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康王(约前11世纪—前10世纪间)金文《大盂鼎》,清道光初年陕西省眉县礼村出土,曾归潘祖荫,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铭文19行,共291字。内容记载周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财富的命令。此鼎是迄今为止出土的西周时代形制最大的青铜器。金文大都是刻范铸造,因此字的笔画要比契刻在兽骨上的甲骨文粗壮,在单线的组合中往往出现了粗点子,有些笔画甚至写成了面,点、线、面组成了独特的金文字体。在结构方面,各部分的配合与呼应比较讲究,象形意味比甲骨文少,符号性强,外形以长为主,大小渐求匀称,行款也整齐清楚,富于装饰性。

        大盂鼎铭文,点画圆浑,骨力内含,下垂的笔画下端用笔较重,略为粗壮,然后提笔收起,形似倒韭,非常美妙; 体势谨严而不乏变化,有诡谲庄丽之感,加上布局精整、规则,字里行间体现了威严的气势和瑰伟的色彩。铭文书法与青铜器形制,浑然一体,相得益彰,使人想见当时那种祭天地敬鬼神的情景,神秘、庄严、虔诚、隆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故大盂鼎铭文书法,实为西周前期金文书法的典范。
        大盂鼎铭文不仅记录了周康王下达的一道命令的内容,而且“书史之性质变为文饰”(郭沫若语),与花纹同其效用,同时正如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所说: 主要“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笔的缓急……就象音乐艺术从自然界的群声里抽出纯洁的‘乐音’来,发展这乐音间相互结合的规律。用强弱、高低、节奏、旋律等有规则的变化来表现自然界 社会界的形象和自心的情感。”因此 大盂鼎铭文的书法美,不是一般的图案花纹的形式美、装饰美,而是见情感有生命的“有意味的形式”,积淀着汉民族深沉而独特的审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