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有桃》
园有桃,园里有株桃,
其实之殽。采食桃子也能饱。
心之忧矣,穷愁潦倒心忧伤,
我歌且谣①。聊除烦闷唱歌谣。
不知我者,不了解我人笑我,
谓我“士也骄②。说我“先生太骄傲。
彼人是哉③,朝廷政策可没错,
子曰何其!” 你又为啥多唠叨!”
心之忧矣,穷愁潦倒心忧伤,
其谁知之? 谁能了解我苦恼?
其谁知之,既然无人了解我,
盖亦勿思④! 何不把它全抛掉!
园有棘,园里有株枣,
其实之食。采食枣子也能饱。
心之忧矣,穷愁潦倒心忧伤,
聊以行国⑤。聊除烦闷去游遨。
不知我者,不了解我人笑我,
谓我“士也罔极⑥。说我“先生违常道。
彼人是哉,朝廷政策可没错,
子曰何其!” 你又为啥多唠叨!”
心之忧矣,穷愁潦倒心忧伤,
其谁知之? 谁能了解我苦恼?
其谁知之,既然无人了解我,
盖亦勿思! 何不把它全忘掉!
[注释] ①歌、谣:《毛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这里泛指歌唱。②士:古代下层官僚,或知识分子的通称。③彼人:指执政者。④盖:通“盍”,是“何不”的合音。⑤行国:出国门而远游。⑥罔极:没有限度的乱想。
[赏析] 这是一首没落贵族忧贫畏讥而又愤世嫉俗的诗。当时社会正处于大动荡、大分化的时代。贵族之中也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毛虾。这位歌者原是贵族,他的祖先在周初分封诸侯的时候,大约是受封做官的,后因动荡分化,而成为平民了。但是,他虽已穷愁潦倒,仍然相信“彼人是哉”(即朝廷政策可没错),只是对“不知我者”表示反感。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对本诗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这首诗的诗人称自己为士,这当然是一位做官的了。这位做官的人大概是穷得连饭都没有吃的,只是吃园里的桃子和枣实,所以他便大大地感伤起来。不消说他又是一位神经过敏的先生,当他不得志在路上讴歌踌躇的时候,他以为别人一定在指责他,说:‘看你这位尊驾罢。那真是骄傲得没有办法啦! 你说不是吗?’他以为别人是不知道他,只晓得骂他的,他便灰了心。这位诗人大约和那喊‘天实为之,谓之何哉’的‘出自北门’的诗人是相类的罢,但他在喊 一声‘悠悠苍天’没有呢?这种态度是比怨望责嚷是进了一境的。”这位贵族的“士”,现在已贫穷得连饭也吃不上了,只能以园里的桃子和枣充饥,的确算是赤贫了,因而在思想上产生一些不满情绪,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他毕竟不是贫民,而是有教养的“士”,与此同时又怀有忧国忧民的壮志,也正符合他的身份。至于《诗序》说:“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这当然说得不够妥当,把典型化了的诗歌,说是专指某事,并用以作诗教,此说不能令人信服。但其中说魏国小而无德政,诗人心忧其国,似乎也有合理的成分。因此,今人余冠英称其为“忧时的诗”,也是很有道理的。
全诗共有二章。
第一章,是说我歌且谣,而忧或可遣。诗的开端说:“园有桃,其实之殽。”是从结局写起,然后去回叙理由。诗的主人公连饭也吃不上,只是以园中之桃充饥,说明他已贫困潦倒。此诗主人公原是有产的,虽已破产,但仍有一些剩余部分,其园有桃、有枣,便是有产的证明。因为原是旧家贵族,好议论当世,又骄慢躁进,所以屡遭挫折,难以解脱。在心灰意懒,忧谗畏讥之时,他便以诗言志,即“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歌且谣”,能够排解郁闷,亦可言志明理,是不平则鸣的必然反映。当时社会,社会矛盾激烈,人与人之间,是缺乏理解的。他说“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便是曲折反映当时的现实。那么,与此相反,知我者又是怎样呢?诗人未说,我们可以明显地体会到,他是社会矛盾与斗争的牺牲品,而其忧国感时,实则是一种爱国思想。基于爱国,他不愿对现实彻底否定,而是恨铁不成钢,仍寄希望于朝廷。对于最高统治者国君(即彼人),他认为是对的,因此无可非议。但是事实总是胜于雄辩,国家已沦落到如此地步,他作为有识之士,怎能不难过悲伤呢?因此,便再次惊呼道:“心之忧矣,其谁知之?”最后,诗人对自己的真知灼见,不被别人理解,深表痛心。只好发出“盖亦勿思”的慨叹、表示自己已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
