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梁启超

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要达到三个标准：求真、求博、求通。

【演讲词】

诸君！我对于贵会，本来预定演讲的题目是“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间因有病，不能履行原约，现在我快要离开南京了，那个题目不是一回可以讲完，而且范围亦太窄，现在改讲本题，或者较为提纲挈领于诸君有益罢。

我以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

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

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难又且最有趣的，便是历史，我们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我们一家里弟兄姊妹们便占了全人类四分之一；我们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进化线”上头不断地做他们的工作；我们替全人类积下一大份遗产从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里一直传到今日没有失掉，我们许多文化产品，都用我们极优美的文字记录下来，虽然记录方法不很整齐，虽然所记录的随时失散了不少；但即以现存的正史，别史，杂史，编年，纪事本末，法典，政事，方志，谱牒，以及各种笔记金石刻文等类而论，十层大楼的图书馆也容不下，拿历史家眼光看来，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贵的史料，又不独史部书而已，一切古书，有许多人见为无用者，拿他当历史读，都立刻变成有用，章实斋说“六经皆史”，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但从历史家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说，则何只六经皆史？也可以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我们家里头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

这种方法之应用，我在去年所著的历史研究方法和两个月前在本校所讲的历史统计学里头，已经说过大概，虽然还有许多不尽之处，但我敢说这条路是不错的，诸君倘肯循着路深究下去，自然也会发出许多支路，不必我细说了，但我们要知道：这个矿太大了，非分段开采不能成功，非一直开到深处不能得着宝贝，我们一个人一生的精力，能够彻底开通三几处矿苗便算了不得的大事业，因此我们感觉着有发起一个“合作的史学运动”之必要，合起一群人在一个共同目的共同计划之下，各人从其性之所好以及平时的学问根底各人分担三两门做“窄而深”的研究，拼着一二十年工夫下去，这个矿或者开得有点眉目了。

此外和史学范围相出入或者性质相类似的文献还有许多，都是要用科学方法研究去。例如：

(1)文字学我们的单音文字，每一个字都含有许多学问意味在里头，若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说文解字”，可以当作一部民族思想变迁史；或社会心理进化史读。

(2)社会状态学我国幅员广漠，种族复杂，数千年前之初民的社会组织，与现代号称最进步的组织，同时并存。试到各省区的穷乡僻壤，更进一步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里头蛮夷传所记的风俗来参证，我们可以看见现代社会学者许多想像的事项，或者证实，或者要加修正。总而言之，几千年间一部竖的进化史，在一块横的地平上可以同时看出。除了我们中国以外，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了。我们若从这方面精密研究，真是最有趣的事。

(3)古典考释学我们因为文化太古，书籍太多，所以真伪杂陈，很费别择；或者文义艰深，难以索解，我们治国学的人，为节省后人精力而且令学问容易普及起见，应该负一种责任，将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审定一番，解释一番。这种工作，前清一代的学者已经做得不少。我们一面凭借他们的基础，容易进行；一面我们因外国学问的触发，可以有许多补他们所不及。所以从这方面研究，又是极有趣味的事。

(4)艺术鉴评学我们有极优美的文学美术作品。我们应该认识它的价值，而且将赏鉴的方法传授给多数人，令国民成为“美化”。这种工作，又要另外一帮人去做，我们里头有性情近于这一路的，便应该以此自任。

以上几件，都是举其最重要者。其实文献学所包含的范围还有许多，就是以上所讲的几件，剖析下去，每件都有无数的细目。我们做这类文献学问，要有三个标准以求到达：

第一求真凡研究一种客观的事实，须先要知道它“的确是如此”，才能判断它“为什么如此”。文献部分的学问，多属过去陈迹，以伪传伪失其真相者甚多。我们总要用很严谨的态度，仔细别择，把许多伪书和伪事剔去，把前人的误解修正，才可以看出真面目来。这种工作，前清“乾嘉诸老”也曾努力过一番；有名的清学正统派之考证学便是。但依凭我看来，还早得很哩。他们的工作，算是经学方面做得最多，史学方面便差得远，佛学方面却完全没有动手哩。况且我们现在做这种工作，眼光又和先辈不同，所凭借的资料也比先辈们为多。我们应该开出一派“新考证学”，这片大殖民地，很够我们受用哩。

