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年轻的萨林姆生长在非洲东海岸，他的祖先是来自印度西北部的穆斯林，后在此地定居经商。因不满当地生活方式和家庭生活，又恰逢他的朋友纳扎努丁要将店铺转让给他，于是萨林姆便驾车来到非洲中部，在大河湾的小镇买下店铺，独自经营。然而这里刚刚获得独立，满目疮痍。内乱结束后，小镇渐渐恢复生机。萨林姆抓住时机，加上经营有方，生意便好起来了。当局的“大人物”斥巨资在小镇边建起一座新领地。萨林姆在朋友引见下，结识了住在新领地的“大人物”的御用文人雷蒙德教授和他的夫人耶苇特，并与耶苇特发生暧昧关系。然而好景不长，动乱再次降临小镇，萨林姆为避祸去了英国，找到已移居那里的纳扎努丁，并与其女儿凯瑞莎订下婚约。他本想回到河湾小镇结束那里的生意，孰料极端主义势力却以国家信托公司的名义没收了他的店铺，还以非法拥有象牙的罪名拘捕了萨林姆。幸好有熟人相助，他才乘汽船逃离了这个城镇，在黑暗中漂流而下。

【作品选录】

在殖民时代刚刚结束之前，也曾有过繁荣期，急流边现已成为废墟的郊区就是那次繁荣遗留下来的。纳扎努丁说起过。他说有天下午他到急流边去看，觉得那里与其说是地产宝地，不如说是丛林，所以他决定把手上的地皮脱手。当时来说，他这样做是很幸运的。而现在，那片曾经一片死寂的郊区又有人进驻了。此地的开发，或曰重建，是这场繁荣的最重要特色，它导致了镇上房地产价值的重新升温。

人们在砍伐急流边的丛林，推土机开来了，把原来看上去永恒不变的废墟夷为平地。这都是大人物安排的。政府接管了这片地方，下令把这里建成国家的新领地，大人物想把那里建设成城镇。这一切都在转瞬之间发生。铜钱源源不断地在往这里流，使得我们的小镇物价普遍上涨。推土机发出深沉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急流声相互交杂，此起彼伏。汽船运来的是一船船的欧洲建筑师和技工，飞机也在运。凡·德尔·魏登旅馆现在几乎天天爆满。

总统所做的一切都有他的理由。他统治的这片土地上随时会产生敌对行为，所以他要新辟一块地方，他要让自己和自己的旗帜来统领一切。他是非洲人，却在欧式郊区的废墟上建立了一座新城。他还想建得比原来更加壮观。在小镇上，真正有所“设计”的现代建筑物就是凡·德尔·魏登旅馆。对我们来说，新领地的建筑更让人惊心动魄——巨大的水泥天窗，冲天的水泥大楼，五彩斑斓的玻璃。小一点的建筑，如居民楼、平房，和我们熟悉的房子差不多。但即便如此，还是比我们这里的房子好很多，墙外还有很多凸出来的空调机，如同滑下来的积木，看起来非常豪华。

即便有些房子装修完了，大家还是不清楚它们的用途。有人说这里要建一个新型模范农场和农业学院，有人说要建成大会场，为大陆服务，也有人说要建成度假村，给忠于总统的公民使用。总统本人那里并没有什么说法。我们带着惊讶的心情看着这些大楼一幢幢拔地而起。后来我们才明白，总统心目中的宏图已经庞大到他自己都舍不得说出来的地步。他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非洲。他要创造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奇迹。他避开了真正的非洲，也就是由丛林和村庄所构成的非洲，困难重重的非洲，而要创造出不比其他任何国家逊色的东西来!

