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鲁迅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演讲词】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易卜生是19世纪后半的挪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易卜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FrauvomMeer，《海的女人》，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易卜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它自己要歌唱，所以它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易卜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易卜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膀，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法，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显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均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均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10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哪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鉴赏】

《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1923年12月26日晚，在他兼任国文讲师和教授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的讲演，也是可查的鲁迅66次讲演谈话中，现存的经他亲自校改审定的第一篇讲演稿。

“五四”时期，随着思想解放大潮的冲击，妇女问题再次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问题。《新青年》1918年关于“贞操问题”的讨论，《晨报副刊》1923年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新潮》、《女界钟》等围绕长沙赵五贞女士、广西李超女士为封建包办婚姻逼迫致死事件发表的言论，《妇女杂志》等关于“新性道德”的讨论等，成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声。“五四”前后思想界领袖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胡适等以及各种进步团体无不把妇女问题列为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各种主义、学说、思想、流派竞相亮相。而其中，以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号》中易卜生的名剧《傀儡之家》影响最大。《傀儡之家》女主人公娜拉对丈夫海尔茂宣布的“我相信我第一要紧的是，我是一个人，一个同你一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得努力做一个人”这一名言以及她的离家出走成为激励渴望独立自主、婚姻自由的新青年效法的典范。一时间，娜拉成为“五四”一代新妇女的精神牧师和布道者，对反抗家庭束缚、争取个性解放、争取自主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说现代性爱意识的产生，是标志着“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的重大觉醒，而觉醒了的“人”在对一切专制的束缚的反抗中必然产生“婚姻自主”的要求，那么《傀儡之家》和娜拉则是女性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的第一声呐喊，并引发了“五四”一代青年尤其是知识女性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浩荡的世纪之战。

正是在对娜拉的一片喝彩声中，鲁迅发表了这篇似乎很有些“不合时宜”的讲演。对于家庭这一个中国社会传统之基本，婚姻这一“终身大事”，夫妇这一“人伦之始”，以启蒙主义者自任的鲁迅终其一生都给予了热情的关注。从他1903年发表的译作《斯巴达之魂》所讴歌的斯巴达女子的爱国精神，到1924年和1925年发表的小说《幸福的家庭》、《伤逝》，从1922年《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到去世前的《论“人言可畏”》(1935)，鲁迅对妇女问题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不仅对中国女性在斗争中表现出的勇毅表示了敬意，而且提出了他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卓见，阐发了他的建立平等的家庭关系、两性关系等振聋发聩的思想。《娜拉走后怎样》就是鲁迅以他特有的明彻与清醒，看到了五四时期青年女性身处新旧之交的实际地位以及加诸她们的历史与现实的全部力量，也是他第一次阐明自己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意见。

鲁迅指出，出走不是妇女解放的根本出路。要实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首先必须用“更剧烈的战斗”取得平等的经济权，进而进行改变整个旧的“经济制度”的社会革命。他要求人们以“深沉的韧性的战斗”而不是所谓简单的“出走”来夺取这一社会革命的胜利。因为，在鲁迅看来，妇女解放是整个民族振兴和社会解放的重要内容与最后尺度，同时妇女的解放斗争又是全民族全社会进行改革的重要一环。如果仅仅是口诛笔伐继而愤然出走是不够的。正如他后来在《关于妇女解放》(1933)中所说的，在提倡妇女解放的名义下，妇女从封建的闺阁中挣脱出来，进入这尚未改革的社会，便又成了供人开玩笑发议论的资料，给人做玩意儿、当“花瓶”，或者变成为廉价的服服帖帖的劳动力，而并未真正获得应有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平等。因此在“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花样，都不过是一块招牌，实际和先前并无两样”。而“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而解放的第一步就是争取经济权，否则“倘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的好名目，就都是空话”。经济上的平等权和“势力”的获得是切近实际的第一步，然而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因而它“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执著于经济权的韧性的战斗，正是鲁迅来源于深切的生活体验与观察的清醒的理性态度。鲁迅在讲演后不久创作的小说《幸福的家庭》和《伤逝》中进一步追索了“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一社会经济生活的铁律。经济压迫下婚姻的不自由固然是悲剧性的，而“自由”之后的经济压迫更是悲剧性的。“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鲁迅谆谆告诫青年女性，时代、历史对于个人命运的不动声色然而是无情而又残酷的介入与干预，绝不仅仅是喊几句口号，模仿一两个人就可以剔除的。鲁迅这一看似“枭鸣”的言论，却恰恰在五四以来中国妇女解放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印证。

当然，鲁迅决不只是给妇女解放泼冷水，而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中国也仿佛很有许多人觉悟了。我却依然恐怖，生怕是旧式的觉悟，将来仍免不了落后。”(《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在妇女解放方兴未艾的“娜拉热”中，鲁迅表现出了一个启蒙主义者应有的冷峻和深忧。也正因如此，《娜拉走后怎样》成为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中的经典性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