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马克西姆·高尔基

党和政府从我们手里夺去了互相发号施令的权利，而授给我们互相教导的权利。

【演讲词】

敬爱的同志们，我觉得，这里提到高尔基的名字，常常加上一些度量的形容词：“伟大的”、“高高的”、“长长的”等等。(笑声)

如果老是过分强调和抬高某一个人物，我们就会使别人的成就和重要性失去光彩，这一点，你们没有想到吗？请相信我：我并不是故意讲漂亮话，也不是装模作样。有许多重要的原因使我不能不说这些话。打个比喻来说，在这里，我们大家的年龄尽管差别很大，然而都是同一个很年轻的母亲——全苏联文学的孩子。

衡量一个作家的成就，是读者的事。说明一部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是批评家的事。

我们都看到，我们的读者对作家的成就的评论越来越多，越来越正确，甚至比批评家作得还要早。例如，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索波列夫的《大修》、阿夫杰延柯的《我爱》和最近三四年来写成的其他几十部作品。

当然，我并不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宣传“平均主义”，这个国家曾经产生、现在还在产生成千的英雄，但是它需要成万的英雄。然而我担心，过分赞扬一些人，会使另一些人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对我国文学的正常发展产生种种有害的感情和情绪。

我们当中还有不少人，是在非常有害的小市民式的竞争气氛里生长和教养出来的。这种竞争常常代替了竞赛，可是竞争与社会主义竞赛是两个互不相容的概念，因为它们根本是彼此对立的。

《大修》的作者索波列夫同志今天说了一句非常有力而又符合事实的话：“党和政府把一切给了作家，只从他们手里夺去了一件东西——粗制滥造的权利。”

说得真好！

应该补充一句：党和政府也从我们手里夺去了互相发号施令的权利，而授给我们互相教导的权利。教导就是互相交流经验。只能如此，别无其他。

我深信，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学会互相教导，而且很快就会在我们的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上反映出来。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彼此间应该不仅只有泛泛之交，还应该用读我们的作品时所应有的那种细心的态度来互相阅读。人是在行动中成长的。我们都看见体育怎样锻炼了人的体格。我们应该培养我们的认识能力。简单说一句：应该学习。这当然不是新的意见。这是我经常谈起的，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样做的极大可能性。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相互尊重。我们缺乏这一点，应该在我们中间培养这种习惯。

也许有人会说：我自己在我的文学论文中就不够尊重作家的人格。这种责难是不公平的。我有时讲得很激烈，但我不是指责作家，而是指责他的作品。我有点像个体农民那样贪心。我的母亲——苏联文学——在庆祝自己的生日。由于我的贪心，我非常希望它能得到很好的礼物。

我看见人家常常把烙铁送给它，我就有点生气，这是非常自然的。我们还享有“粗制滥造的权利”。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文学在我国的重要性，了解我们对读者所负的责任，那么，我们就会使自己不知不觉地、毫无痛苦地丢掉这种权利。我认为，对历史资料的集体研究，就是这种忘却自我的方法之一，这种研究会帮助我们对现在的成就和未来的要求理解得更广泛、更深刻。

伊利亚·爱伦堡表示反对集体工作。我认为这是由于误解，由于不知道集体工作在技术上的意义。这种工作并不是向每个作家提出一个规定得很狭隘的任务，例如说写19世纪30年代的鲢鱼或鲈鲋的情况。作家可以从资料中挑选那最适合他个人兴趣和他力能胜任的东西。这种集体工作也许会产生半成品，但是它会给许许多多的人提供很好的材料，供他们进行个人的艺术创作，更主要的是，它会帮助我们很好地互相了解，把我们改造成无愧于这个号召我们为全世界、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工作的伟大时代的人。问题就在这里，同志们！

如果说在这里，在这个大厅里，奠定了全苏联文学界大联合的基础，那么，在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就必须开始切实联合起来，使我们的艰巨的工作能获得成绩，并且必须继续这项工作，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展开这项工作，以便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文学，一种不但为我国所需要、为我国各族人民所需要，而且我敢说还为全世界所需要的文学。

我要说的话就是这些。
 

【鉴赏】

高尔基不仅是苏联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建立一种符合新的历史时代的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高尔基的晚年，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建设中。1934年8月，在高尔基的主持下，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开幕，五十多个民族的近六百多名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是对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文学的一次大检阅，也标志着苏联文学发展的新阶段。高尔基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总结报告，在这一次大会上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

当时，虽然社会主义苏联已度过了它的困难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在思想领域，特别是文艺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仍有一定市场，正像高尔基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空前深刻而全面的戏剧性时代里，一个充满着破坏和建设过程的紧张的戏剧性的时代里。”因而，批评错误观点，团结全体作家，建立新的文学，成了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

这篇讲话是高尔基在大会期间多篇演讲中的一篇。开篇以别人在他的名字前常“加一些度量的形容词”为话题，批评了“过分强调和抬高某一个人物”不良风气，指出了它的危害性。表面看来是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但实质上它仅作为一个铺垫引出了他的本意：我们大家“都是同一个很年轻的母亲——全苏联文学的孩子”。

讲话紧扣这一话题层层展开，正因为作家是“全苏联文学的孩子”，“党和政府把一切给了作家”，所以“党和政府也从我们手里夺去了互相发号施令的权利，而授给我们互相教导的权利”，从而希望广大作家“需要学习互相尊重”，需要“集体工作”，“它会帮助我们很好地互相了解，把我们改造成无愧于这个号召我们为全世界、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工作的伟大时代人”。最终建立一种“为全世界所需的文学”。

通篇演讲气势宏伟，分析透辟，语言准确有力，推理丝丝入扣，逻辑性极强，因而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谆谆教诲之中饱含肺腑之言，循循诱导而不离原则，是本篇演讲又一特色。讲话虽是批评为主，但并不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而是饱含真情实感向听众肺腑直陈。他用“我并不是故意讲漂亮话，也不是装模作样”的态度对他人的过分赞扬进行批评：对于作家中存在的一些闹不团结风气，含蓄指出“是在非常有害的小市民式的竞争气氛里生长和教养出来的”；对“伊利亚·爱伦堡表示反对集体工作”，用“我认为这是由于误解”委婉地批驳了他的观点。而在这一切中，高尔基始终是站在党的事业和人民事业的立场上，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在批评“过分赞扬一些人”时一针见血指出它会“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对我国文学的正常发展产生种种有害的感情和情绪”，在指责某些作家间“竞争”的根源后又鲜明地指出这种竞争“与社会主义竞赛是两个互不相容的概念……它们根本是彼此对立的”。在号召作家相互尊重时，又明确这不等于取消批评，而这种批评“不是指责作家，而是指责他的作品”。真可谓柔中有刚，绵里藏针。正是这种坦诚磊落的胸怀，丰富真挚的感情，平易近人的语气加上对人民的责任感，使他和听众能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思想交流，起到了教育鼓舞作用。特别是最后他用全苏联文学界联合起来“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文学，一种不但为我国所需要、为我国各族人民所需要，而且我敢说还为全世界所需要的文学”结束全篇，不仅再一次重申了演讲的主题，而且也蕴含着意味深长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