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耷《丞相邦之重》五言书作,传世有二,一为行书纸本立轴,仅署款而无年月,钤盖“八大山人”、“荷园”等印; 另一为行楷金笺扇面,款题“辛己(巳)(1701)秋中日,漫录为际老年翁六秩荣寿。八大山人。”钤盖“可得神仙”一印。两者笔墨意趣相近,俱得晋唐人风致。但从气韵来看,则扇面似更胜一筹。在扇面上,朱耷运用秃颖,以篆书的圆润等线施之行楷,不仅藏头护尾,又兼有楷法的抑扬顿挫和疾涩缓紧。其结字险绝多于平正。字形或宽博驰旷,或严谨丙敛,或移位奇斜,或丰上而蹇下,有时竟如欲倾巨石,观之令人屏息。如“簪”、“冒”等字; 此外,对重复出现的“何”、“不”等字,作者在笔墨上或结体上,亦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雷同。然而,朱耷使其书“气象高旷而不入疏狂” (朱耷临古人书册语),乃是他探求书法的“奇正”相生关系之后的心得体会。细心推敲此作,即知扇面书体实以篆书为表,楷书其里,行草笔意则为其血脉所在。故其书能洗净“局束”、“蹇怯” (康有为评董其昌书语),显得不“顿”、不“挫”、不“衄”,以悬肘提按运送,直如“劲弩筋节”,既具有书的静态,又有行草书的灵动。再就其章法而言,与“颇怪伟”的行草相比,虽无惊人之处,但“积劫方成菩萨”,其晚年所作,已不再求助于外表,而是在领悟后脱去形迹,进入虚空的禅境。而且,圆熟流畅的篆意与凝重平稳的楷法,经朱耷的融会贯通,已浑然一体,使人感觉到悠然中寓有醇味,庄重幽妙处又充满着禅机。究其原委,皆是朱耷学殖深厚又博采众长所致。

        朱耷在《临河序》(1693)跋后曾说: “晋人之书远,宋人之书率,唐人之书润,是作兼之。”这幅扇面为其晚年作品,与《临河序》书体同类,似更得空灵含蓄之意。黄宾虹认为朱耷“书法第一,画第二”,是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