这个国家新领地——还有其他地方的类似领地——被拍成各种照片，登在那些关于非洲的杂志上。这些杂志在欧洲出版，出资者却是包括本国政府在内的非洲政府。新领地照片传达出的信息是明确的——在新总统的统治下，奇迹出现了： 非洲人也成为现代化的人了，也可以造出水泥和玻璃组成的大厦，也可以坐到有仿天鹅绒椅套的椅子里。惠斯曼斯神父说过： 非洲式的非洲将要退让，欧洲的移植将取得成功。这预言仿佛歪打正着地应验了。

这里鼓励各地游客来参观，游客有非洲城区来的，有从那些破败小镇来的，有附近村庄来的。一到星期天，公共汽车和军车就载着大家到这里来，士兵们充当起导游，带着大家沿着箭头标示的单行道观看，让这些不久前还想把小镇毁掉的看客亲眼看到总统为非洲创造的这一切。等你习惯了这些建筑物的形状，你会发现其设计是如何粗劣，其家具是如何花哨!——但诺伊曼开的家具店却发了。在附近，独木舟依旧，溪流依旧，村庄依旧。镇上酒吧里满是来自国外的建筑师和技工，喝着酒，动辄开个关于这个国家的玩笑。一切都这么让人感到痛苦，感到悲哀。

总统本来想给大家展现出一个新的非洲。我确实也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非洲，我看到了失败和屈辱，而在以前，我只是把它当成一般的现实。我确实也感觉这就是新非洲——对大人物，对穿着破烂衣裳在新领地闲逛的村民，对带着大家看那些拙劣风景的士兵，我的心里都充满了温情。不过，一旦有士兵愚弄我，有海关官员为难我，我的心态就陡然一变，回到原来的感觉，恢复到酒吧里的外国人那种有些玩世不恭的心态。旧的非洲似乎能够包容一切，它是简单的。而现在这地方让人紧张。有愚蠢，也有嚣张，有骄傲，也有伤痛，穿行于这一切之中，怎不叫人紧张啊!

新领地到底是派什么用场的?这些建筑物让人自豪，其目的或许就是让人自豪，它们满足了总统本人的某种个人需要。难道就是为了这一切?这地方可是投入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啊!农场没有出现，也没有中国大陆或者台湾人来耕种非洲现代模范农场的新土地，某个外国政府捐赠的六辆拖拉机仍然在空地上一字排开，都已经生锈，周围长满了野草。据说要成为会场的大厅外有个游泳池中间开裂了，里面没水，上面盖着一张网格稀疏的绳网。领地建设得很快，雨淋日晒之下毁坏得也快。第一个雨季之后，宽阔的道路两旁新栽的小树有很多死掉了，根须泡在水里，渐渐烂掉。

但对首都的总统来说，新领地仍旧是个生机勃发的地方。他又下令竖立了雕塑，竖起了路灯。星期天人们还是络绎不绝地来参观，照片依旧登载到政府赞助的非洲专门杂志上。后来，人们终于为这些建筑物找到了用武之地。

新领地成了大学城和研究中心。原准备作为会场的大厅改成了文理学院，招收本地区学生。其他建筑改成了学生和教职工宿舍。从首都那里陆续来了一些讲师和教授，不久其他国家的教员也来了。与之相应，这里的生活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但我们这些镇上人对其知之甚少。文理学院就坐落在原来欧式郊区的遗址上——刚来的时候，我还觉得这里是某个已经逝去的文明的遗迹。费尔迪南从公立中学毕业之后，获得一项政府奖学金，到这个文理学院来上学了。

新领地离小镇有几英里路。有公共汽车通到那里，不过车子的班次不是很有规律。我和费尔迪南本来见面就不多，他到这里来上学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墨迪失去了一个朋友。费尔迪南处境的变化终于使得两人的差异明朗化了，痛苦的一方我想是墨迪。

我自己的感情很复杂。我觉得这个国家未来还会混乱。这里没有人能够得到安全，没有人值得我们妒忌。不过我禁不住在想，费尔迪南实在太运气了，他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轻松了。你把这孩子从丛林里带出来，教会他读书写字。你把丛林推平，建成文理学院，然后就送他到这里读书。就这么轻松，你只要出生迟一些，就能发现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而在别的国家和民族，人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这一切： 写字、印刷、大学、书本和知识。我们其他人只能一步一步来。我想到了我的家庭，想到纳扎努丁和我自己——祖祖辈辈在我们大脑和内心中积淀了多少东西，使得我们寸步难行。费尔迪南从一穷二白开始，但只迈出一步就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冲到我们前面。

