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近代文化，都从复兴时代演出;而这时代所复兴的， 为希腊罗马的文化;是人人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 可与希腊罗马比拟，也经过一种烦琐哲学时期， 与欧洲中古时代相埒， 非有一种复兴运动， 不能振发起衰;五四运动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

欧洲文化， 不外乎科学与美术; 自纯粹的科学：理， 化， 地质，生物等等以外， 实业的发达，社会的组织， 无一不以科学为基本， 均得以广义的科学包括他们。自狭义的美术：建筑，雕刻，绘画等等以外，如音乐，文学及一切精制的物品，美化的都市， 皆得以美术包括他们。而近代的科学美术，实皆植基于复兴时代;例如文西、米开兰基罗与拉飞尔三人， 固为复兴时代最大美术家，而文西同时为科学家及工程师。又如路加培根提倡观察与实验法，哥白尼与加立里的天文学，均为开先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与美术家，何以不说为创造而说是复兴?这因为学术的种子，早已在希腊罗马分布了。例如希腊的多利式育尼式科林式三种柱廊， 罗马的穹门， 斐谛亚， 司科派，柏拉克希脱的雕刻以及其他壁画与花瓶，荷马的史诗， 爱司凯拉， 索福克，幼利披留与亚利司多芬的戏剧， 固已极美术文学的能事，就是赛勒司，亚利司太克的天文，毕达可拉斯， 欧几里得的数学，依洛陶德的地理，亚奇米得的物理，亚里斯多得的生物学， 黑朴格拉底的医学，亦都已确立近代科学的基础。

罗马末年， 因日耳曼人的移植，而旧文化几乎消灭，这时候，保存文化的全恃两种宗教，一是基督教， 一是回教。回教的势力，局于一隅;而基督教的势力，则几乎弥漫全欧。基督教受了罗马政治的影响， 组织教会，设各地方主教， 而且以罗马为中心，驻以教皇。于是把希腊罗马的文化，一切教会化，例如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得， 自生物学而外，对于伦理学、美学及其他科学，均有所建树，而教会即利用亚氏的学说为工具， 曲解旁推， 务合于教义的标准。有不合教义的，就指为邪教徒， 用火刑惩罚他们。一切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都被剥夺，观中古时代大学的课程，除圣经及亚里斯多德著作外，有一点名学，科学及罗马法律， 没有历史与文学，他的固陋可以想见了。那时候崇闳的建筑，就是教堂;都是峨特式，有一参天高塔，表示升入天堂的愿望，正与希腊人均衡和谐的建筑，代表现世安和的命运相对峙。附属于建筑的图画与雕刻， 都以圣经中故事为题材;音乐诗歌， 亦以应用于教会的为时宜。

及13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始以意大利语发表他最著名的长诗《神曲》， 其内容虽尚袭天堂地狱的老套， 而其所描写的人物， 都能显出个性， 不拘于教会的典型;文词的优美， 又深受希腊文学的影响而可以与他们匹敌，这是欧洲复兴时期的开山。嗣后由文学而艺术， 由文艺而及于科学， 以至政治上， 宗教上，都有一种革新的运动。

我国古代文化， 以周代为最可征信。周公的制礼作乐， 不让希腊的梭伦;东周季世，孔子的知行并重，循循善诱，正如苏格拉底;孟子的道性善，陈王道，正如柏拉图;荀子传群经，持礼法， 为稷下祭酒，正如亚里斯多德;老子的神秘，正如毕达哥拉斯;阴阳家以五行说明万物，正如恩派多克利以地水火风为宇宙本源;墨家的自苦，正如斯多亚派;庄子的乐观，正如伊璧鸠鲁派;名家的诡辩， 正如哲人;纵横家言，正如雄辩术。此外如周髀的数学，素问灵枢的医学，《考工记》的工学，墨子的物理学， 尔雅的生物学，亦已树立科学的基础。

在文学方面，《周易》的洁静，《礼经》的谨严，老子的名贵，墨子的质素，孟子的条达， 庄子的俶诡， 邹衍的闳大， 荀卿与韩非的刻核，《左氏春秋》的和雅， 《战国策》的博丽，可以见散文的盛况。风雅颂的诗， 荀卿、屈原、宋玉、景差的辞赋，可以见韵文的盛况。

