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太王碑》详称《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陵碑》,高6.39米,由整块巨型角砾凝灰岩刻成,为不规则方形柱状体,头足稍宽,腰部稍窄。碑底以花岗岩巨石为座。碑之四面均凿有天地栏,行间亦刻有竖线界栏,四面总计原刻1775字,已脱落无法辨识者141字,字之大小一般在14至15厘米见方,隶书。碑立于东晋义熙十年,即高句丽王朝长寿王二年(414 ),为长寿王纪念其父好太王功绩和铭记守墓烟户而立于好太王陵东侧的墓碑。至清光绪初年,为金石学家发现,今存吉林集安太王乡。

        由于此碑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独特的书法风格,故自发现以来,即受到学者和书家的高度重视。早期的拓本大多是双勾加墨本,这是因石面粗糙,先用纸贴在碑面上轻捶,然后把字之轮廓勾描下来,纸揭下后再在空隙和无字处涂墨,形似拓本而实非拓本。由于文字剥蚀,描摹者以意为之,致使文字讹误和笔画失真。另外,约在1903年至1937年左右,拓碑者又在碑上以石灰将残字补全,使模糊的字捶拓后变得清晰,而这种补改的字大部分是错的。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有一种以高丽纸或毛头纸淡墨轻拓的拓本,比较真实地反映原碑面目。(详见王健群著《好太王碑研究》)
        碑因远在吉林边境,金石家和书法家难以亲见原碑,双勾本、拓本又大多不清晰或有错讹,故前人的研究和评论多有不当处。荣禧在《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谰言》中评碑字“篆隶相羼, 兼多省文, 古朴可喜, 极似魏碑,而书法过之,洵足珍矣。”又云: “考其时代,参其字迹,如邹字作��,开字作用等类, 楷法甫有二三,篆隶仍存六七,正与晋世化隶为楷,将变未变之顷,如出一辙。证以时尚六朝魏碑等帖,若合符节,深于篆隶六朝文字者,按碑而核,当不河汉斯言。”顾燮光《梦碧簃石言》云:“按此碑字大如盌,方严厚整,在隶楷之间。”碑之书体应是隶书,说它有篆书的成分,其实只能讲其用笔为篆法,而并无篆体结构,这是因石质粗糙,字皆用刀中锋凿刻而成,笔画平直,不作波磔钩挑之状,好像篆书粗细如一之用笔。此碑刻成,晚王羲之写《兰亭序》之永和九年有61年,江左早已使用趋于成熟的楷书和二王新体行书了。高句丽虽是高度汉化之邦,但毕竟远离中土,使用的书体应是保守的。其隶书不象一般晋代碑志上的隶书那样刻意追求波磔,描头画角,点画程式化,如墼模中物,而是自然古朴,不假造作,几无布置等当之意。因此碑上的字並非有意用前朝的字体——隶书来显示其庄严,而只是将当时通行的书体规整地书刻,反而如山肴野蔌,别具风味。
        碑字的结体方阔稳重,笔画横平竖直,似乎每个字周围都有一个无形的方边框,点画充满着“边框”,而又尽量不越出“边框”,部首偏旁有些安排得越出常规,或者写得不成比例,如“扫”字、“带”字的“巾”,“资”字、“贯”字的“贝”,“城字的“土”,“就”字的“京”,“看”字的“目”等等,触目皆是,粗看很不顺眼,细细品味,每一字都有“安如山固如岳”的气概。另外,碑上有的字为了简省笔画,偏旁部首用的是草书隶定的写法,如所有的“” 旁均作“辶”或“乚”, 将“开”字写作“”、 “氐”字写作“弖”等。但为了使字形方正,笔画不取草书飞动曲绕状,而一律作方直形。这种写法虽在汉代铜器铭文中已偶尔见到,但在此碑中用得更为普遍,所以更显得简质朴实,以致前人常将这些字视作奇字。
        《好太王碑》古朴而有拙趣的书刻特色,与传世的两晋碑志那种方削刻板的隶书风格大相径庭,却与汉代碑刻的气息相通,因而有的书法家误以为三国初期时物(如郑文焯)。临池者学汉隶,如能参考此碑,往往也能得到许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