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小说，是开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 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 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 变化正未可限量呢。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 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 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 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 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14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 有的高升， 有的退隐， 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 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 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11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逃出北京，躲进厦门， 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10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 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

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 在我至今只有这5种， 本可以顷刻读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选一本集。推测起来，恐怕因为这么一办，一者能够节省读者的费用，二则， 以为由作者自选，该能比别人格外明白罢。对于第一层，我没有异议;至第二层，我却觉得也很难。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 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没有法，就将材料， 写法， 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22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

“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然而这又不似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隐瞒， 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

1932年12月14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赏析 《鲁迅自选集》自序，是鲁迅对自己思想和创作道路的回顾。

鲁迅一生有过两次悲观失望，都发生在北平时期。第一次是他开始创作之前。他经历了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因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一如既往，几乎什么都没有改变，黑暗依然沉重。从个人生活上说，鲁迅来北京的头8个年头，一个人住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去教育部办公，常是无事可做， “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于是便以辑录金石碑帖，校订古籍来驱解自己的悲观和苦闷。所以，当钱玄同来访问他，他把中国的封建主义比作铁屋子，觉得打破它千难万难，里面的人都睡着，就是唤醒几个也无济于事。但他还是被钱玄同“说服”了。这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开展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使他受到了鼓舞，使他从中看到了打坏这“铁屋子”的希望。这与他当年弃医从文的目的是一致的。“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1918年，他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活动，和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等新青年同人组成一条战线，向封建旧文明发起了攻击。他于1918年5月，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现代小说《狂人日记》，向吃人的封建礼教掷出了犀利的匕首投枪，并一发不可收，写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十几篇小说，后结集为《呐喊》。这些作品以彻底的反封建的深刻思想和成熟的艺术，为中国现代小说奠了基。同时，他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节烈观》、《灯下漫笔》及“随感录”等许多杂文。形成了鲁迅创作的第一个高峰，确定了他在新文苑里大作家的地位。

正当他声名烜赫之时，却又一次陷入了悲观失望之中。其原因如本序文所说：“《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其实这种变化是必然的，因为社会不可能长久保持五四时期的高昂;新旧文化(白话与文言)斗争，在新文化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旧的斗争也会沉寂下来。这些变化，再加上军阀统治的日益森严，新文化阵营出现分裂变化是难以避免的。但因此使他成了“游勇”， 又找不到“新的战友在那里”，难以对敌人展开有效的攻击。这当然使他悲观失望。除此外，应该说还有一些原因。如思想方面的，他从五四以来所信奉、使用的思想武器——进化论和个性主义，无法对现实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作出解释，常常使他困惑;如家庭方面的一些矛盾，不可能不给他以精神上的刺激。在社会政治方面，他在这时卷入了像女师大学潮、索薪事件等一些实际斗争中，他出于公心，常与一些文人们辩论是非，但这些辩论有时也难免成为个人间的互相攻击，久之则使他除愤怒外便生厌倦。这些加起来便使他孤独、寂寞、苦闷、彷徨，感到像在“沙漠中走来走去”，甚至感到“惟‘黑暗’与‘虚无’为实有”(《两地书·四》)。他把这时的处境，在《题〈彷徨〉》一诗中描写为：“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不过，这里的“彷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六神无主、手足无措，而是一个人的思想在产生质的飞跃之前对自己深刻的反思和剖析。“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也并不意味着鲁迅要自暴自弃。“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知道虽然希望尚未找到，但绝望也没有用。所以他在《彷徨》扉页上，引用屈原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明自己将探求前进，迈向新路的决心。从1924到1926年这三年中，可以说是鲁迅在悲观绝望中探索，在孤独寂寞中挣扎、奋进、战斗。创作有第二个小说集《彷徨》、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及《坟》中大部分杂文，形成了他创作的第二个高峰。

鲁迅写这篇序文时，距他离开北京时的1926年， 已有六七个年头了。这时的鲁迅，不论个人思想、生活还是社会情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早已没有了北京时期那种苦闷心情。现在回首那孤独、悲观、彷徨的岁月，忆起绝望中的挣扎与苦斗，心情较为平静了，或许还有几分痛苦过后的甜蜜与留恋。因为没有它们，便不能实现后来思想的飞跃，也便没有形象地记录这一心理历程的艺术作品的产生(尽管人们非常喜爱，是出于自谦或别的原因，鲁迅总对这些作品评价不高)，甚至可以说这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