这个俗艳的新领地其实只是一场骗局。无论是下令建设的总统，还是从建设中大发横财的外国人，都对他们所建设的一切没有信心。以前是否有更强的信心呢?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 惠斯曼斯神父解释过这句格言体现出来的狂妄。他自己对这句话的真实性确信无疑。不过较早一段时期的城市建设者中，有多少人会同意神父的看法呢?过去的骗局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这个国家的人，这个新骗局想必还会造就现在的人们。费尔迪南把文理学院很当一回事： 通过在这里学习，他将来会当上实习官员，继而掌握大权。对他来说，新领地是好地方，也应该是好地方。和在公立中学的时候一样，他依然那么自负。

妒忌费尔迪南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因为他的家始终还是在丛林里。不过我还是有些妒忌，这并不是因为他冲到我前头去了，能掌握更多知识，进入我从未涉足的领域。我妒忌的是他的自高自大，他的自负。我们都住在同一块土地上，我们看到的东西没什么两样。但是对他来说，世界是新的，而且会日新月异。可在我眼中，这个世界单调乏味，没什么希望。

我开始讨厌这地方的外在感觉。我的房子还没什么改变。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我什么都没有改变过，因为我总在想，这地方随时有可能化作乌有。卧室还是原来的卧室，刷成白色的窗户，大大的床，泡沫床垫，做工粗糙的衣橱，里面放着臭烘烘的衣服和袜子。厨房里面照旧还是一股煤油和食用油的气味，到处是灰尘，蟑螂闹翻天。还有白色的客厅兼画室。这一切都原封不动，却并不真正属于我，只能让我想起时光的流逝。

我讨厌进口的装饰性树木，这些我童年就知道的树木，摆在这里显得如此虚假。我讨厌街道上一下雨就一片泥泞的红色尘土。我讨厌这里的天空——有时阴云密布，除了热还是热，有时万里无云，骄阳似火。即便下雨，天也凉不下来，只会导致一片黏潮。我讨厌黄褐色的河流——上面依旧漂浮着一簇簇水葫芦，淡紫色的花朵，强韧的绿色枝茎，在河流上一直漂着，不分昼夜地漂着。

费尔迪南只是搬到了几英里之外，我不久前还是他的师长，而现在，我只是感到嫉妒，感到落寞。

墨迪也变得魂不守舍。自由有自由的代价，以前他是奴隶，却有奴隶的安全。而在这里，他却要把自己和其他人比较。到目前为止，在比较当中他都能得到满足。而现在，和别人比起来，他不得不品尝一丝苦涩。他似乎在躲避他的朋友们。

墨迪的朋友很多，三教九流的人都到店里或家里来找他。有时候他们还会派别人来找。有一个跑腿的小姑娘后来我都认识了。她身体很瘦，就像个小男孩，让人想起划独木舟的小姑娘，在自己人当中，她都会被人当成苦力，当成干杂活的。辛劳的工作和粗劣的食物磨掉了她的女性特征，使她看起来不男不女;她的头也像是秃头一样。

她常到店里来找墨迪，每次都在外边逗留着不走。有时候墨迪也和她说话，有时候对她态度粗暴，有时候甚至装作弯腰捡石头的样子，好像是要把小姑娘赶走。而弯腰捡石头是本地人用来吓唬野狗的。奴隶出身的人最擅长辨认其他奴隶，也知道如何应付他们。这女孩看来低贱得到头了，不管放到哪一个非洲家庭里，她的地位都近似于奴隶。

墨迪成功地把她从店里赶走了。但是一天下午商店打烊后，我回到家中，却看到那小姑娘又站在外面的路上，就在我们后院门口灰蒙蒙的野草丛中。她穿着一件灰灰的棉罩衫，好像没洗过，宽大的袖子，宽大的领子，松松垮垮地搭在她瘦小的肩膀上，好像里面什么也没有穿的样子。她的头发非常稀疏，仿佛剃了光头。她的脸非常瘦削，好像在皱着眉，但也不是真的皱眉，只是表示她不在看我。