第二章,是说聊以行游,且姑出国门。此章由桃换为枣,园中有桃有枣,当然也会有其他的果树的,说明园子还没有完全荒芜。诗人虽落魄,但心仍未死,他具有爱国热忱,也反对世俗陋习,自是一位贤者。马瑞辰云:“枣从重束,棘从并束,对文则异,散文则棘亦训为枣。”(传引自袁梅《诗经译注》)桃是夏熟,枣是秋熟,由桃及枣,次序也顺畅。桃吃完了再吃枣,终将要陷入绝境的。他“歌谣之不足,则出游于国中而写忧也”(朱熹《诗集传》),便是本章的主旨。诗人忽而歌谣,忽而行国,悲歌往复,忧思难忘,更显得“独有会心”之妙。世人皆醉,而我独醒,大家都“不知我者”,反说我是过激,实在叫人无法平静。“士也罔极”一语,在《卫风·氓》中也有,可见它是当时很流行的通用语。“罔极,言其心纵恣无所至极。”(《诗集传》)即为当时所批评是痴心妄想、反复无常。由此可知,那时的社会生活混乱,已到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地步。尽管如此,诗人还是坚定不移地认为:“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他对当政的国君仍抱有幻想,这大约与后世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是有渊源关系的。于是他再次无可奈何地吟叹:“心之忧矣,其谁知之?”这样的反复吟咏,既能发抒诗人内心的郁闷,又可加深读者的印象,使得诗歌更富表现力。最后还说,谁也不知我的忧伤,何必再去考虑那些事情呢?说是不想,其实更想,意在言外,给人感到诗是寄深情于虚笔,确实此情无计可消除,与《氓》中的“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诗文思郁勃,表现感情细腻绵密,而理趣盎然,韵味悠长,在艺术上别具特色:( 一)纵横排宕,寄意遥深。姚际恒说:此篇“诗如行文,极纵横排宕之致”(《诗经通论》)。就其纵向联系而言,涉及国之上下;就其横向联系而言,说到国之内外。他满怀愤懑抑郁,自悼身世飘零,终于在“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的心情支配下,作了“聊以行国”而远游他乡的决定。(二)隐约委婉,怨而不怒。方玉润说:“此诗与《黍离》、《兔爰》如出一手,所谓悲愁之词易工也。”(《诗经原始》)本诗以“忧”字立骨,而驰骋文笔生发开去,揭示了当时的社会奥秘,表现了诗人的悲凉风采,真是血泪心声铸悲词,反映出时代精神的容姿。(三)虚字较多,句法参差。《诗经》中善用虚字,而此篇虚字尤多,共有27个,超出了 一般诗歌的负荷,但读起来仍不厌其多,可见安排得较为贴切。《诗经》多四字句,而此篇三、四、五、六字都有,构成了参差不齐的句法,这在形式上有其不同寻常的特点。
其实之殽。采食桃子也能饱。
心之忧矣,穷愁潦倒心忧伤,
我歌且谣①。聊除烦闷唱歌谣。
不知我者,不了解我人笑我,
谓我“士也骄②。说我“先生太骄傲。
彼人是哉③,朝廷政策可没错,
子曰何其!” 你又为啥多唠叨!”
心之忧矣,穷愁潦倒心忧伤,
其谁知之? 谁能了解我苦恼?
其谁知之,既然无人了解我,
盖亦勿思④! 何不把它全抛掉!
园有棘,园里有株枣,
其实之食。采食枣子也能饱。
心之忧矣,穷愁潦倒心忧伤,
聊以行国⑤。聊除烦闷去游遨。
不知我者,不了解我人笑我,
谓我“士也罔极⑥。说我“先生违常道。
彼人是哉,朝廷政策可没错,
子曰何其!” 你又为啥多唠叨!”
心之忧矣,穷愁潦倒心忧伤,
其谁知之? 谁能了解我苦恼?
其谁知之,既然无人了解我,
盖亦勿思! 何不把它全忘掉!
