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予以子袁子同为太学^①官， 子袁子录^②也， 予博士^③也， 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后一年，子袁子分教严陵^④。后一年，予出守临漳相^⑤， 见于严陵，相劳苦相乐，且相楙^⑥以学。子袁子因出书一编，盖《通鉴》之本末也^⑦。予读之，大抵搴事^⑧之成， 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 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 其故悉而约^⑨， 其作窕而槬^⑩，其究遐而迩⁽¹¹⁾， 其于治乱兴亡， 盖病之源、医之方也。予读《通鉴》之书，见事之肇于斯⁽¹²⁾， 则惜事之不竟⁽¹³⁾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¹⁴⁾，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

嗟呼! 由周秦以来， 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 国之病亦不一矣， 而其源不一哉。盖安史之乱则林甫为之⁽¹⁵⁾， 藩镇之乱则令孜之为也⁽¹⁶⁾。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源则其医之方矣，此书是也。有国者不可以无此书。前者有奸而不察， 后有奸而不悟。学者不可以无此书。之有行而无征， 退有蓄而无宗。此书也，其入《通鉴》之户欤! 虽然， 覿⁽¹⁷⁾人之病， 戚⁽¹⁸⁾人之病，理人之药，得人之病， 至于身之病， 不懵焉， 不讳焉， 不医之距焉。不医而缪其医焉⁽¹⁹⁾， 古亦稀矣。彼暗而此昭， 宜也。切于人纾于身⁽²⁰⁾，可哀也夫。

淳熙元年三月戊子⁽²¹⁾严陵杨万里叙。

(“国学丛书”本《通鉴纪事本末》， 中华书局1955年版)

注释 ①太学——西周已有太学之名，西汉始设，东汉大为发展。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国子监)，名称不一，制度亦有变化，但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②录——总领。指国子祭酒。③博士——古代学官名，源于战国。秦及汉初，掌古今史事待问及书籍典守;至汉武帝高五经博士，专掌经学传授。此后，历朝相沿，作用与前有所不同。自唐至清，均为教授经籍之官。④严陵——东汉会稽人严光(字子陵)，隐居垂钓于严陵濑一带，即今浙江桐庐县。⑤临漳——在今河北省南部，漳河岸边。秦置郡县， 三国魏建邺都， 晋改临漳县， 后复名邺县， 东魏又分设临漳县。⑥楙(mao)——美盛，兴旺。这里是互相切磋，使学问渊博的意思。⑦“盖《通鉴》”句——盖，副词，可译为“原来(是)”。《通鉴》，指司马光主撰的《资治通鉴》。《通鉴》之本末，即袁枢编撰的《通鉴纪事本末》。⑧搴(qian)——拔取。这里是选择的意思。⑨悉而约——详尽而简要。⑩窕而槬——留有余地而宽敞博大。窕(tiao)，不充满。槬(hua)，宽大。⑾遐而迩——深远而浅显。遐(xia)，远、长久。迩(er)，近、浅显⑿肇于斯——开端于此。肇(zhao)，初始。⒀竟——完毕。⒁莫绎其终——不知道结局、后果。绎(yi)，抽丝，引申为寻究事理或连续不断。⒂“盖安史之乱”句——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冬，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叛乱，攻占洛阳，称大燕皇帝。次年破潼关，陷长安。至德二年(757)初，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唐借回纥兵收复长安、洛阳，安庆绪退守邺城。乾元二年(759)，安庆绪为史思明所杀，史在范阳称燕帝，再度攻陷洛阳。两年后，史为其子史朝义部将所杀。广德元年(763)， 史朝义兵败自杀。这场前后延续八年之久的叛乱， 史称“安史之乱”。李林甫因厚结武惠妃，出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旋封晋国公。他掌权期间，杜绝言路，妨贤忌能。天宝时改任右相，重用安禄山掌兵。死后不久，爆发“安史之乱”。⒃“藩镇之乱”句——指唐末因藩镇割据造成的天下大乱。令孜，唐末宦官田令孜，本姓陈，蜀人。懿宗咸通时为小马坊使。僖宗即位，擢升左神策军中尉。恃宠横暴，把持大权，僖宗尊为“阿父”。黄巢起义被镇压后，因国用虚竭，他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为争收安邑、解县两地盐课.发生武装冲突。重荣引李克用为援，于沙苑大败禁军，京师大乱，僖宗出逃。方镇恨其生事，他出于恐惧，引杨复恭代己。求为西川监军使，赴成都。景福二年(893)为割据西川的王建所杀。⒄觌(di)——相见。⒅戚——忧愁，悲悯。⒆不医而缪其医焉——不就医治病而以为就医治病是错误的。缪(miu)，通“谬”，错误。(20)切于人纾己身——责备他人而宽容自己。切，责备。纾(shu)，宽舒。(21)淳熙年三月戊子一公元1174年阴历三月戊子日。淳熙，南宋孝宗赵眘的年号。