我回去泡了一杯茶，换了衣服，然后下了楼，发觉她还在那儿。我正准备去希腊俱乐部打壁球。每天下午打壁球都成了我的常规，不管刮风下雨，也不管心情好坏，都不放弃每天的锻炼。打完球，我开车去大坝，到悬崖边重新开张的葡萄牙夜总会去，在那里吃了点煎鱼——那味道我实在不敢恭维，我想葡萄牙那里做得肯定比这儿好。我去的时候还早，乐队还没有开始演奏，镇上的大部分客人也还没有来，但大坝上的灯光已经亮起来了，他们还为我开亮了树上的彩灯。

回到家门口，我发现那女孩还在路边等着。这次她和我说话了：“Metty-ki là?”

她只会说一点点当地土语，不过别人说的时候她能明白。我问她要干什么，她说：“Popo malade. Dis-li Metty.”

“Popo”的意思是“小孩”。她的意思是墨迪在镇上什么地方和人生了个孩子，孩子生病了。墨迪在镇上有一种不同的生活，不同于和我在家时候的样子，不同于早晨给我送咖啡的样子，不同于在店里时候的样子。

我感到很震惊。我感到自己被欺骗了。如果在海边的家里，他会安分守己，不会有什么东西瞒住我。要是他和外面的女人好上了，或是生了孩子，我都应该知道的。在非洲这一块地方，我失去了墨迪。我感觉很凄凉。我以前一直恨这个地方，恨我的住所。现在，我觉得我在这住所里为自己安排的生活是很不错的，但我已经失去了它。

就像外面的女孩以及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也在等墨迪。很晚的时候，墨迪才跑回来，一进来我就开始和他谈话。

“哎，墨迪，你怎么早不告诉我?你为什么对我这样?”然后我用在家时的名字叫他：“阿里，阿里娃!我们生活在一起。我把你收容在这里，把你当成自己的家人。而你现在做出这种事来了!”

墨迪恢复到过去的样子，毕恭毕敬，好像情绪随着我起落，心里和我一样难受。

“我会离开她的，恩主，她简直是动物。”

“你怎能就这样抛下她不管呢?事情是你做出来的，难道还能回头?你看你孩子都生了。阿里啊，你看你都干了什么?生个非洲小孩出来，在别人的院子里到处跑，小孩的‘小东西’两边摆来摆去，你难道不觉得恶心吗?养出和你一模一样的野孩子来，你难道不害臊吗?”

“萨林姆，确实恶心。”他走了过来，挽住我的肩膀：“我也感到很害臊。她只是个普通的非洲女人。我会离开她的。”

“你怎么能离开她啊?这是你的生活!你当初难道没有想到现在的结局?我们送你上学，我们请毛拉^①教你，可你现在却干出了这种事!”

我是在演戏。不过有时候我们确实要把我们真正的感受表演出来，这些时候，我们无法应付某些情绪，表演出来反而会轻松一些。墨迪也是在演戏，装出忠心耿耿的样子，和我谈起了过去，谈起了其他地方，谈起了让我一晚上都无法承受的种种事情。我又故意装着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墨迪?”为了我，他也在装：“我怎么能告诉你呢，萨林姆?我早知道你会有现在这种反应。”

他怎么知道的?

我说：“你知道，墨迪，你第一天去上学还是我陪你去的。你一直哭个没停。等我们一离开屋子你就开始放声大哭。”

他很喜欢听我提起这件事，因为它说明我还记得他很早的事情。他几乎笑了：“我哭得很厉害?我很吵?”

“阿里，你把屋顶都给吵翻了。你戴着白帽子，沿着郭库尔家房子边上的小巷在走，边走边嚎。我都不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只听得你在大声哭。我简直受不了。我想肯定是他们欺负你了，所以我苦苦央求家里人不要让你去上学。没想到把你从学校带回来也一样难。这些事情你都忘了，不过我也看不出你有什么必要将它们记住。从你刚到这里来，我就开始注意你了。你好像翅膀硬了，是自由之身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

“哎，萨林姆!这话你说得就不对了。我一直是尊重你的呀!”

