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1903—1977),原名锡璜,后更名二适。江苏东台人。建国后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精于古典文学研究和诗词。40年代,于右任就赞扬他“书已有成”; 20年前,章士钊也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 “二适先生本无书名,唯无书名,是以独绝。”
        高二适在给一位学生的信中说:“惟欲精研书画,尤在能先识字攻书”,他身体力行,既重视临池,也重视作学问。他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刻苦自励,潜心书学; 于文史无所不窥,于碑帖嗜癖如命,而终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等书学著作行世。他还擅诗,与章士钊常有唱和。
        高二适书法熔铸古今,自辟蹊径,到晚年时开拓出一种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独特风格: 以魏晋楷行为基础,守钟、王之神韵,得皇象、索靖之精髓,取汉隶之骨格,化扬风子之风采,借宋仲温之姿态; 形成一种四分隶、楷,六分行、草的“高体”;而其草书将章草之严谨厚重、今草之典雅俊爽、狂草之飞动纵逸熔为一炉,突破了前人窠臼而自创新路。
        《湘娥诗》为他70岁前后所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这幅作品在用笔上,楷书之提按顿挫与草书之转折牵连并用,线条刚健绰约,“一点一画,意态纵横; 偃亚中间,绰有余裕。” (张怀瓘《评书药石论》)方中寓圆,圆中有方;圆笔婉媚凝炼,稳重坚实,方笔棱角分明,雄强劲挺,骨气全而神气润。如第二行“巫阳”二字,起笔一横几乎就是楷书的横画,然后笔锋暗转直下,那一竖象撑杆跳运动员正在使用的撑杆一般,似乎就要把百余斤的运动员弹过横杆去。而以下笔画的转折牵连却令人眼花缭乱; “阳”字的右边,大的趋势是圆的,但行笔几经转折顿挫,曲折回环,且干笔成之,如枯藤,如屈铁,既流畅又浑重。用墨上,使毫行笔燥润相间,润妍而燥险。仍以“巫阳”为例,起笔较润,渐觉笔燥,到写“阳”的右半时,墨已殆尽,似有似无,但是,最后似有神助,突然又写出浓而润的两撇,承上而应下。仅“巫”、“阳”二字之中就极尽浓淡、枯湿变化之能事,特有趣味。

        布白上,章草与今草的结字法被交叉分合,因字生势,灵活多变,“字字意别,勿使相同” (王羲之《书论》) ,一气贯通,字字形断而意连,虽大小错落,斜正相间,皆揖让有致,顾盼生姿; 行间时宽时窄,似倚似斜,亦曲亦直,似嫌随便而恰恰妙在随意,密处尤多奇肆,疏处倍添神采,“自然宽狭得所,不失其宜”(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 ,“空白少而神远,空白多而神密” (刘熙载《艺概》),显示出精湛的艺术造诣。如开头,“湘”字写得较密,但其中留有好多大小不同的空间,气息畅通,并不局促,下面“娥”字左高右低,“佳”字左低右高,“丽”字复使两半基本齐平,这样在四字之间错错落落地留出几块空白,气可流动而不漫散,如山间泉水,时跳凸石,时绕枯木,故能作泠泠乐声。“湘”、“丽”两字都是左右两部基本齐平,但“湘”字由四周向中间包围,“丽”字两部相背,“娥”字两边紧抱,“佳”字两部分别仰向对方,“可敬而不可亲”。通过欣赏这幅作品,我们可以形象地理解古代书家们强调的书理: “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 (王羲之《题〈笔阵图〉后》)
        这幅《湘娥一首》巧妙地运用了章草笔法,特别是吸收了章草严谨厚重的精髓,虽奇纵跌宕而不失规矩。这幅作品虽属今草,但富狂草神韵,章、今、狂统一于尺幅之中,确实是神、气、骨、肉、血,五者俱全的书法“神品”。
        高二适能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绝非偶然,师友的帮助,家庭的熏陶,社会的影响等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 从主观上说,最重要的因素则是他那渊博的学识,纯朴的品格和独特的艺术道路。如果仅就其书法道路而言,他的成功又主要得力于善继承、能创新,在发展我国书法艺术优秀传统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和深刻的思想,走的是一条“入古出新”的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