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1月至1978年6月,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平山县三汲公社发现一座古城遗址,南北长约4000米,东西宽2000米以上,此即中山复国后的都邑灵寿。在城内外掘出战国墓葬30座,其中有中山王的墓葬多座,出土珍贵文物19000余件。中山王一号墓所 出青铜器众多,其中90件有铭文,是当代古文的重要发现。 中山王(错)铁足大鼎1977年于一号墓西库出土,是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鼎身圆扁,盖顶有三环组,附耳,腹中部有一道凸弦纹,蹄形铁质鼎足。鼎盖环形以下至鼎身足部以上,有刻凿的铭文77行,每行六字,末行一字,上部有一终结符号。全文有重文10,合文二,共469字。现存战国青铜器以此器文字为最多,也是建国后发现的最长的一件铜器铭文。铭文内容系记述中山公元前316年燕王哙把君位让给相国子之,最终遭致国破身亡的教训,告诫嗣王警惕重演燕国的事件。大鼎制作于战国中期中山王14年(约前313年,另说前309或308年以后)。器今藏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铁足大鼎铭文刀法老练,技巧极为纯熟,文字秀丽,笔画瘦硬劲挺,纤细工致,用笔圆转飘逸,字形修长而优美,婀娜多姿,结体取纵势,疏朗宽松。除鸟形等偏旁尚存象形意趣外,字形大多已摆脱了象形的束缚,是装饰性很强的美丽繁茂的鸟虫篆变体。古文字学家认为其语言文字的特点有四: 一、出现了过去没有见过的虚词,如“哉”、“焉”、“呜呼”等。二、用增加偏旁的方法来增加词义。使文字在记录语言上逐渐趋于精密。三、附加符号和装饰性笔画、偏旁,最常见的是在字的右下角加两短横,表示重文,如“其二”; 或者表示合文,如“夫二” (大夫)等。另有一些字的旁边上加一笔旋涡纹“羡画”,作为填空作用的美术装饰性笔画,这是区别战国前期鸟纹装饰的另一特色。四、铭文用更换形符,增加表意偏旁,会意新造等方法,创造了一大批新的异体字。(见《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孙稚雏文)战国铭文多刻凿,与墨迹相近,笔性活泼自如,若不经意。而此铭独树一帜,风格特异。铭文笔画有提按笔意变化,起处顿笔略粗,中间稍粗,尾部收笔尖细,尾部略粗,这样的线条效果是当时使用的书写工具的特性决定的。与铁足大鼎同时出土的夔龙纹方壶,通高35厘米,四面刻铭文448字,体势与之相若,但更瘦劲。大鼎与方壶铭文体势匀整,映带披拂,风姿绰约,非善书的高手不能为,应是宫廷书家(史官)所写,而由工师奏刀。这类字体大都流行于宫廷、服务于宫廷,专铭于王室重器,如后世的院体画。故篆书美的传统是华丽典雅,具有浓厚的宫廷气息。施于国家重器必多考究, 中山王二器(大鼎、 方壶),字体庄重,严谨规范,笔画工整清晰,结构繁复,喜用饰笔,体势布白匀整,行款整齐,所表现的肃穆庄重而和谐,正体现了统治阶级“王权”至高无上的威严。同出杂器铭文及30年代在平山故城附近发现的河光石刻铭文(今称《守丘刻石》),字迹潦草,形体或简率,或粗放,是当时的书写文体,与此铭恰成鲜明的对比,显然是出自不同书家的手笔。然而,更主要的是由器物性质决定的。中山末世“贵儒学,贱壮士,不教人战”,以至灭国。从大量出土文物的工艺水平之高,可见中山国统治阶级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 从鼎、壶等铭文反复引用《诗经》,并同于《左传》、《大戴礼记》的文句可以为证。王室重视书法人才,追求精丽流美的书风,也正是“贵儒学”的必然结果。
        中山王鼎、 夔龙方壶上的铭刻文字用笔、结体相近,是战国时期的原物,更能代表战国时期中山国当时官方文字(也可以说是“古文” )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