事实正是这样。他到这里来算是放虎归山。他在这里找到了新的生活，不管他心里有多愿意，回到原来的生活都是不可能的。他已经摆脱了自己的过去。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但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在想：“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都在变。我不会继承任何房子，我建的房子也不会传到子孙手里。那种生活方式已经结束了。我已经年近三十，我离家寻找的东西至今还没有找到。我只是在等。我一辈子都要等下去。我刚来的时候，这房子还是那比利时女人的。它并不是我的家，它像是暂时的营地。后来它成了属于我的营地。现在又变了。”

夜间睡醒，一个人呆在卧室里，我感到寂寞，也感到了周围世界的不友好。这就像儿时处在陌生地方的那种头痛感觉。透过刷白的窗户，我看到了外边的树——不是树的影子，而是它们的轮廓。我想家了，接连几个月我一直想家。不过现在有家也难回了。家只存在于我的头脑中。我已经失去它了。在这个我们为之工作的镇上，我已经和衣衫褴褛、神情落魄的非洲人没什么两样了。

黎明突然来了，西边还是一片淡蓝，东边的天空是红色的，布满了厚厚的横条状乌云。好一阵子，天空都保持着这样的景观。在地面上方六英里处，这景色是如此气势磅礴，如此壮丽恢弘!飞机缓缓下降，离开了上端的晨曦。在黑压压的乌云下，非洲大地看起来是一片墨绿色，透着湿气。可以看到，下面刚刚破晓;森林和溪流看起来仍然很暗。披满植被的大地绵延不绝。阳光照耀在云层的下方。飞机着地的时候，地面上已经亮了。

就这样，我终于到了首都。到这里来的方式有些奇怪——是绕了这么多路来的。如果我径直从河上游的小镇到首都来，我会觉得这是个庞大而富有的城市，是个名副其实的首都。但是经过了欧洲之旅，伦敦还历历在目，首都虽然这么大，却似乎并无多少分量，它只是欧洲的影子，又像是森林尽头的一种假象。

那些有经验的欧洲乘客根本不去看总统拿着酋长手杖的照片，急匆匆地径直走到入境和海关官员处，好像要直接冲过去。我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这种自信，不过他们主要是有特权的人——大使馆工作人员，参与政府项目的人员，大公司的职员等。我自己过关的进程就慢多了。等我过了入境处和海关，机场大楼差不多空了。航班的宣传画和总统像没有人看，大部分官员也不见了。天已经大亮。

到市内的车开了好长时间。感觉像是在我自己的小镇上开车从领地到镇中心。不过这一带多山，而且什么都比我们的小镇大几号。连这里的棚屋区和“城区”(房屋之间也种着玉米)都显得比我们镇上大。路上能看到穿梭往来的公共汽车，甚至还有一辆火车，上面有老式的敞篷车厢。还有各种工厂。沿途竖着很多牌子，有十英尺高，漆成同样的颜色，每块牌子上都有总统的一句语录或者格言，而且都不一样。有的牌子上还有总统的画像，画像非常大，有一幢房子那么高。这都是我们小镇上所没有的东西。我发现我们小镇上的一切都小了几号。

画像，格言，偶尔还能看到非洲圣母塑像——这些东西一路都是，一直伴随着我到下榻的旅馆。如果我从小镇上头一次到这里来，准会感到窒息。不过我才从欧洲回来，才从空中俯瞰了这个国家，才感觉到首都的轻薄，所以我能用新的态度看待这一切——这种态度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在我看来，这些格言、画像、圣母塑像都有一些可悲： 这个丛林出身的人竟然这么想彰显自己的伟大，竟然采用如此粗劣的方式来彰显。我甚至有点同情这位大肆宣扬自己的人了。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后来到领地访问的人会嘲笑这个国家，为什么他们觉得对总统的敬畏是荒诞可笑的。不过，从机场过来一路看到的东西并不可笑。我更觉得它是一声尖叫。我刚从欧洲回来;我见识过真正的竞争。

