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70多篇杂文，大多数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用“公今度”和“丁艾”的笔名，陆续在报刊上发表的。

关于这些短文本身，似乎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它们犹如其中一篇的题目 《“触景生情”……》那样，正是“触景生情”的产物。凡有歌颂、批评、议论、畅想、宣传， 都是“有感而发”，也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深意。倒是“公今度”这个笔名， 可以趁此机会说几句，以了却一桩“公”案。

为了这个笔名， 曾在“史无前例”的10年中，挨到了真正的棍子。光是注释这三个字，大字报加起来足有几十公尺长。“上纲法”里有的“谐音影射法”或“鸭蛋寻骨法”，对这个笔名，都使用上了。有人一口判定这“公今度”就是“攻击今天社会主义制度”的缩写和密写。我的罪名已经很多， 原以为也不在乎增此一条，所谓“虱多不痒”了;殊不料，这一条还很厉害，据说这是“蓄意反党”， 与路线上的错误大不一样。所以，有几种版本的《罪行录》上，这一条是作为领头材料而打了重点的。但这样被打倒了几十次以后， 却还是有人老不放心地来探问：

“你不是想说： ‘公是今天的制度’ 罢!”

也有的竟不怕冒为我翻案的嫌疑，一再来求证：

“喂! ‘公今度’是不是‘让老夫今天来衡量衡量’的意思?”

我只能老实交代：“嗯嗯! 都不是的。”

确实都不是的。我难道能为了减轻“罪责”而昧着良心说谎么?于是“公今度”——“攻击今天社会主义制度”，差不多就此定了案。之所以说“差不多”， 因为即使一百次定了案， 还总是有人觉得心里不踏实， 第一百另一次来问“你用 ‘公’， 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用‘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但是， 问题确实是有一个的：我究竟为什么鬼迷心窍地偏偏选了这么一个笔名呢?并且明明在风暴刮起以前的好几年， 有人就好心告诫我说：“这笔名不吉利! 别用它!”而我却硬是不听忠告呢?

记得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一天， 写完一篇杂文，吐血了。请别误会，我并不是说文章写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实在只是支气管扩张的旧病发了。吐血是件“雅”事， 可以借此学学那位“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的才子。不过， “天不作美”，这血吐来不止半口，而居然大有要吐一痰盂的趋势，且既无阶下花圃， 更无那怕一个侍儿，这扮演才子的一幕当然只好拉倒。然心有不甘，待血一止，就随手拿起一本线装的诗集， 表示自己虽不看秋海棠，也一样可以附庸风雅的。并且杂文还缺一个署名，抓个阄，挑个笔名罢。这一翻，就像碰上鬼似的，翻到了这首《箜篌引》。那还是儿时， 坐在老子的膝上学吟诗。那第一首是： “登彼西山兮……”， 而这《箜篌引》便是上口的第二首。

人问我，这是首什么诗?现在当然可以揭晓了，全诗四句：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 堕河而死， 当奈公何!”一读这诗，就想起那时用稚嫩的苏白像唱歌般吟哦的情景。这第二句铿锵上口，改一个字，去掉一个边傍， 于是就有了我这个“公今度”了。当时，一位好心的同志在旁边，看到第三句“堕河而死”，就大不以为然说：“不要用这笔名!不吉利!”我虽然吐血，却并无俗语所说的“气管炎”，且又牢牢掌握着“自主权”， 对这好言相劝置若罔闻， 因此署名“公今度”的文稿就发出去了。1961年以后的文章， 差不多都用了这个笔名，谁知道，竟惹来了以后几年的莫名的忧患!

要是当时听从劝告，废了这个笔名，就能超生了么?也不见得。说老实话，如果不用“公今度”而用“歌今度”之类的名字，也一样逃不脱被“横扫”的厄运的。攻击可以是社会主义制度，歌颂就不能是资本主义制度么?这一点到精通“上纲法”之后， 才终于弄明白的。当时恨了好久的这首倒楣诗， 其实完全没有恨到点子上。公今度何罪?公是今天的制度么!

