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有九流，做官有九品，做文章也有流派与品级，鸿文伟著是正流， 杂记琐录是小品。

闲人是九流以外的人，看官是九品以外的官，以闲人而作闲话，只求博看官一粲，不计工拙， 不避俚俗， 不拘品格，不法古人，人所不屑道者，我乐道之，其不能列品入流，毋宁是当然的事。

从前那些为杂途所就，不得预于正流的，叫做未入流，即官在九品以下的人，唐人称之曰流外。

我这些闲话，既不入流，又不成品，其流外之作欤! 因题名曰流外集。

1936年3月

(《流外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赏析 在这篇《〈流外集〉小引》中，钱歌川先生表明了自己创作上的美学追求：反雅尊俗。

“雅者，正也。”(《毛诗序》)在中国的审美文化中， “雅”是儒家长期培植起来的美学风范，风度儒雅、衣着淡雅、趣味高雅、言谈文雅、摆设典雅，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生活理想。在审美领域中，雅亦是社会高层次的审美规范。与之相对的则是“俗”，雅与俗之别反映着审美观上的不同，漫长历史时期的发展中， “雅”的属于王公贵族、统治者， “俗”的则属于平民百姓、被统治者。因此，在尚“雅”者的心目中，“俗”的东西有伤大雅，不能登大雅之堂。

钱歌川先生并不以之为然。

他首先说自己是“九流以外”的“闲人”， 而读者是“九品以外”的“看官”，因此所写的文章是“闲话”，并非“正流”的“鸿文伟著”，而是“杂记琐录”“小品”。这表明钱歌川先生的审美意识并非尚“雅”，而是趋“俗”。在当时把自己的集子叫做《流外集》，有自嘲的意思，但更多的是自傲。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创作主张，一是“只求博看官一粲，不计工拙，不避俚俗”。历史上有许多中下知识分子，程度不同地保持着同人民大众的联系，提出“文不避俗”的口号，写一些供大众娱乐的东西，把自己的创作指向民间和市井。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由于尚质尚径，不避俚俗，故而取得了“老妪都解”的效果。钱歌川的散文被评论家认为“读之如在冬夜围炉，促膝闲谈”。这正是他创作上的反雅尊俗的结果。

另外，钱歌川又认为写文章应当“不拘品格，不法古人， 人所不屑道者，我乐道之。”他对表现自我真实的强调颇类似于明朝袁氏三兄弟的“性灵说”。“性灵说”认为创作应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的确，创作主体的个性不应因“古人”和“品格”而改变，王公贵族那些“九品以上”的官尚雅，其“不屑道者”，未必就是不好的。元好问曾有诗曰：“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今人合笑古人痴，除却雅言都不知”，就是对“雅言”的讥讽。钱歌川没有停留在反雅尊俗上，而且对“人所不屑道者”称“我乐道之”，是以俗为美。

钱歌川先生称自己“不入流”，作品“不成品”，甘居“流外”，充分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艺术追求。

他不愿去做上流人、上品官，做文章也不做鸿文伟著，率性而行，傲然物外，只有超越了雅、俗，才能达到大雅大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