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器及其铭文,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和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在商周青铜器中,鼎是礼器之首(钟则为乐器之首,青铜器铭文以二者为代表,合称钟鼎文,又称金文)。正因为如此,鼎的制作特别注重造型风格,而其铭文也特别讲究艺术的美。
        《毛公鼎》是鼎中的佼佼者,清代道光(1821—1850)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它形制古朴庄重,为周宣王(前827—前782)时器,一说为周厉王(?—前828)时器,现存台湾省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铭文共32行,497字( 包括重文),是已出土青铜器中铭文最长者。内容为周王颂述先德及记叙局势——“四方大从(纵)不静”,诰诫和褒赏臣下毛公(父),勉励他辅佐朝政,效忠王室。其命辞散而无韵,典重尔雅,古穆简奥,风格与《尚书》中的诰命文字相近。
        这一长篇铭文,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更有极可宝贵的文字学、美学研究价值,是金文中的瑰宝。它和著名的散氏盘铭,被并称为大篆的姐妹篇。
        在用笔上,它圆笔尖笔并用而以圆笔为主,笔姿稳重优美。从总体上看,其起笔一般用圆,收笔有时见尖,如第二行的“大”、第六行的“三” (四),都是圆起尖收。但是也有例外,如第17行的“告”、“父”,第32行的“休”等,又可见尖起的笔画。
        其用笔的另一特色是,瘦笔成了统贯全篇的基本笔法。毛公鼎铭是西周晚期金文的代表作。它和西周初期的金文如大盂鼎铭或令簋铭大量施用肥笔相比,几乎纯系瘦笔,只有“天”、“正”、“氏”等极少数的字用肥笔,就连“王”字的第三横也打破惯例,不用肥笔。然而也偶有例外,如第五行的“王”就带有肥意。由此可见,金文在书写上至此已更趋于成熟的境地。这样,不但书写便捷省时,有其实用价值,而且促成了整幅作品“篆尚婉而通” (孙过庭《书谱》 )的流畅之美。
        该铭文的结体取纵势, 和散氏盘铭的以横势为主恰恰相反,二者在体势上犹如双峰并峙,两水分流,互为辉映,各成其美。在古代,“篆”曾被释为“引书”,即引笔而书。毛公鼎铭由于取纵向体势,因而引笔悠长。仔细审视铭文,可见其每一字每一笔,或左引,或右引,或上引,或下引的挥写过程。由于引笔纵而且长,又不弛不急,能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因而能使全篇在凝重静穆的风格中又增添了几分流畅感。

        就章法来看,它纵有行,横无列,又不象令簋铭那样恣情错综,而是横向略见参差,加上双向弧形排布的纵行,全篇显得曲而有直体,直而有曲致,这是金文中不常见的富于别趣的行款之美。
        在书艺风格上,它吸收了西周初期金文奇丽肆纵、平质敦实两种风格,使之糅合而趋于后者。如果说,散氏盘铭的欹侧因素多于平正因素,那末可以说,毛公鼎铭的平正因素多于欹侧因素,然而它又不同于孝王时代规整匀齐、端庄遒美的大克鼎铭。刘熙载《艺概·书概》说: “篆书要如龙腾凤翥,……或但取整齐而无变化,则椠人优为之矣。” 就是说,篆书一味整齐,状如算子,就会变成印刷体。毛公鼎铭毫无此病,全篇达到了平与奇、正与侧的统一。如“王”、“文”、“吉”、“女”、“公”等为数颇多的字,都以平正为美,这是通篇的主流。但有些字又以奇纵变化为美,以第七行为例,“静”字特长的引笔,将全字界分为三部分,从不均匀中求均匀,而字形向右倾斜; “永”字几个较长的引笔屈曲优美,富于流动感,而使字形向左欹侧; “乌乎”二字,均聚而不分,笔画钩环盘绕,交错纠结,近于图画;“趯”字则体形特大,比下面的“余”字大数倍,其四个组成部分也大小悬殊,对比鲜明,各自成体,向背有情;一个“巩”字,则以纡徐错综、奇中见正为特色。总之,毛公鼎铭的字形,大抵能因势而变,真可谓“束腾天潜渊之势于豪忽之间”(王澍《学书剩语》)。然而,通篇看来,一字字,一行行,茂隽多姿而又古朴凝整,给人以不尽的美感。
        毛公鼎铭文纵长的体势,可谓已开小篆之先河。清代出土后,对书坛的影响尤大。马一浮《蠲戏斋题跋》盛赞此铭说: “笔画精丽,如见成周文物之盛,下视( 李)斯、( 程)邈,乃自郐以下矣。吴昌硕一生学此,遂夺顽伯(邓石如)之席。”即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