“四人帮”垮台以后， 重新拣起笔来写杂文了。为了证明没有多少“余悸”起见，署名时就依旧用了当年招祸的三个字。简单说，这就是“公今度”引起的前前后后。

至于另一个笔名“丁艾”，命运也好不了多少。据说这是为丁玲、艾青招魂的。这些人全然不管这笔名最早见于1953年;他们更不知我这个人“爱‘卜’成性”， 杂文虽然有时写得冠冕堂皇， 灵魂深处的封建迷信残余却是不少。这两个字同样是抓阄抓来的。张天翼先生的名著《两林故事》里，就教导有“指字为名”之法。如果要替兄弟俩取名字， 不妨拿一本字典， 一点点到一个“菜”字， 叫“大菜”、“小菜”，这不太好， 重来;再一点， 点到了 “便”字， 叫“大便”、“小便”， 更不好， 谁听说过哥哥叫“大便”， 弟弟叫“小便”的?第三次才点到了 “林”。——“大林”、“小林”好像就是这样出的名。我还记得， 点到了“丁”字以后，也点了个上不得台盘的字眼， 只是几番更换之后才碰上了这个“艾”。前面说过， 问题全然不在这两个字， 丁玲、艾青两位即使没有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我的日子同样不会好过。不是吗?有些急巴巴地改名为“学江”“学彪”之类的人，就一同“鸡犬升天” 了么!也未必。到了不知哪一天， “这个人不是好人”， 照样可以一个巴掌打下来。所以， 要在“丁”和“艾”上找个把打倒的由头， 岂不“易如反掌”!

写到这里， 回过头去看看，这实在不像一本书的后记了。现在再来写这些“俱往矣”的陈芝麻烂谷子干吗呢! 要说理由， 就是一个：一个笔名的命运尚且如此，在只要有杂文便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或伙计的年代， 写过百十篇杂文的作者，会有怎样的下场，不是全然可以想见的么!

杂文的命运的确从来就不大好。现在，被“刺刀见红”而打倒，庶几可以免了。什么“报屁股”啊， “豆腐干”啊之类的讥笑，也可以不计，杂文本来就是“泥碗瓦碟”“不登大雅之堂”。名啊利啊的点点戳戳，却也时有所闻。写文章宣传党的政策，也捏得成一桩罪名，“上纲法”的余沥实在也流传得过于久长了。

最后要说， 因过去的文字而被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冤枉的。不过文章确乎写得并不好， 包括现在这70多篇在内， 不值一看。因此，要向花了钱来买这本集子的读者致歉。同时，要谢谢林放同志在病中为这本书力疾写序。要谢谢曾是同“棚”难友的朱东润同志为这本书的封面题字。当然， 还要谢谢当年劝我不要用“公今度”笔名的人，——她永远是我蹩脚文章的第一个读者， “十年携手并艰危”， 曾有多少个夜晚白天，还为了那批杂文而担惊受怕啊!

1982年7月18日

(《魂兮归来》，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年版。)

赏析 作者为自己的杂文集而写的前言或后记，往往就是一篇好杂文。公今度《〈魂兮归来〉后记》，正是一篇杂文佳作。它为全书增色添辉，是一件漂亮的“凤尾”。

这篇“后记”的写作特色，最为突出的是感情真挚。它集中地叙述了“大革文化命”10年间降临于自己头上的一场灾难：笔名风波。作者被卷进了“文字狱”之中，“公今度”的笔名竟被判定为“攻击今天社会主义制度”的缩写和密写。可以说，作者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文字，字字句句都饱含着血和泪。本文很有力度，而力的来源正是作者真切深沉的感受。作者做文章的主旨是“凡有歌颂、批评、议论、畅想、宣传，都是‘有感而发”’，这篇“后记”卓著地体现出了作者的杂文写作主张。

可贵的是，作者对真情实感的抒写运用了较高的艺术手法。

其一，曲折错落，引人入胜。作者不是平铺直叙地只满足于“辞达而已”;作者遵循“人要直，文要曲”的写作规律，在谋篇布局上显示出了纯熟的笔墨功夫。从那荒谬绝伦的“判定”，写到为何使用了“公今度”的笔名，及至“写过百十篇杂文的作者”，即使采用别的笔名， “日子同样不会好过”，这些文字，让读者如入苏州园林，觉得处处美不胜收。这些艺术手段的运用，深入开掘了主题思想，增益了文章的力度。

其二，材料杂陈，内容丰富。作者根据陈述的需要，将种种材料信手拈来，增加了文章的信息量。读者从中看到了“上纲法”的展览，进而《箜篌引》、《两林故事》等一件件事物杂陈于读者眼前。至于那“有人老不放心”的“探问”内容，“歌今度”的推理， “学江”、“学彪”的遭遇等，也都是具体而生动的材料。这些“事”，寓着“理”，显现了杂文写作“寓理于事”的鲁迅手法。

其三，语言幽默，情趣横生。本文通篇的笔调都很轻快明朗，富于幽默感;而其中又多有闪耀着智慧光彩的幽默语言。“谐音影射法”、“鸭蛋寻骨法”、“被打倒了几十次”、“扮演才子的一幕当然只好拉倒”等，都让人读来有一种哑然失笑的快意。这些语言，有力地加强了讽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