(采用程俊英译诗)
[注释] ①歌、谣:《毛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这里泛指歌唱。②士:古代下层官僚,或知识分子的通称。③彼人:指执政者。④盖:通“盍”,是“何不”的合音。⑤行国:出国门而远游。⑥罔极:没有限度的乱想。
[赏析] 这是一首没落贵族忧贫畏讥而又愤世嫉俗的诗。当时社会正处于大动荡、大分化的时代。贵族之中也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毛虾。这位歌者原是贵族,他的祖先在周初分封诸侯的时候,大约是受封做官的,后因动荡分化,而成为平民了。但是,他虽已穷愁潦倒,仍然相信“彼人是哉”(即朝廷政策可没错),只是对“不知我者”表示反感。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对本诗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这首诗的诗人称自己为士,这当然是一位做官的了。这位做官的人大概是穷得连饭都没有吃的,只是吃园里的桃子和枣实,所以他便大大地感伤起来。不消说他又是一位神经过敏的先生,当他不得志在路上讴歌踌躇的时候,他以为别人一定在指责他,说:‘看你这位尊驾罢。那真是骄傲得没有办法啦! 你说不是吗?’他以为别人是不知道他,只晓得骂他的,他便灰了心。这位诗人大约和那喊‘天实为之,谓之何哉’的‘出自北门’的诗人是相类的罢,但他在喊 一声‘悠悠苍天’没有呢?这种态度是比怨望责嚷是进了一境的。”这位贵族的“士”,现在已贫穷得连饭也吃不上了,只能以园里的桃子和枣充饥,的确算是赤贫了,因而在思想上产生一些不满情绪,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他毕竟不是贫民,而是有教养的“士”,与此同时又怀有忧国忧民的壮志,也正符合他的身份。至于《诗序》说:“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这当然说得不够妥当,把典型化了的诗歌,说是专指某事,并用以作诗教,此说不能令人信服。但其中说魏国小而无德政,诗人心忧其国,似乎也有合理的成分。因此,今人余冠英称其为“忧时的诗”,也是很有道理的。
全诗共有二章。
第一章,是说我歌且谣,而忧或可遣。诗的开端说:“园有桃,其实之殽。”是从结局写起,然后去回叙理由。诗的主人公连饭也吃不上,只是以园中之桃充饥,说明他已贫困潦倒。此诗主人公原是有产的,虽已破产,但仍有一些剩余部分,其园有桃、有枣,便是有产的证明。因为原是旧家贵族,好议论当世,又骄慢躁进,所以屡遭挫折,难以解脱。在心灰意懒,忧谗畏讥之时,他便以诗言志,即“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歌且谣”,能够排解郁闷,亦可言志明理,是不平则鸣的必然反映。当时社会,社会矛盾激烈,人与人之间,是缺乏理解的。他说“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便是曲折反映当时的现实。那么,与此相反,知我者又是怎样呢?诗人未说,我们可以明显地体会到,他是社会矛盾与斗争的牺牲品,而其忧国感时,实则是一种爱国思想。基于爱国,他不愿对现实彻底否定,而是恨铁不成钢,仍寄希望于朝廷。对于最高统治者国君(即彼人),他认为是对的,因此无可非议。但是事实总是胜于雄辩,国家已沦落到如此地步,他作为有识之士,怎能不难过悲伤呢?因此,便再次惊呼道:“心之忧矣,其谁知之?”最后,诗人对自己的真知灼见,不被别人理解,深表痛心。只好发出“盖亦勿思”的慨叹、表示自己已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
第二章,是说聊以行游,且姑出国门。此章由桃换为枣,园中有桃有枣,当然也会有其他的果树的,说明园子还没有完全荒芜。诗人虽落魄,但心仍未死,他具有爱国热忱,也反对世俗陋习,自是一位贤者。马瑞辰云:“枣从重束,棘从并束,对文则异,散文则棘亦训为枣。”(传引自袁梅《诗经译注》)桃是夏熟,枣是秋熟,由桃及枣,次序也顺畅。桃吃完了再吃枣,终将要陷入绝境的。他“歌谣之不足,则出游于国中而写忧也”(朱熹《诗集传》),便是本章的主旨。诗人忽而歌谣,忽而行国,悲歌往复,忧思难忘,更显得“独有会心”之妙。世人皆醉,而我独醒,大家都“不知我者”,反说我是过激,实在叫人无法平静。“士也罔极”一语,在《卫风·氓》中也有,可见它是当时很流行的通用语。“罔极,言其心纵恣无所至极。”(《诗集传》)即为当时所批评是痴心妄想、反复无常。由此可知,那时的社会生活混乱,已到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地步。尽管如此,诗人还是坚定不移地认为:“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他对当政的国君仍抱有幻想,这大约与后世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是有渊源关系的。于是他再次无可奈何地吟叹:“心之忧矣,其谁知之?”这样的反复吟咏,既能发抒诗人内心的郁闷,又可加深读者的印象,使得诗歌更富表现力。最后还说,谁也不知我的忧伤,何必再去考虑那些事情呢?说是不想,其实更想,意在言外,给人感到诗是寄深情于虚笔,确实此情无计可消除,与《氓》中的“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诗文思郁勃,表现感情细腻绵密,而理趣盎然,韵味悠长,在艺术上别具特色:( 一)纵横排宕,寄意遥深。姚际恒说:此篇“诗如行文,极纵横排宕之致”(《诗经通论》)。就其纵向联系而言,涉及国之上下;就其横向联系而言,说到国之内外。他满怀愤懑抑郁,自悼身世飘零,终于在“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的心情支配下,作了“聊以行国”而远游他乡的决定。(二)隐约委婉,怨而不怒。方玉润说:“此诗与《黍离》、《兔爰》如出一手,所谓悲愁之词易工也。”(《诗经原始》)本诗以“忧”字立骨,而驰骋文笔生发开去,揭示了当时的社会奥秘,表现了诗人的悲凉风采,真是血泪心声铸悲词,反映出时代精神的容姿。(三)虚字较多,句法参差。《诗经》中善用虚字,而此篇虚字尤多,共有27个,超出了 一般诗歌的负荷,但读起来仍不厌其多,可见安排得较为贴切。《诗经》多四字句,而此篇三、四、五、六字都有,构成了参差不齐的句法,这在形式上有其不同寻常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