过了。果不其然，此时我也不知为什么头一回感到自己仿佛缺了些什么，甚至有一丝嫉妒，此时我头一回感到有些遗憾，为自己不能够像他们一样用犹太人的语言祈祷而感到遗憾，哪怕只会几句也行。

然而，无论是固执、祈祷，还是各种方式的逃避，都不能使人摆脱掉一种东西——那就是饥饿。在家时我当然也曾有过，或者说我曾认为我有过饥饿的感觉;在砖厂、在火车上、在奥斯威辛，甚至在布痕瓦尔德，我都曾有过饥饿的感觉，但像现在这种如此持续长久的饥饿感我还从未体验到过。我变成了一个洞，一个空洞，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奋斗都是为了要消除和填塞住这个越来越贪得无厌的无底的空洞，使其停止叫嚣。我的眼睛只供此用，我所有的理智只服务于此目的，我一切的行动只听从它的指挥。如果说我没有吃过木头、铁块或砾石，那只是因为这些东西既嚼不烂也消化不了。但我已经试吃过沙子，一旦看见草，我是绝不会犹豫的，遗憾的是，无论在工厂还是在营区内，草都很难见到。一个小小的、尖细的洋葱的价格为两片面包，那些有办法的幸运儿还以同样的价格出售甜菜和大萝卜。我本人一般来说更喜欢后者，因为它的汁儿多些，而且个儿也大一点，但那些懂行的人认为，论营养价值和能量，还是甜菜的含量高。既然大萝卜那坚韧的肉质和辛辣的滋味更难以令我抗拒的话，谁还会去挑三拣四呢?至少，只要看到有人在吃东西，我就会感到满足，也能从中得到些许安慰。我们的看守们的午饭总是有人给他们送到厂里来的，我的目光绝不离开他们片刻。然而，我却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太多的欢乐： 他们吃得很快，连嚼也不嚼就三下两下地胡乱吞咽下去了，依我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另一次，我在一个车间的劳动突击队里干活，那里的师傅们是自己动手打开从家中带来的午饭包的。我记得，当时我久久地看着一只长满大骨节的黄色的手，看着它是如何从一只细长的瓶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出那些长长的绿豆角来的，我承认，自己也许同时还带着那么一点儿不确定的、某种朦胧的希望。然而，这只长满大骨节的手只管自顾自地继续在瓶子和嘴巴之间不断来回往返着，它上面的每一个骨节以及它的每一个接下来的动作我都很熟悉了……

(许衍艺　译)

【赏析】

2002年，诺贝尔奖文学奖被授予了一位匈牙利作家，因为他的作品“揭示了在一个人类逐渐乃至完全屈服于社会强权的时代，作为个体持续生存与思考的可能性”，这位作家就是凯尔泰斯。尘封二十载，《无命运的人生》最终获得了世界的认同。

和众多描写集中营生活的作品不同的是，奥斯维辛在凯尔泰斯的笔下，仿佛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另外一种场景，有友情，有仇恨，有痛苦，有悲伤，有嫉妒，也有幸福： 犹太人在赴死的路上谈笑风生，在集中营与看守们嬉笑打闹;小柯韦什为能吃到面包皮、能获得医院护理而心怀感激，没有哀伤，也没有自怜。年幼的柯韦什初到奥斯维辛，对一切都感到好奇，那里生活的井然有序和模式化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他也遵循着集中营里的规矩，从一开始就准备做一个好囚犯。凯尔泰斯身在其中，却又置身事外，以一种非常冷静的笔调，叙述着集中营中非正常之后的“正常的生活”。

小主人公柯韦什以旁观者的角度叙说在集中营里有三种逃逸的方式或方法这一段，就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了凯尔泰斯的这种白描式的叙述方式。

以一种正常人的逻辑来看，所谓的“三种逃逸的方式或方法”其实都是在极端的残酷之下做出的本能反应，但这种反应带来的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结果。凯尔泰斯冷静地叙述着，用一种最为常见的说话的方式。

“我本人使用的是第一种方式，我承认，它或许是最不起眼的一种方式，但我所学到的是，我们的本性中有一个领域终归是我们任何时候都拥有的、他人所侵夺不了的属地。事实也的确如此： 我们的想象即使在囚禁中也保持着自由。譬如说，当我的手摆弄着铁铲或铁镐的时候，我可以做到节约分配体力，总是只做最必要的动作，而自己却好像根本就不在场似的。”“但想象的缺点是，如果在此期间它把我带得太远，以至于我忘记动用双手的话，那么毕竟就在眼前的这个现实很快就会找到最有力、最坚决的理由让我重新感知到它的存在。”即使是对只有十多岁的柯韦什来说，繁重的劳动同样是集中营生活每日必须的功课，残酷而冷漠，稍有不慎，那些法西斯监工们的皮鞭和棒槌很快就落到了身上。但是还是不行，身体的疲惫无以复加，就只能用“想象”暂时逃脱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作为一种我最喜欢的消磨时间的方式，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着待在家里的某个完整的、毫无缺欠的日子，尽可能是从早到晚的一天，想象时每每仍执著于朴素性。”

这种逃逸，凯尔泰斯把它说成了“消磨时间的方式”!

