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戏剧作家、评论家。他十四岁入巴黎路易大帝公立中学读书。与首都的初次接触,导致了他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重大变化:罗兰丧失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发现了斯宾诺莎的哲学,尤其是养成了他对音乐的爱好,这种爱好后来在他身上不断发展。1886年,他考取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三年后,获得历史教师学衔。之后,他被派往设在罗马的法国考古学校当了两年研究生。在罗马期间,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史学论著《路易·德·贝尔甘最后一场诉讼》(le Dernier Procès de Louis de Berquin,1892)。其后又发表两部他在1895年写的文学博士论文:《现代抒情剧的起源》(les Origines du théâtre lyrique moderne)、《意大利十六世纪绘画艺术》(Cur ars picturae apud ItalosⅩⅥ saeculi deciderit)。回到法国后,他一面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讲授美术史,在巴黎大学讲授音乐学,一面为戏院写剧本。他的剧作《群狼》(les Loups,1898)、《丹东》(Danton,1900)和《七月十四日》(le Quatorze juillet,1902),于1913年编为一集出版,题名《革命戏剧》(le Théâtre de la révolution)。另外三个剧本《圣路易》(Saint Louis,1897)、《阿爱尔》(Aërt, 1898)和《理性的胜利》(le Triomphe de la raison,1899),亦于同年汇集出版,题名《信仰悲剧》(Tragédies de la foi)。可惜的是,罗曼·罗兰爱用富有诗意的长句子来倾诉胸臆,而他的抒情和理想主义也不适合于戏剧这种表现形式。所以上述六个剧本都不受欢迎。但作者并不因此放弃戏剧创作,他忠实地履行他在《人民戏剧,新戏剧的美学》(le Théâtre du peuple,essai d`es-thétique d`un théâtre nouveau,1903)一书中所阐述的理论,不断地写作歌颂英雄的剧本,以求“重新燃起民族信念”。这类剧作有《时候就要到了》(Le temps viendra,1903)、《蒙代斯邦夫人》(la Montespan,1904)、《三个女恋人》(les Trois Amoureuses,1906)、《战败者》(les Vaincus,1922)、《爱与死的搏斗》(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1925)、《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1939)以及抒情闹剧《利吕利》(Liluli,1919)。罗曼·罗兰的理想主义在音乐中也得到表现,对他来说,只有直接与心灵交谈并会“使灵魂颤动”的艺术才有重要意义。这种反理智主义的偏爱促使他写下许多关于音乐家的作品:《贝多芬传》(Vie de Beethoven,1903)、《从前的音乐家》 (Musiciens d`autrefois,1908)、《今日的音乐家》 (Musiciens d`aujourd`hui,1908)、《亨德尔》(Haendel,1910)、《亨德尔的“弥赛亚”》 (le 《Messie》de G.-F. Haendel,1912,与菲利克斯·罗热尔合著)、《旧日音乐漫谈》(Voyage musical au pays du passé,1919)、《贝多芬,伟大的创造性时代》(Beethoven,les grandesépoques créatrices,1928—1943)、《对理查德·施特劳斯的回忆》(Souvenirs sur Richard Strauss,1948)。他小说中的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个作曲家并非偶然。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许多方面都很象贝多芬,而贝多芬就是作者置于所有音乐家之上的音乐家。
        《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发表在作者的好友夏尔·贝玑主编的《半月手册》上,先后连载八年:从1904年到1912年。在这部长篇巨著中,作者象组织交响乐主题那样,组织了他全部的丰富思想:德国是艺术的摇篮(《黎明》);贵族阶级不公正而且可鄙(《反抗》);城市(竞逐中的巴黎)是地狱的入口(《节场》);工人阶级事业确实是值得为之牺牲生命的伟大事业(《骚乱》);音乐是表现天才的最高形式(《复旦》)。《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在小说方面最成功的作品。不论是他的再现历史真实的《柯拉·布勒尼翁》(Colas Breugnon,1919),或是《克莱朗波,战时一个具有自由意识者的故事》(Clérambault,histoire d`une conscience libre pendant la guerre,1920),或是《欣悦的灵魂》(l`Âme enchantée,1922—1933,共七卷),都不能与这一巨幅画卷相比。罗曼·罗兰在政治、哲学、美学上的爱好、见解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待现实问题的态度,都来自他那无限恢宏慷慨的情操,而这种宽阔襟怀甚至未免带点天真的救世主义。在文学方面,他喜爱莎士比亚、卢梭、歌德、雨果、托尔斯泰和贝玑的作品,著有《托尔斯泰传》(Vie de Tolstoï, 1911)、《同路人》(Compagnons de route,1936)、《让-雅克·卢梭的不朽篇章》(Pages immortell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1939)、《贝玑》(Péguy,1944);在艺术方面,他非常推崇米开朗琪罗,著有《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1905)、《米开朗琪罗传》(Vie de Michel-Ange,1906)。他最爱雄奇、博大而抒情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能激发人的创造力,使人对人类的未来满怀信心。他这种爱好是与他的革命信念和战斗的和平主义相一致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到瑞士居住。1915年向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发出了著名的呼吁书《超乎混战之上》(Au-dessus de la mêlée),敦促大家共同来结束这场屠杀。1916年,罗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他把奖金赠给国际红十字会,用于救济战火中颠沛流离的人们。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罗兰表示拥护,发表了《向俄国革命致敬》(Salut à la révolution russe)。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仍然从共产主义中看到和平的力量,写了《革命导致和平》(Par la révolution,la paix,1935)、《怎样阻止战争》 (Comment empêcher la guerre,1936)。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仍然站在共产党人一边进行战斗。与此同时,他却为泰戈尔和甘地所奉行的非暴力主义所迷惑,写出了《给被屠杀的人民》(Aux peuples assassinés,1917)、《甘地》(Mahatma Gandhi,1923)、《论今日印度的神秘主义和行动》(Essai sur la mystique et l`action de l`Inde vivante,1929—1930)。他又将《日记》(Journal)中最美丽的篇章汇集成册,题名《印度》,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这种非暴力主义的神秘意味。但归根结底,这仍然是罗曼·罗兰终生所持有的神秘主义的表现。不论他是十足的和平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同路人,不论他是非暴力主义信徒,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斗士,他都始终是个虔诚的、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者,用充满抒情色彩的热忱的纱幕覆盖着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他在战时隐匿在默默的沉思中并非出于偶然。1944年,罗曼·罗兰死于法国维兹莱,这个地区是往昔圣贝尔纳鼓吹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