一夜之间，我从一个大陆到了另外一个大陆，我对总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同情，并认识到他的举动是多么可笑——这一切都在我到达后接踵而至。熟悉了首都之后，我的同情慢慢消退，我开始感觉到首都也只是我们那个小镇的翻版，只不过比小镇大一些。其实，我是在住进一家新开的大酒店(有空调，大厅里有商店，还有没人使用的游泳池)，并发现酒店里到处都有秘密警察之后，才打消了原来的同情。我真不知道这酒店和这些警察有何相干。他们是来给旅客看的。另外他们也喜欢呆在这个漂亮的新旅馆里。他们想在这个现代化的环境里让旅客看到自己。这很可悲;你也可以把它当笑柄。不过这些家伙有时候会让你笑不起来。这么快，我又恢复了对非洲的紧张心理。

(方柏林　译)

注释：

① Mullah ，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

【赏析】

20世纪末美国评选“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在世的作家中，被选中两部作品的仅两位作家，其中一位就是奈保尔。奈保尔的入选作品是《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和《河湾》。美国著名批评家欧文·豪在《河湾》出版不久就撰文写道：“单就天赋才华而论，在世作家鲜有超过V. S.奈保尔者。”另一位评论家伊丽莎白·哈德维尔也认为：“奈保尔想象之宽广，以及表达这种想象的非凡的叙事框架，在今天是无与伦比的。”

正如《河湾》的中译本序言所言，“《河湾》在政治与文化上的涵义极为丰富”。奈保尔以丰沛的想象力，展现了广阔的社会背景，既写了欧洲人撤退后非洲本土的族群混战，又写了非洲政府的独裁，以及争权夺利所带来的腐败和破坏;既写了非洲人的无知和贫穷，又写了非洲对外来文明的排斥和斗争，同时也反映了流亡者的失根心态等。

《河湾》出场人物众多。有祖先在中东，而现在住在非洲内地的萨林姆，有带有神秘色彩的丛林居民兼小商贩扎贝思，有自认为是非洲新人类的费尔迪南，有逃婚至小镇，随遇而安的马赫士夫妇，有从非洲东海岸到英国求学，后来到新领地的因达尔，有起先受宠后来失宠的雷蒙德和他的夫人，有屡受挫折却能起死回生的商人纳扎努丁等，这些人物最终都指向一个人物，即始终未曾露面的总统(书中称为“大人物”)。尽管这个“大人物”始终没有露面，但是他的相貌、性情、习惯、经历，通过各种人物对他一点点的描绘，逐渐浮现在读者面前。

如作品所说，这个大人物是这一国家的缔造者，是总统。这个国家被战争破坏得惨不忍睹，“废墟就保持着废墟的样子，没有人来收拾”，到处都是小偷，抢劫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然而这位大人物对此置若罔闻，相反却异想天开地要在河湾小镇旁建一座举世瞩目的新城，妄想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非洲。

没有人能阻挡大人物的脚步。在投入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后，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巨大的水泥天窗，高耸的摩天大楼，五彩斑斓的玻璃，里面摆着花哨的家具。与此同时，大人物还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大肆鼓吹这个“新领地”如何如何了得。但实际上，“领地建设得很快，雨淋日晒之下毁坏得也快。”毫无用处的新领地仅仅是为了总统的个人需要，为了夸耀。

“这个俗艳的新领地其实只是一场骗局。无论是下令建设的总统，还是从建设中大发横财的外国人，都对他们所建设的一切没有信心。以前是否有更强的信心呢?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 惠斯曼斯神父解释过这句格言体现出来的狂妄。”

这种行为，体现了独裁者的偏执和非洲人的狂热。非洲人的狂热往往化作愤怒、暴力和破坏欲望： 独立战争中双方军队的狂热毁了小镇;人群对于卫队军官的愤怒使军官一命呜呼;在监狱里，无论是犯人还是折磨他们的看守，身上都带有一种狂热。正如费尔迪南指出的：“没有人的日子好过。大家都在干等着，在等死，大家内心深处都知道。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每个人都变得这么狂热。”

