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卷零散的抒情诗及下一卷一篇长诗《彗星》，是我1941年和1942年生大病^①时所作，我在最灰暗日子中的破裂的心境之产物。

这所说我最灰暗的日子， 可以不是指我的病，但须指我在病院中所感受的那种没有生趣的十分厌烦的情形。因为病，是和我一切的遭遇一样，都是事前自己曾经预料过的，不足为奇，但我从未想到过我也会感到那样无聊。最主要的是我住在和人们隔离的荒凉山野中的病院里，我远隔朋友和亲人， 病虽未至死，那时的诊断却是没有痊愈之期。因此，我的心境早就变成非常的坏。有时简直想狂呼暴跳， 以使生命早日的消灭。但我当然没有这样做，极力使自己平静，而结果便是更无聊，毫无生趣地过日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以写诗为消遣，就已经足够说明我生活的贫乏了，单说那最初的动机，就只由于有一天黎明，我卧在病床上，忽然从窗口我看见了仿佛从未有过似的极清新的天色。只是这样而已。但是，我却因此而有幻想，——首先是那仿佛久别了的也不知道是谁的面影就来在空中闪现着，我至于还能够看见那明丽不下于黎明的天色的眼睛在空中飘荡， 并且还仿佛要带给我生命的美的意向似的。于是，我写了一首《黎明》，接着又写了其他几首。

但这恰正证明我生活的贫乏。我当时既不能不将那幻影看作对于我的最高的存问;接着， 由于我意识到这一点， 又更不能不有喜悦，以为这又是我病中所尚存留的对于青春的一点敏感。可是， 一提到青春，我常常拿它和我认为的“智”和“美”的真实相提并论的青春，又在哪里呢?我的实际的生活在哪里呢?我能够以幻想满足我自己么?我应当以幻想满足我自己么?我的幻想又是多么的贫乏可怜啊。一想到这些，我不能不想到这些，我便进而陷入极矛盾的心境里了，首先，是引起我对于生命的渴求。因此，我反而更感到生命的荒凉和现实的悲哀，而实质上是我深感到我将因此要和真实的生活脱节。我的心绪总是紊乱不安宁，我的感情始终是粗劣而破碎。但是，在这种破裂的状态下， 当然我还是应当尽力地使我自己平静的，所以大部分时间，就都是和紊乱的心绪搏斗，而留着这种痕迹的东西就不能不占了一大半。

不用说，在这种情形下， 写诗决不能有补益， 而写下的这些东西，又是不能不给人一种不调和的感觉。加以我对于诗的毫无素养，更使它显出了残缺。对于朋友，对于读者， 由于我不能写出较和谐较完整的诗，由于我不能更好地描画美丽的幻景，我不能有更明净更雄壮的心境去看云山和雪野， 不能以更虔诚的心去怀念师友(“彗心”)和理解晚上的梦，……我是应当怎样地抱愧!

但我将不再写这样的诗了罢，就是说，生活还可以向更广阔更和谐的地方走去的罢。就只因为有时还会引起使我沉闷的回想，便将经过散落而留下的部分整理起来付印，并愿将它献给3个挽救我病以免于死亡的朋友， 其中一个却已经是死了。

在这里，我想念到几个最关心我病而到现在还未能见到面的朋友。

1943年9月10日在重庆

(《真实之歌》， 重庆作家书屋1943年版)

注释 ①大病，指囚禁。——编者注。

赏析 人的生命流动中走过的每一段风景都写在了他的心灵史上。1941年和1942年冯雪峰生了一场“大病”，在他的生命中，这无疑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而在他的心灵史上，却是一道亮丽的彩虹。因为冯雪峰在这段时间里思想上经历了一个“无聊——幻想——矛盾”的过程，在对生命本质意义的思考方面，实现了一次超越。

下面我们就循着这条线索走进冯雪峰的精神世界。

“病”是冯雪峰意料之中的，他认为这同自己的“一切的遭遇一样”，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那里的环境是恶劣的，那是“和人们隔离的荒凉山野中的病院”，他“远隔朋友和亲人”，精神上所受的折磨是难以想像的，而且“病虽未至死，那时的诊断却是没有痊愈之期”，生命是可贵的，但冯雪峰那时却“想狂呼暴跳，以使生命早日的消灭”，这种对生命否定的想法正产于“对生命的渴求”。叔本华说自杀“实际上是对意志的极度肯定”， “自杀者是想生活的，只是他不满于他所处的生活条件，因此，他没有抛弃求生的意志。他放弃生命，只是对个别现象的消灭。他想活下去，想痛痛快快地生存下去，他实质上肯定着肉体。但是，复杂的外在环境使他受挫，这就使他陷入极度痛苦之中”。(《论自杀与死亡》)由叔本华的论述，便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冯雪峰当时怎样的“无聊”和“毫无生趣”。

虽然如此“无聊”，但作者仍然“极力使自己平静”，在“有一天黎明”，“看见了仿佛从未有过的极清新的天色”，而且， “因此而有幻想”，冯雪峰原本即将熄灭的生命火焰又熊熊燃烧了起来。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因此难以无牵无挂，朋友和亲人虽然不在身旁，但“那仿佛久别了的也不知道谁的面影就来在空中闪现着”， “面影”是模糊的，清晰的是“明丽不下于黎明的天色的眼睛”，它“仿佛带给我生命的意向似的”。可以说，是“幻影”使他重新鼓起了生命航船的风帆，“幻影”是什么呢?是希望，是他对未来的向往。

在这里，冯雪峰已意识到“病中所尚存留的对于青春的一点敏感”的可贵，他“不能不有喜悦”，因为他还希望自己的生命存在，也有能力使自己的生命存在。

但是，冯雪峰继续追问自己，生命的存在是否就是生命的终极意义?

在“病中”，“对于青春的一点敏感”支持着自己的生命，但是活着是否就是人生的目的?他问自己： “我认为的‘智’和‘美’的真实相提并论的青春，又在哪里呢?我的实际生活在哪里呢?我能够以幻想满足我自己么?我应当以幻想满足我自己么?”一连串的发问显示了作者思维的逐步深入，生活中的现实使他陷入了“极矛盾的心境里了”。“矛盾”，正是灵魂挣扎带来的痛苦，他深感“生命的荒凉和现实的悲哀”，他需要的是一种自己追求的“真实的生活”，而并非是那“幻影”。

从只是追求生命存在的“幻影”到追求生命存在意义的“真实生活”，是超越，也是升华，作者也为之付出了代价， “心绪总是紊乱不安宁”， “感情始终是粗劣而破碎”。

这种痛苦是一种必然的阶段，作者不可能写出“较和谐较完整的诗”，这一段心路历程， 只能是以血为墨写就，不可能会用彩笔描绘。

在“挽救我病以免于死亡”的朋友们的帮助下，冯雪峰走出了自我，认识到“生活还可以向更广阔更和谐的地方走去”，思想上不再“矛盾”。

或许多年后冯雪峰再回首往事，会感到这段日子正如伏尔泰所说：“我不知道永恒的生命在何处，但现在的生命却是最恶劣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