在艺术方面， 《乐记》说音乐，理论甚精，但乐谱不传。《诗·小雅·斯干》篇称：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可以见现今宫殿式之榱桷， 已于当时开始! 当代建筑，如周之明堂， 七庙，三朝，九寝， 楚之章华台， 燕之黄金台， 秦之阿房宫等， 虽名制屡见记载，但取材土木， 不及希腊罗马的石材， 故遗迹多被湮没。玉器铜器的形式， 变化甚多，但所见图案， 以云雷文及兽头为多，植物已极希有，很少见有雕刻人物如希腊花瓶的。韩非子说画犬马难， 画鬼魅易，近乎写实派;庄子说宋元君有解衣盘礴的画史，近乎写意派，但我们尚没见到周代的壁画。所以我们敢断言的， 是周代的哲学与文学， 确可与希腊罗马比拟。

秦始皇帝任李斯，专用法家言， 焚书坑儒。汉初矫秦弊， 又专尚黄老;文帝时儒家与道家争， 以“家人言”与“司空城旦书”互相诋。武帝时始用董仲舒对策(《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对策‘今师异道，人异论， 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 民知所从矣。’”)“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建元元年， 丞相卫绾奏： “所举贤良， 或治申， 商， 韩非， 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奏罢。”诏“可”。武帝乃置五经博士， 后增至14人， “利禄之途”既开， 优秀分子， 竞出一途， 为博士官置弟子， 由50人， 而百人， 而千人， 成帝时至3000人;后汉时大学至2万余生， 都抱着通经致用的目的， 如“禹贡治河”，“三百篇讽谏”，“春秋断狱”等等，这时候虽然有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谶纬学的符命， 然终以经术为中心。魏晋以后， 虽然有佛教输入， 引起老庄的玄学， 与处士的清谈;有神仙家的道教， 引起金丹的化炼， 符箓的迷信;但是经学的领域还是很坚固，例如义疏之学， 南方有崔灵恩，沈文阿，皇侃，戚袞，张讥，顾越，王元规等，北方有刘献之，徐遵明，李铉，沈重，熊安生等; (褚季野说： “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安国说：“南人学问， 清通简要;”支道林又说：“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迄於唐代， 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颁於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经学的势力， 随“利禄之途”而发展，真可以压倒一切了。

汉代承荀卿，屈原的余绪，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枚乘等竞为辞赋，句多骈丽;后来又渐多用于记事的文，如蔡邕所作的碑铭，就是这一类。魏晋以后，一切文辞均用此体;后世称为骈文， 或称四六。

唐德宗时(西历8世纪)，韩愈始不满意于六朝骈俪的文章，而以周季汉初论辩记事文为模范， 创所谓“起八代之衰”的文章， 那时候与他同调的有柳宗元等。愈又作原道， 推本孔孟， 反对佛老二氏，有“人其人，火其庐， 焚其书”的提议， 乃与李斯，董仲舒相等。又补作文王拘幽操， 至有“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等语， 以提倡君权的绝对。李翱等推波助澜渐引起宋明理学的运动。但宋明理学， 又并不似韩愈所期待的，彼等表面虽亦排斥佛老， 而里面却愿兼采佛老二氏的长处;如河图洛书太极图等， 本诸道数;天理人欲明善复初等等本诸佛教。在陆王一派，偏于“尊德性”固然不讳谈禅， 阳明且有格竹病7日的笑语， 与科学背驰， 固无足异;程朱一派， 力避近禅， 然阳儒阴禅的地方很多。朱熹释格物为即物穷理， 且说： “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 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似稍近于现代科学家之归纳法， 然以不从实验上着手， 所以也不能产生科学。那时程颐以“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斥再醮妇，蹂躏女权，正与韩愈的“臣罪当诛”相等，误会三纲的旧说，破坏“五伦”的本义。不幸此等谬说适投明清两朝君主之所好， 一方面以利用科举为诱惑，一方面以文字狱为鞭策， 思想言论的自由，全被剥夺。

明清之间，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有《原君》 《原臣》等篇;戴震《原义》， 力辟以理责人的罪恶;俞正燮于《癸巳类稿》存稿中有反对尊男卑女的文辞，远之合于诸子的哲学，近之合于西方的哲学， 然皆如昙花一现， 无人注意。

直到清季，与西洋各国接触，经过好几次的战败，始则感武器的不如人，后来看到政治上了， 后来看到教育上， 学术上都觉得不如人了，于是有维新派，以政治上及文化上之革新为号召，康有为谭嗣同是其中最著名的。

康氏有《大同书》本礼运的大同义而附以近代人文主义的新义，谭氏有《仁学》，本佛教平等观而冲决一切的网罗，在当时确为佼佼者。然终以迁就时人思想的缘故，戴着尊孔保皇的假面，而结果仍归于失败。