第二求博我们要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相，不能靠单文孤证便下武断。所以要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愈多愈妙。比方做生物学的人，采集各种标本，愈多愈妙。我们可以用统计的精神，作大量观察。我们可以先立出若干种“假定”，然后不断地搜罗资料，来测验这“假定”是否正确。若能善用这些法门，真如韩昌黎说的“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兼收并蓄，待用无遗”。许多前人认为无用的资料，我们都可以把它废物利用了。

但求博也有两个条件。荀子说：“好一则博”；又说：“以浅持博”。我们要做博的功夫，只能择一两件专门之业为自己性情最近者做去，从极狭的范围内生出极博来。否则，便连一件也博不成。这便是好一则博的道理。又，满屋散钱，穿不起来，虽多也是无用。资料越多越丰富，则驾驭资料越发繁难。总须先求得个“一以贯之”的线索，才不至“博而寡要”。这便是以浅持博的道理。

第三求通好一固然是求学的主要法门，但容易发生一种毛病，这毛病我替它起个名叫做“显微镜生活”。镜里头的事物看得很清楚，镜以外却完全不见，这样子做学问，也常常会判断错误。所以我们虽然专门一种学问，却切不要忘却别门学问和这门学问的关系；在本门中，也常要注意相互的关系，有许多在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我们要用锐利眼光去求得它。能常常注意关系，才可以成通学。

【鉴赏】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是中国近代学者梁启超1923年1月9日在东南大学国学社所作的演讲。这是一个推广型的学术专题演讲，它分上下两篇，上篇谈关于研究文献的学问，下篇谈关于研究德性的学问，此处选了上篇。演讲的中心是阐发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文献的学问。在先对演讲的背景作简单交代后，梁启超紧接着就切入正题，提出演讲提纲：“我认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一、……。二、……”，让听众很快就能集中注意力。

在演讲中，梁启超非常重视逻辑的严密性，点题之后，他还专门解释了其关于文献的学问所包含的范围：史学、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古典考释学、艺术鉴评学等，从而使通篇演讲有的放矢。当然，他的侧重点还是史学。梁启超以形象而生动的比喻手法，把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比作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世界第一富矿。又前后呼应，用了“开矿机器”、“开发富源”、“矿苗”、“分段开采”等术语，让人觉得研究历史并不枯燥乏味，而是动态的，形象的。

那么，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历史呢？这才是梁启超这次讲学的重点之一。他明确指出，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才能达到“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的目标。按照他的解释，所谓科学方法即历史统计学，就是“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

梁启超进一步提出了“求真”、“求博”、“求通”三个标准。“求真”，是指去伪存真；“求博”，是指旁征博引；“求通”，则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他具体论述了其方法。比如，他在阐述“求博”时指出，“要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相”，就要将“同类或有关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而不能只靠“单文孤证”便下结论。“博”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作者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满屋散钱，穿不起来，虽多也是无用”，“总须先求得个‘一以贯之’的线索，才不至博而寡要”。这一说法，是非常高明的。

常言道：文如其人，言为心声，此话不假。梁启超兴趣广泛，学识渊博，他的学术研究，很早就显示出“百科全书”的气派。他传播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有不少可取之处，他提倡和运用的这些科学方法论，有许多超越前人的新东西。说梁启超影响过整整一代人，是不过分的。他的“求真”、“求博”、“求通”的标准，作为方法，迄今为止，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从演讲技巧来看，他的论证虽然不多，但非常到位，分析精辟，说理透彻，而且采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时而举例说明，时而引用名言，时而打个比方，语言准确、生动、形象，大大增强了演讲的说服力。当年曾亲耳聆听梁启超讲演的人回忆道：“先生的演讲，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想必是非常逼真而感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