赏析 《通鉴纪事本末》，南宋袁枢著。袁枢历仕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先后任礼部试官、严州教授、大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吏部员外郎、大理少卿，最后官至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知江陵府。撰《通鉴纪事本末》是他任严州教授之际，约在乾道七年(1171)至淳熙元年(1174)之间。《宋史》本传记其事云：“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参知政事龚敬良得其书，奏于上，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 ‘汉道尽在是矣。’”从这段有关《通鉴纪事本末》的记载，可约略见其著书宗旨、编写体例和社会影响。

袁枢据《资治通鉴》“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即变纪年为中心为纪事为中心，既“贯通”《通鉴》所纪之事，以尽其本末，又“贯通”全书内容，使之略具首尾，成为一部纪事本末体通史。这是中国史学史上除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外的又一种重要体裁。袁枢之后，多有仿作，使此种体裁虽较晚出而蔚为大国。

袁枢与杨万里是亲密的朋友。杨万里的这篇序文就从记述他们在仕途奔波中的密切交往的深厚友谊写起。接着叙写他初读《通鉴纪事本末》的收获和体会。他对袁枢创立的纪事本末体极为赞赏：“予读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其于治乱兴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这段话大抵概括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独特优点。一言以蔽之，它能阐述清楚每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原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清朝著名史学理论家章学诚说它“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文史通义·书教下》)。

接着，他就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同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加以比较，回答了为什么纪事本末体具有上述优点：

予读《通鉴》之书，见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

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

从述事方式看， 《本末》的特点在于完全以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果整个过程为主线来采撷材料，分题列目，组织全书。它综合有关史料，分事排比，能在一篇之中反映出某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编年体的《通鉴》“事以年隔，年以事析”，就难以窥见某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例如“安史之乱”，历时8年，散见于《通鉴》卷二一四至卷二二二;《本末》立《安史之乱》一目，从原先混杂于其他史事中的有关材料搜录出来，重新编排，集中展现了唐玄宗重用奸相李林甫，姑息养奸，导致祸乱爆发，以至最后平叛的经过。这样，读者在阅读中就能产生“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的效果。

杨万里在这篇序言中还特别强调了《通鉴纪事本末》的“资治”作用。这也正是袁枢编撰《本末》的宗旨所在。对此，朱熹《跋通鉴纪事本末》指出：“其部局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本末》的“微意”正在“部局门目，始终离合之间”的匠心独运上。通览《本末》不难发现： (一) 袁枢分卷设目特别注意“乱世”，侧重分裂时期的意向显而易见，对升平时期也留意期间的祸乱，对每个朝代尤其注意各自的兴衰荣枯。(二) 侧重选择的是《通鉴》中军事、政治方面的内容。经济方面仅有唐代《奸臣聚敛》和《两税之弊》两条，思想文化方面则一条也没有。如此选择决定于当时的形势。

正因为《本末》取材于《通鉴》并贯穿原书“资治”的宗旨而加以突出，所以杨万里说： “此书也，其入《通鉴》之户欤!”强调读此书对“乱世”以及“治世”中的祸乱，可以“得其病之源”从而获得“医之方”。所以“为国者不可以无此书”，胸怀报国之志的“学者不可以无此书”。如果治国者“不读此书”，实在是“不医而缪其医焉”;如果学者“无此书”，实在是“切于人纾于身”。这正如孝宗所说：“治道尽在是矣!”

《本末》的问世，使它于纪传、编年之外，而形成一种新的历史著作体裁。但它记事的局限和缺陷，如各事之间相对独立而缺乏历史联系，重视军事、政治而忽视经济、文化，对历史的整体性不予理会，也决定了它不可能“独领风骚”，将其他体裁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