嗣后又经庚子极端顽固派的一试， 而孙中山先生领导之同盟会，渐博得多数信任，于是有辛亥革命，实行“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宣言， 当时思想言论的自由， 几达极点，保皇尊孔的旧习， 似有扫除的希望，但又经袁世凯与其所卵翼的军阀之摧残， 虽洪宪帝制，不能实现，而北洋军阀承袭他压制自由思想的淫威，方兴未艾。在此暴力压迫之下， 自由思想的勃兴，仍不可遏抑，代表他的是陈独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于民国四年创刊， 他的敬告青年，特陈六义：一，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退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到民国八年，有《新青年宣言》，有云：“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 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上道德上经济上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 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 和平的，相爱的，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 保守的， 消极的， 束缚的， 阶级的， 因袭的， 丑的， 恶的， 战争的， 轧轹不安的， 懒惰而烦闷的， 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 至于消灭。”又有《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有云：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 无非是破坏孔教， 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 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 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 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 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孔教，礼法， 贞节， 旧伦理， 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国粹和旧文学。”他的主张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固然前后如一， 而“破坏旧文学的罪案”与“反对旧文学”的声明，均于八年始见，这是因为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起于五年。五年十月胡适来书， 称“今日欲言文学革命， 须从八事入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 不僻俗字俗语;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由是陈独秀于六年二月发表《文学革命论》，有云：“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 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则为我友胡适。余敢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是那时候由思想革命而进于文学革命的历史。

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钱玄同于七年三月十四日 《致陈独秀书》，有云：“旧文章的内容， 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 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 不知不觉，便将为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在玄同所主张的“废灭汉文”虽不易实现， 而先废文言文， 是做得到的事。所以他有一次致独秀的书，就说： “我们既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 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次通信起， 以后或撰文， 或通信， 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的先生们， 若是大家都肯尝试， 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必定会有。”可以看见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

民元前十年左右， 白话文也颇流行， 那时候最著名的白话报， 在杭州是林獬陈敬第等所编， 在芜湖是独秀与刘光汉等所编，在北京是杭辛斋， 彭翼仲等所编， 即余与王季同，汪允宗等所编的《俄事警闻》与《警钟》，每日有白话文与文言文论说各一篇，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 可以普及常识， 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 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

欧洲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为标榜， 由神的世界而渡到人的世界。就图画而言， 中古时代的神像， 都是忧郁枯板与普通人不同，及复兴时代，一以生人为模型， 例如拉飞儿， 所画圣母，全是窈窕的幼妇，所画耶稣，全是活泼的儿童。使观者有地上实现天国的感想。不但拉飞儿， 同时的画家没有不这样的。进而为生人肖像， 自然更表示特性，所谓“人心不同如其面”了。这叫做由神相而转成人相。我国近代本目文言文为古文， 而欧洲人目不通行的语言为死语， 刘大白参用他们的语意，译古文为鬼话;所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运动， 可以说是弃鬼话而取人话了。

欧洲中古时代， 以一种变相的拉丁文为通行文字， 复兴以后， 虽以研求罗马时代的拉丁文与希腊文， 为复兴古学的工具， 而别一方面， 却把各民族的方言利用为新文学的工具。在意大利有但丁，亚利奥斯多，朴伽邱， 马基亚弗利等，在英国有绰塞，威克列夫等，在日耳曼，有路德等，在西班牙，有塞文蒂等，在法兰西，有拉勃雷等，都是用素来不认为有文学价值的方言译述圣经，或撰著诗文，遂产生各国语的新文学。我们的复兴， 以白话文为文学革命的条件，正与但丁等同一见解。

欧洲的复兴， 普通分为初盛晚三期： 以15世纪为初期， 以1500年至1580年为盛期， 以1580年至17世纪末为晚期。在艺术上， 自意大利的乔托，基伯尔提， 文西，米开兰基罗，拉飞儿，狄兴等以至法国的雷斯古， 古容，格鲁爱父子等， 西班牙的维拉斯开兹等， 德国的杜勒，荷尔斑一族等，荷兰与法兰德尔的凡爱克， 鲁本兹， 朗布兰，凡带克等。在文学上， 自意大利的但丁，亚利奥斯多，马基亚弗利，塔苏等，法国的露沙， 蒙旦等，西班牙的蒙杜沙， 莎凡提等，德国的路德， 萨克斯等， 英国的雪泥，慕尔， 莎士比亚等。人才辈出，历300年。我国的复兴， 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15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 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 至少应以10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所以对于第一个10年先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往而策将来，希望第2个10年至第3个10年时， 有中国的拉飞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35年版)