而总统就是一个狂热的集中代表。总统的狂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新领地建设的狂热。其实他着手建设的新领地是一场俗艳的骗局，“他其实只想扮出魔法师的样子，而且要比他在其他所有地方见到的魔法师更厉害”，“在新领地，总统的荣耀更是无处不在，播撒在每个新非洲人的身上。”在总统的一手操办下，新领地成了非洲的一个“特殊”地方。

然而，这个“特殊”的非洲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非洲呢?惠斯曼斯神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非洲式的非洲将要退让，欧洲的移植将取得成功。”

总统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政府的政策不可谓不强，官员们执行命令不可谓不严格。然而自上而下，大家统统忘了“非洲人是森林的孩子”，一味地模仿欧洲，只会使非洲的创造力枯竭。大人物使非洲在模仿欧洲的同时，丢失了自己的传统。

另一方面，总统的狂热在于不遗余力地宣扬自己。无论在海关、饭店，还是汽船上，都挂着总统的肖像，而且这种肖像越印越大，质量越来越精良。他还发行了自己的《格言录》，让孩子们举着它行军上学。他将自己的格言和画像竖立在首都道路的两边，有的画像有一幢楼房那么高。

总统将把非洲带向何处?看看新领地就知道了：“这一片土地啊!经历了多少变化——河湾处的森林、人群汇合的地方，阿拉伯人的定居地，欧洲人的前哨，欧洲式的郊区，湮没文明的废墟，罩着光环的新非洲的领地，如今，又成了这个样子。”所谓的“这个样子”，就是又成了非洲的丛林，成了非洲人的定居地。转了一个大圈，等到一切都土崩瓦解后，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新领地在衰败，河湾小镇在衰败，首都的市中心同样也在衰败。事实向非洲人证明，在非洲这块土地上，妄想建设一个非洲中的欧洲是根本行不通的，移植过来的欧洲注定是不会长久的。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就如河上的水葫芦，“或曰‘河上的新事物’，从大老远、从大陆中部一路蔓延过来，结成团，连成片，或是断枝残蔓，在这里飞跃而下——到了这里，它们已经接近了旅程的终点。”大河一直轰鸣不息，我们可以将大河的意象看作是非洲的象征。或许真如雷蒙德所言：“非洲需要由非洲人来统治”，而这些非洲人不再是迷信欧洲和西方的非洲人;这样的话，非洲人民就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奈保尔是位“永远可以被指望讲述第三世界真相的人”。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赞他“在作品中将富有洞察力的叙事方式与不屈不挠的探究精神融为一体，从而迫使我们更加正视世界上那些受压抑的历史”。在《河湾》中，他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采用冷峻的口吻讲述着这一国家的历史，展示了非洲国家独裁统治的暴政与腐败，并试图为这个“因变化而四分五裂的世界”做出另外一种想象性的阐释。小说无疑具有隐喻和现实两个层面的意义： 就现实层面来讲，“大人物”统治下的河湾小镇与蒙博托领导下的扎伊尔极为相似，可作为殖民秩序瓦解后当代非洲的代表，这赋予了小说一定程度的历史感与真实感;就隐喻层面而言，作者没有写河湾小镇的具体名称，这就使得小说具有一种象征意义。

同时，《河湾》还是一部充溢着悲观情绪的小说，表现了作者悲观主义的历史观。小说一开始，作者就为全书定下了基调：“世界如其所是。人微不足道，人听任自己微不足道，人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读者体验了萨林姆的悲观之旅。从结构上看，《河湾》中所描述的旅行正是从相反的方向重复了早期奴隶的旅行： 萨林姆从海岸迁徙到内地，然后前往英国，又重返非洲，最终又逃离非洲前往英国。似乎在周围的政治秩序崩溃后，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断迁移。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所寻求避难的国家正是导致他漂泊无定、过流亡生活的国家。这一轮回似乎暗示了殖民化所带来的无法摆脱的后果。殖民主义虽然终结了，然而西方殖民势力的持续影响依然会存在于后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中。

(贾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