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 时使之也。妍媸^①之质， 不逐目而逐时。是故草木之无情也，而鞓红、鹤翎， 不能不改观于左紫溪绯^②。惟识时之士， 为能堤其隤^③而通其所必变。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

骚之不袭雅也^④， 雅之体穷于怨， 不骚不足以寄也。后之人有拟而为之者，终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骚于骚之中也。至苏、李述别及《十九》^⑤等篇，骚之音节体致皆变矣，然不谓之真骚不可也。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晋、唐以后， 为诗者有赠别，有叙事;为文者有辨说，有论叙。架空而言， 不必有其事与其人，是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古人之法， 顾安可概哉?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饤饾^⑥之习者， 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 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 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 而僻则务为不根^⑦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⑧， 大变晚习， 于物无所不收， 于法无所不有， 于情无所不畅， 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 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 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浓， 而浓实因于淡。然其弊至以文为诗， 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⑨， 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

近代文人^⑩，始为复古之说以胜之。夫复古是已， 然至以剿袭为复古， 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 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 帮凑成诗。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 一唱亿和，优人驺从⁽¹¹⁾， 皆谈雅道。吁! 诗至此，抑可羞哉! 夫即诗而文之为弊，盖可知矣。

余与进之游吴以来⁽¹²⁾，每会必以诗文相励， 务矫今之蹈袭之风。进之才高识远，信腕信口， 皆成律度， 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者。或曰：进之文超逸爽朗， 言切而音远， 其为一代才人无疑。诗穷新极变，物无遁情⁽¹³⁾，然中或有一二语，近平近俚近俳⁽¹⁴⁾，何也?余曰：此进之矫枉之作， 以为不如是不足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传者，如“睫在眼前人不见”⁽¹⁵⁾之类是也;有以俚而传者，如“一百饶一下， 打汝九十九”⁽¹⁶⁾之类是也;有以俳而传者，如“迫窘诘曲几穷哉”⁽¹⁷⁾之类是也。古今文人， 为诗所困，故逸士辈出⁽¹⁸⁾， 为脱其粘而释其缚⁽¹⁹⁾。不然， 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浅易之语， 不能自舍， 以取世嗤哉?执是以观进之诗， 其为大家无疑矣。诗凡若干卷，文凡若干卷，编成，进之自题曰《雪涛阁集》， 而石公袁子为之叙。

(钱伯城笺校本《袁宏道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释 ①妍媸——妍(yan)， 美;媸(chi)， 丑。②“而鞓红”二句——鞓(tin)红、鹤翎、左紫、溪绯(fei)，都是牡丹花的品种。详见欧阳修《洛阳牡丹记》。③堤其隤(tui)——预防其溃决横流。④骚之不袭雅也——意谓《离骚》不能因袭《诗经》中的《雅》。⑤“至苏、李述别”句——苏，苏武。李，李陵。述别，指苏、李所写的诗。《文选》录苏诗四首，录李诗三首。《十九》，指《古诗十九首》。⑥骈丽钉饾——骈丽，成双成偶。骈丽文为六朝时期盛行的一种文体，句式整齐，讲究对偶。饤饾 (ding dou)，食品堆积罗列，此处比喻文辞堆砌。⑦不根——《汉书·严助传》： “不根持论。”颜师古注：“论议委随，不能持正，如树木之无根柢也。” ⑧“有宋”句——有宋，即宋朝。欧，欧阳修。苏，苏轼。⑨偈(ji)诵——佛经中的唱词。⑩近代文人——指明代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11)优人驺从——优人，此指艺人。驺(zou)从，官员出行时前后侍卫的骑卒。(12)“余与”句——进之，《雪涛阁集》的作者江盈科字进之。他是湖广桃源人，万历进士，官至四川提学副使。吴，今江苏苏州一带。(13)“诗穷新极变”二句——意谓江盈科的诗尽力追求新颖，极尽变化，在他的笔下，事物的实情都被揭示出来。(14)近平近俚近俳——平，平淡。俚，粗俗。俳(pai)，滑稽。(15)“在眼前”句——出自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祐》：“睫在眼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应作“睫”，眼睫毛。(16)“一百饶一下”二句——出自卢仝《寄男抱孙》。(17)“迫窘诘曲”句——出自《柏梁诗》。《古诗源》注：“元封三年， (汉武帝)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坐。”据传汉武帝与群臣联句，作成《柏梁诗》，第一句是汉武帝的，以下每人一句，“迫窘诘曲几穷哉”为东方朔句。(18)逸士辈出——逸士，飘逸豁达之士。这里指杜牧、卢仝、东方朔和江盈科等人。(19)“为脱其粘”句——粘，如小虫之粘于珠网，比喻文人被诗律所困。释，解脱。缚，束缚。