赏析 这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大系”。该“大系”共10册，编辑出版于1934年至1935年间。分《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小说一集》、《小说二集》、《小说三集》、《散文一集》、《散文二集》、《诗集》、《戏剧集》、《史料索引》。由赵家璧主编，蔡元培写总序。各分册的主编，都是文学革命运动中的名人。该“大系”的出版，是中国30年代文艺界的大事。它是对1917年至1927年中国新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成绩的总结，为以后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这里所选蔡元培的《总序》，博大精深。它以简练的文字，讲述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进程，同时，又讲述了中国自周代以来的“科学与美术”的成就及演进。对如此博大、涵盖古今中外的“科学与美术”历史的序言，不要说鉴赏，就是将其内容加以解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此，笔者只好写点自己读此《总序》的体会了。

蔡元培的《总序》，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总序文。按常理推想，它应该讲有关“大系”的事情。但序文几乎没有涉及“大系”，而是讲欧洲“科学和美术”的“复兴”，讲中国历代的“科学和美术”的演变。这怎样理解呢?

这正是序文作者的高瞻远瞩之处。蔡元培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放在世界科学和文艺这个大背景上，来看这次文化和文学革命运动的意义。他把中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比做欧洲的文艺复兴。

文化界的人们，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意义都很熟悉。它从13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开始， 由文学复兴，到艺术复兴，又“由文艺而及于科学，以至政治上，宗教上，都有一种革新的运动。”正是这场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欧洲在宗教控制下的死气沉沉的局面，不仅使欧洲社会变得生动活泼，而且使文艺、科学迅速发展起来。其意义之大，怎样说都不会过分。

中国，从周代到民国，在文学和科学上，积累了丰富的成就。但在文化思想以及政治制度上，也积聚了足以阻碍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的污垢。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它将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将中国推进到现代社会去。它的意义也是不可估量的。蔡元培所以花那么多笔墨去述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其目的就在于说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这种伟大意义。因为这种意义还一时难以显示出来，所以作者采用了这种类比的方式加以论证。论证了新文学运动的意义，那么，作为这场运动的历史记录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篇序言中，蔡元培又着重谈了一个容易被人轻视的问题：白话文学的意义。

一谈到“白话”与“文言”的问题，一些人便会认为这仅是“形式”问题，并不重要，甚至认为不具有革命意义。一些人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视为“改良主义”，其根据就是说胡适所说的“八事”，主要是语言问题，涉及思想内容的太少。但蔡元培似乎并不这样看。他似乎不这样轻视诗文的“白话”化。

在序文中他专门提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他们“把各民族的方言利用为新文学的工具”，“欧洲人目不通行的语言为死语”。他们抛弃这种“死语”，用各民族的方言，创造了“各国语的新文学”。与此相类， “我们的复兴，以白话文为文学革命的条件，正与但丁等同一见解。”那么这个“条件”当然具有革命意义，不是什么“改良主义”。所以序文中特别提到“钱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

应该说蔡元培讲得对。一些论者将“白话文”与思想革命割裂开来的看法是一种偏见。其实，胡适所讲的“八事”， “须言之有物”， “不作无病之呻吟”两条，讲的就是内容。胡适也并没有单讲语言形式。所谓“形式主义”云云，实在是“莫须有”之罪名。如实说来，如果没有胡适、钱玄同等提倡用白话写诗作文，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能否开展得起来，还是个问题呢。即使开展起来，也不过类似于唐代的古文运动而已。

蔡元培在《总序》的最后说：欧洲的文艺复兴， “历300年”， “人才辈出”。“我国的复兴， 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15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吾人自期，至少应以10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希望第2个10年至第3个10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

蔡元培写此序文时已66岁，即所谓年近古稀。但从他所讲的希望看，还不减当年的“奔轶绝尘的猛进”精神。这种可贵的人老心不老的精神，反映了我国知识分子的总体面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代代发扬光大。

他的希望并没有落空。我们虽不敢说在“第2个10年至第3个10年”中，中国就有了拉飞尔和莎士比亚，但在第2个10年中，中国新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话剧创作，都进入了成熟期，出现了能立足于世界文艺之林的作品。可以设想，若是没有日本侵略者的8年侵华战争的破坏，那第3个10年中国的新文艺，肯定会有更令世人瞩目的新成就，将更接近于蔡元培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