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诗一个月前就交给了书店， 本来这时就可以印好的， 后来因为里面的两篇诗在内容上有点不合适， 只好删去一篇， 另一篇换一条尾巴，而被删的一篇那雄健的音节自己很爱，在序言中曾经特别提出过作为比《烙印》进步的证例，于今既然这样，序言不得不重写了。

回想《烙印》出世后的反响，使我印这第2本诗时感到了很大的不安!如果有人要问这本诗比第1本进步了多少，那真是不容易爽口回答的，对这， 自己的心也仿佛做不了尺度似的。反正又不能这样解释：《烙印》是几年中作品选汰的结果，而这是最近期间成绩的总合。因为读者只知道看货色(那是应该的)， 不能以时间的关系来原谅或是非难一个作品的。不过从这本诗里可以看出我的一个倾向来：在外形上想脱开过分的拘谨渐渐向博大雄健处走，这可以拿《罪恶的黑手》做例子， 虽然这篇诗的技巧上缺陷还很多。还有《答客问》的音节自己也感到欢喜。内容方面，竭力想抛开个人的坚忍主义而向着实际着眼，但结果还是没有摆脱得净。

我是乡下人，生性爱乡村，所以写来也还算地道， 不过在这里面的一些诗中我只画出了一个恐怖破碎的乡村的面孔， 没能够指出一条路来，许多限制使我只能这样。另外有一些小诗算是反映了时代的苦闷， 然而是那样薄弱!

我希望这个集子结束了我的短诗。老是这样写下去， 自己不满意不必提，是会辜负多数希望着我的人们的。我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最近的将来就要下工夫写长一点的叙事诗，好像叙事诗在我国还很少见，应该有人向这方面努力，老舍兄告诉我他已在开始著了。

(《罪恶的黑手》，生活书店1934年版)

赏析 30年代的中国诗坛，“新月派”、“现代派”和“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曾一度呈三足鼎立之势。臧克家不属于任何一个诗歌流派，而他在新诗坛上却是较有影响的诗人。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问世后，就像一股清新的风，吹进新诗坛，立刻引起了诗歌界的关注。对新诗的内容和风格，臧克家这样理解：“新诗必须表现现实，表现人民的生活;必须与时代精神结合，富于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表现形式，大体是：向古典诗歌和民歌学习，做到精炼，大体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使新诗富于民族风格。”(《克家论诗》)

与第1部诗集《烙印》相比较，第2部诗集《罪恶的黑手》在创作上有什么突破?诗人在这篇序中说， “内容方面，竭力想抛开个人的坚忍主义而向着实际着眼”， “在外形上想脱开过分的拘谨渐渐向博大雄健处走”。这便是诗人对《罪恶的黑手》集中所收诗作的定位。

臧克家在新诗创作中，强调主观意识与客观现实的融合、渗透，力求在现实事物的描绘中注入作者的主观情绪，使作品个性鲜明、爱憎分明。《烙印》是诗人在主客观包容方面的成功尝试，是思想性、现实性、艺术性兼备的诗作。它揭露和鞭鞑了旧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对农民生活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并为农民的不幸而悲愤，作品的时代和阶级的色彩很鲜明。为什么诗人在《罪恶的黑手》这篇序中还要强调在创作内容方面，竭力想抛开个人坚忍主义的主观意识或个性情绪呢?这是因为，臧克家坚忍主义的人生哲学，虽具有分明的阶级爱憎，与“新月派”、“现代派”那种逃避现实，追求“性灵”、唯美的颓废意识有所不同，但个人坚忍主义，多是对农民那种安贫守贫的“坚毅”与韧性的肯定，不利于唤起他们与不公平社会抗争的主体意识。他要用爱与憎的流火，铸成新诗的筋骨，用这新诗去吹响向旧时代宣战的战斗号角。臧克家对个人坚忍主义的抛开，正是思想认识有了新的提高。诗人在分析他初期的作品时说：“从当时革命斗争的整个局势着眼，这些诗的战斗性和思想性都是不足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思想和生活对于一个写诗的人的限制。”(《臧克家诗选》序)

“在外形上想脱开过分的拘谨渐渐向博大雄健处走”。这是臧克家对新诗艺术风格的追求。诗人初学写诗的时候，在诗歌的外形表现手法上，力求严谨，苦心推敲，希望把每一个字安放在最恰切的地方，螺丝钉似地把它扭得紧紧的。早期的诗在继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方面更明显一些。但中国的旧体诗，尤其是格律诗，在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方面受一定的限制。因此，诗人想通过对新诗与旧体诗外形结合的探索， 以求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即脱开过分的拘谨，走向博大雄健。诗人艺术风格的形成，还受了闻一多先生的影响。闻一多主张新诗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三美”诗论为臧克家所接受、实践并试图创新。臧克家拿来抒情自由化的新诗艺，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巧妙嫁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