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碑》原碑刻于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宋哲宗元祐年间出土于资州(今四川省资中县)。现在河北永年县所存的那一块,是明世宗嘉靖年间重刻的。不知什么原因,唐耀在重刻时定为蔡邕的书作。
        宋代以来,评论家对此碑均极为推崇,如清人翁方纲就说: “是碑体参篆籀而兼开正楷之法,乃古今书道一大关捩。”所谓“体参篆籀”,是说该碑在笔法始终饶有篆籀书中锋浑厚的意趣; 而体现在结体上的,则以部首、边旁最具典型,比如“菜”、“叶”等字的草头 “性”、“懿”等字的“心”旁等等,就很说明问题。所谓“兼开正楷之法”,则是说这块碑中有些字的点画结构,已经很具备后世所说正楷书的点画雏型了,只须细细体味,便不难随处可以看出端倪来的。

        可隶书毕竟还是隶书,因此还应从隶书角度来认识它的特色。那末此碑的隶书特色究竟和其他东汉隶书碑刻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呢?这除了在用笔上隶中夹篆,隶中出楷之外,还在于从头到底地改变了隶书的扁形为新体之方形。并且同时还把字的下缘写得参差不齐,从而又打破了隶书底座一味端平的陈规,使观赏者耳目为之一新。
        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说: “相传明时修县城,伧父用碑作郙石,今所存之碑,系嘉靖间重刻,毫无意味。翁覃溪(方纲)据宋拓重刻一本,亦不见佳。独念是碑自欧(阳修)、赵(明诚)以来皆称为奇古,曾不得一见真本为可恨也。原本道光时藏顾湘舟处,今不知所在。”这段话说明此碑宋拓真本的可贵,世人罕有获见其庐山真面目者。因此上海博物馆所藏潘氏古楼旧藏宋拓一种,真可谓稀世之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