赏析 请朋友为自己的诗文集作序，在文人圈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作为

作序者，盛情难却， 自然要为朋友的大作加以赞扬，给予鼓励。但是，单纯地赞扬，不可能使被赞扬的对象取得任何意义。那么，如何使其序文不会变成空洞的吹捧呢?这篇《雪涛阁集序》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文章开始，作者并没有急于评介《雪涛阁集》，而是花了大量的笔墨阐述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作者认为，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即文学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时代在变化，人事、物态、语言都在变化，文学创作当然也应当变化。作者不同意复古派所谓《三百篇》降而为《骚》，《骚》降而为汉，汉降而为魏，魏降而为六朝，六朝降而为唐，诗之格以代而降的文学倒退主张。他认为每个历史时代都有新变的文学，各有其特色与成就，不能因为它与前代有所不同，便低估它的价值。相反，假若时代变了，却仍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那才是真的“不识时务”，就像时令已进入严冬而仍然穿着夏天的葛麻之衣一样可笑。就此而言， 《古诗十九首》在音节、体制上虽与《离骚》迥异，但却是真正的《离骚》;相反，那些不顾时代差异而在体式上亦步亦趋地模仿《离骚》的作品，就只能是蹩脚的仿制品。

序文还从文学作品内部探索了文学发展的规律：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这表明，袁宏道已经十分朴素地意识到，文学的发展是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新文学与旧文学对立，却又孕育于旧文学之中。新文学克服了旧文学的弊病并取而代之。新文学兴起之后，又暴露出新的矛盾，又有新的对立面与之斗争而渐被扬弃，新文学是从旧文学的内部发展起来的。袁宏道认为，诗发展到宋以后，“其弊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在这个意义上讲， 袁宏道对“近代文人”提出“复古”以疗救宋诗之弊表示一定程序的理解。但是，他认为，“复古”应当是对古人活的精神进行恢复，而绝不是“句比字拟、务为牵合”的抄袭。正因为前后七子不懂这些，才使得诗发展到了“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的邪路，并由一种高雅的艺术降格而为“优人驺从”的可怜地步。

“复古”已走到了绝路，要改变当时以拟古为能事的诗歌创作倾向，就必须有“隄其隤而通其所必变”的“识时之士”。至此，作者才将《雪涛阁集》的作者江进之推至前台：江进之正是这样一位以矫“今之蹈袭之风”为己任的“识时之士”。他“才高识远，信腕信口， 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为了给“为诗所困”的今人“脱其粘而释其缚”，他甚至不惜在句中夹杂“近平近俚近俳”之言，以开阔世人的眼界，无论在才识、功力上， 他正是这个时代所呼唤的才俊。

一篇统共才一千一百多字的序文，在写了近七、八百字之后，才将笔墨移到自己为之作序的《雪涛阁集》及其作者身上，这是不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呢?当然不是。首先，作者以自己独到的文学见解提出了衡量作品的标准，以之评价《雪涛阁集》，既无徇私之情，更无虚美之嫌。另外，作者将其批评标准贯穿到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特别关注对文坛现状的分析，就使《雪涛阁集》获得了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准确的历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