而关于第二种，则是从早上点名人数对不上号开始。每个人都很清楚，这种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集中营里的起床令只叫不醒那些已经再也不可能被叫醒的人。而那些大胆尝试的人，“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只要能睡上一个小时的好觉，冒任何风险和付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棍子、棒槌、弯把手杖全部上阵，几分钟后响起那些神气的“身穿一袭黑衣、脸刮得光光的、蓄着神气的小胡子们”大获全胜的欢呼声，再然后，就是“看过去已经是像一大团乱七八糟的破抹布似的一堆一动也不动的死东西扔到了队列边上，让它横躺在那儿。”

真正的逃逸也曾经发生，唯一的一次。结果是，有着绝对把握的三个人，成为“三个类似于人样的东西”……

把如此残酷的场景，用如此平凡的方式叙述，叙述者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我们已经不想再去重揭疮疤。这些文字已足以让我们体会到那种心灵上的震惊和撞击!

“二战”期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无人道令听者都觉得心寒，虐待俘虏，用毒气使得大批的人像是毫无反抗能力的牲畜一样默默死去，残忍地剥下死者的头皮做成人皮地毯……也许在世间，再也找不出什么比这更觉得残忍的事情了。但是，集中营的生活在凯尔泰斯的笔下却是那样平常、平淡，“真正的囚禁其实全都是乏味的平常生活”。一群老弱病残被带到洗澡室，放出来的却是毒气;远处的烟囱冒着难闻的气味……这样的场景在他的眼中，是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感觉到自己仿佛冷不防置身于一幕荒诞剧中，并且不大清楚自己在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在1965年的《苦役日记》中，凯尔泰斯说，什么可称之为命运?自然是悲剧的可能性。我们的生命被外界的决定性——一种耻辱的烙印投进一个特有的极权主义的一个境遇中，我们的生命再被这种境遇挤压、扼杀到荒谬之中。奥斯维辛的经历是凯尔泰斯无法选择的，这是时代的悲剧，是他的命运，这样的经历对于他，是无法泯灭的痛楚，也是他人生最大的财富，“我是奥斯维辛魂灵的介体，奥斯维辛从我的心底在述说……我从这里赢得的……是我的生命，我近乎失而复得的生命。”凯尔泰斯曾这样说。

和书中的柯韦什一样，凯尔泰斯在14岁那年被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后被转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直到1945年美军解放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才有机会回到出生地布达佩斯。两年的集中营残酷的生活给了他永生难忘的经历，也在《无命运的人生》以及他之后的大部分作品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沉重感。事实上，这样的经历甚至一直是他很多作品的主基调。他曾说过，“当我构思一部新的小说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奥斯维辛。”

因为亲身体会，更能感受到集中营的残酷。因为深受其害，更希望世人不要忘记集中营曾经给人类带来的伤痛!那是一个时代的伤痛!

我国清代文学家张潮曾经感言：“古今至文，皆血泪所成。”生死边缘的感受全部来自作家的亲身体验，那种苦难之后的“平静”的描写，建立在怎样的感受之上?“我变成了一个洞，一个空洞，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奋斗都是为了要消除和填塞住这个越来越贪得无厌的无底的空洞，使其停止叫嚣。我的眼睛只供此用，我所有的理智只服务于此目的，我一切的行动只听从它的指挥。”“可以说，在经过了那么多努力、那么多无用的尝试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本人也找到了平静、安宁和轻松。”

没有备感痛苦的人生，就没有沉重的文学。文学，向来是弱小群体的呻吟之声。面对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该如何生存?凯尔泰斯用他的切身感受告诉读者，在“无法选择的命运”中，要学会生存与适应，为了生存，暂时的顺从甚至是必要的。

“对于种族大屠杀这一无法理解、无法纵观的事实，我们唯有借助于美学想象才能真正地建构想象”。在《谁的奥斯维辛?》一文中，他指出，“种族屠杀的材料从掌握者那里偷窃出来，然后生产出廉价的商品……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种族屠杀遵奉主义、一种种族屠杀感伤主义、一种种族屠杀的教规、一种种族屠杀的清规戒律及其仪式的语言世界，同时还形成了为种族屠杀消费而生产的种族屠杀产品。”一直以来，大屠杀就被以一种定格了的形象——一种万人唾骂的法西斯的残忍出现在读者和观众的视野中。但是在凯尔泰斯的笔下，奥斯维辛已经没有了这种表象，在仿佛如常的集中营生活中，他更多地注入了大屠杀对于一代人甚至是一个时代的伤害。

“写小说，因为我在寻找更为尖利的痛苦。”凯尔泰斯用他灵魂上的伤痛追寻着集中营的印迹。而我们读凯尔泰斯，读《无命运的人生》，就是在重读历史，在他的白描式的叙述中，在我们的心灵震撼中反思历史。

(从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