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

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

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

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 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

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

中国的社会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经2千多年，所有中国的社会史料，特别是关于封建制度以前的古代，大抵为历来御用学者所湮没， 改造， 曲解。

在封建思想之下训练搏垸了2千多年的我们，我们的眼睛每人都成了近视。有的甚至是害了白内障，成了明盲。

已经盲了， 自然无法挽回。还在近视的程度中，我们应该用近代的科学方法来及早疗治。

已经在科学发明了的时代，你难道得了眼病，还是要去找寻穷乡僻境的巫觋?

已经是科学发明了的时代，你为甚么还锢蔽在封建社会的思想的囚牢?

巫觋已经不是我们再去拜求的时候，就是在近代资本制度下新起的骗钱的医生，我们也应该要联结成一个拒疗同盟。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

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

“整理”的穷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

“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

“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工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在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

王国维一生的学业结晶在他的《观堂集林》和最近所出的名目实远不及《观堂集林》4字冠冕的《海宁王忠慤公遗书》。

那遗书的外观虽然穿的是一件旧式的花衣补褂，然而所包含的却多是近代的科学内容。

这儿正是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正是使王国维不能不跳水而死的一个原因。

王国维， 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

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 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蒐集、保藏、流传、考释， 实是中国近30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还有他关于金石器物， 古籍佚书之搜罗颁布， 其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 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我想怕也要有莫大的财力才能办到的。

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

我们所要的是材料， 不要别人已经穿旧了的衣裳;我们所有的是飞机，再不仰仗别人所依据的城垒。

我们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

清算中国的社会，这是前人所未做到的工夫。

清算中国的社会，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容易办到。

不是说研究中国的学问应该要由中国人一手包办。事实是中国的史料， 中国的文字， 中国人的传统生活， 只有中国人自身才能更贴切的接近。

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

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国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是比穿山甲、比猬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鳞。外国学者的不谈， 那是他们的矜慎;谈者只是依据旧有的史料、旧有的解释，所以结果便可能与实际全不相符。

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手过来，正好是事半功倍。

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恩格斯的著作中国近来已有翻译，这于本书的了解上， 乃至在“国故”的了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帮助。

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

然而现在却是需要我们“谈谈国故”的时候。

我们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传统， 究竟是否两样!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

1929年9月20日夜

(《郭沫若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赏析 初版于1930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代表作之一。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该书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研究方法为指导，研究了恩格斯所不知道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资料，以有力的论证，肯定了我国的西周是奴隶制社会，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学说的正确性。尽管由于当时作者所处客观条件的限制，所依据的文献材料有些时代不确，有的结论或观点难免草率、错误，但就其整体而言，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第一次科学地描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面貌;而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社会一直被传说和猜测所笼罩。

在郭沫若之前，我国的史学工作者着重于古代文献研究。从郭沫若开始，更重视地下发掘，以甲骨文、金文为最确凿的第一手史料，并对其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分析。他是第一个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初版17年后修订重印时写的“后记”中说，此书“在我自己是一部划时期的作品，在中国的史学界似乎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著名历史学教授白寿彝先生说：“史学界的同志，无论是否同意郭老的观点，无论是否有独到的创获，但没有例外，都是随着郭老开辟的道路，随着郭老首先在史学领域里举起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前进。50年来，郭老一直是我们史学界伟大的旗手。”(《深切悼念开辟新史学的伟大旗手》，1978年6月29日《光明日报》)郭沫若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成就对我国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郭沫若的史学研究，在当时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国民党及托派的理论家们都否认中国社会曾经历过奴隶制这一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否认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的目的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正确性，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郭沫若的史学研究成果，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正确性，证明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从史学角度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集各篇均非一时之作。1930年由上海联合书店以此名结集印行时，作者为它写了“自序”。这篇自序有某种思想火花式的特点，从表面看来比较散。它的各部分的主要观点如下：研究过去是为了今天和明天;驳“我们的国情不同”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不能再“锢蔽在封建社会思想的囚牢”中;胡适的“整理”和我们的“批判”;王国维、罗振玉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贡献，但我们要跳出“国学”的范围;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论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但它“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如果我们细致分析通篇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就会发现，有一条内在的线索连接着各个部分，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向导”。

中国这个古老的大国与别的国家究竟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这在中国的大门被外国列强打开之后，就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我们的国情不同”便是许多固守封建旧制，反对民主和科学，反对改革者的一块挡箭牌。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更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的口头禅。这种把中国与别国绝对对立起来、封闭起来、孤立起来的僵死偏见，只能误国、误民。郭沫若用平实然而又生动的语言说， “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郭沫若在60多年前批判“国情不同”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以“中国特色”来否认和拒绝被多国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体制或经验，正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论在今天的翻版。当然，对外国的先进的东西， “国情不同”论和“照搬照抄”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准确把握中国既是人类世界中普通的一员这个“一般”，又是人类世界中的有别于别国的这个“特殊”。

郭沫若在自序中还提出一个重要命题： “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社会”。这一命题既有对既往绵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压抑和毁灭人性的质问，又有切近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个观点是他五四时期主张人的解放、呼唤个性自由的延伸，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尤其是经历了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更是倍感它的深刻性。“用人的观点”来观察和认识中国社会，从郭沫若提出它起，一直到今天都显示着它的深刻性。

这篇序是立论深刻的独特论文，但它又不像一般论文那样矜持，我们会时时感受到它的文学性。比如，它在谈到胡适的“整理”和我们的“批判”时说：

“整理”的穷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

“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 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

“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

这种排比句式显示了郭沫若学术文章的犀利文风，在展示学者的深刻的思想性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作者的文学家气质。

开头和结尾也很具艺术性。开头和结尾段的第一句话是完全一样的，即“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这是一种前后呼应，也是一种强调，强调了作者治学历史的目的，即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在和未来。在这种重复中有相同的东西，更有不同的东西。开头段在第一句话后是“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它紧接第一句话的意思，又起着引出下文的作用。而最后一段的第一句话后是“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这种变化仍然没有游离开头句的意绪，点出了在“风雨如晦”的现在，正是我们为美好的未来“鸡鸣不已”，奋斗不止的时候。

类似以上这样的有文学色彩的行文，可以说在序中很容易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