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1866—1925) “天下为公”大字楷书,深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熟悉与珍爱。从写成流传至今,它始终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历经岁月的考验,其光彩越发耀眼动人。
        这幅作品点画粗重,笔墨饱满。肌虽偏于肥而肉不没骨,墨虽趋于浓而内含筋力。因此其线条能以厚载气,以丰蓄力。这正显示了中山先生的苏字功底。四字的体势宽博自如,却也是精心结构。虽左低右高,字字又都稳定敦实。“天”字二横仰中有覆,一撇尾势略为上举,一捺却向右下伸足,捺脚平实,同前三画上仰与左向之势正相匹敌而有余。“下”字一横也是先取仰势,收笔处才微微下覆,这就同下一竖笔形成极紧密的承接关系,又同最后一点下沉之势相呼应,既不让点画游离,又加重右侧的分量,以同左低的一侧取得平衡。“为”字笔画利钝的配合也较有特色,左伸笔画基本取钝势,特别主画长撇也不出锋,而一钩与诸点则尽量出以锋芒,利钝迟速之间自然形成鲜明的对比。“公”字向左两撇与向右两点自成背势,值得玩味的是两点虽短缩却能同左势抗衡,关键在于其位置极为恰当。四字成一横幅,字字分列,又须浑然一体,章法的处理有相当难度。此幅布局因每个字都从体势上着眼,兼顾到上下左右的均势,不仅保持了每个字的安稳,而且使相邻的字左右之间产生微妙的顾盼与照应关系。更重要的是作者书写时胸有全局,四个字的结体一律取左低右高的姿态,这就使整幅字从右到左为统一的趋势所横贯。“天下为公”四字横排,还有一个笔画繁简过于悬殊的矛盾很难处理。古今著名书家对这类矛盾也常大伤脑筋。中山先生不简单采取所谓“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的方法来调剂繁简展促,而是通过加强书势的连贯和呼应成功地解决这一难题。因为有横贯的书势在起作用,繁简不再成为孤立对照时必然存在的那种极不相称的对立关系,而变成统一流势中息息相关的承传纽带,彼此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书势的表现越鲜明、越完满,整体内在的联系就越紧密、越生动。这幅作品在这方面的艺术表现也正如此。试看“天”字最后一捺,笔长而重,这不仅为稳定一字所必须,而且关联全局的成败。因整体趋势一致倾左,这为首向右下延伸的捺画,其走势与量感可就是举足轻重的了。过短过轻,都难以稳住阵脚。所以作者写来墨饱力均,位置恰如其分,有一举而定乾坤之功,可说是传神之笔。末字“公”一撇,有意加粗,收笔圆满,同“天”字一捺遥相呼应,首尾之间,气息暗自相通。这些正是米芾所说的以“气势自带过”,使繁简悬殊的字看来“皆如大小一般”的那种艺术技巧和功力的体现。中山先生这幅字不仅表现了书势的承传与呼应,而且构成起伏和排比的节奏。四字中“为”字最繁,于全幅中颇难协调,作者并不特意缩小它,而是把“天”字写大,让其所占空间与“为”字大体相当。“下”与“公”则任其自小。这样一大一小正好组成形体上大与小相对应的排比。作者又有意把“下”与“公”字的重心适当上提,这又形成了态势上重与轻相对应的起伏。于是大小重轻的两组对比结合成“抑扬——抑扬”这样统一的节奏。“天”与“为”仿佛是和鸣中沉郁的两个重音,“下”与“公”仿佛是波涛中涌起的两个浪尖。在特定的节奏中,它们在时间与空间的出现便是自然而然的、非如此不可的一种知觉与心理的期待了。繁简之所以不再难以协调而能以“气势自带过”变成极相称的整体,这也许是更为内在的决定因素吧。

        欣赏中山先生“天下为公”这件名迹,我们不能只着眼于纸上,满足于一般形式特征的了解,还应结合它的物质载体与存在空间进一步领略它更为丰富的美学内涵。当我们瞻仰中山陵,赫然看到陵墓正门楣上高高悬挂着的这四个金字,我们的审美鉴赏无疑会增添许多平素所难以获得的艺术感受。作品特定的存在空间,自然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到其一笔一画,莫不寄寓着先生的理想与深情。进而由书品自然联系到先生的人品,由人品会更充分地认识与评价其书品。作品的存在空间,也使人们自然联系整个中山陵的宏伟建筑来感受其书法意蕴。陵门上方的四个大字仿佛是整个建筑的点睛之笔,那端稳、舒和、丰润、敦厚、朴茂、含蓄的书风,不正与中山先生的英风正气相映照吗?那在天地之间回响的阵阵松涛,不正传达着中山先生为实现“天下为公”的崇高信念而发生的热情呼号吗?是的,四个闪光的大字,凝聚着先生之忠魂,洋溢着先生之热血,回荡着先生之呼唤,它把我们的思想情感引向一个无限光明宽广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