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西格斯 (卢永华 译)

        大战前,艾姆利希一家在柏林郊区一个湖边拥有一份小小的田产,为时很久。
        全家主要以种菜为主。他们的房屋有两层,维护得很牢固;房屋和湖岸之间横隔着一块狭长的草地,这算是唯一尚未被利用起来的地方。湖岸很平坦,缓缓延伸到水底,这里是一片密集的芦苇。芦苇丛中间,有座供小船靠岸用的栈桥。一条石子路把栈桥和艾姆利希家的玻璃阳台连结在一起,阳台是在艾姆利希家境宽裕的时候补建的。假如有人要从公路上穿过菜园到艾姆利希家去,那他非经过这条石子路不可。走进艾姆利希家,迎面有个不大的走廊。走廊通向卧室和厨房。厨房的地板上有个开口,下面是地下室。地下室本来有个门对着湖滩,但由于室内堆积着各种家用什物,门就被堵死而长年不用了。地下室的窗户也被挡得严严实实的,几乎透不进什么光线。
        从前,艾姆利希家在邻村还开有一家酒店和一爿与他的家门遥遥相对的锻铁铺,铁铺专门收钉马掌和修理小农具。
        战争爆发前不久,父亲因被烈马踢伤而病故。
        常言道:“祸不单行。”母亲的猝然逝去,可能使父亲受到了刺激。他在干活时精神有些恍惚,从而招致了大祸临头。
        他的两个儿子被征入伍。战争把他们的服役年限拖得遥遥无期。一个儿子出征到过波兰,另一个儿子曾经登上纳维克^①。
        在这期间,远房亲戚买去了酒店和锻铁铺。艾姆利希唯一的女儿玛塔成了家中的主人。玛塔性情倔强,平日家务尽量自己操持,难得雇工。只是在哥哥回家休假之前,她才为着整洁起见请人帮忙粉刷粉刷房子。菜地里的农活大都由她一人承担下来。她还会裱糊墙壁,给小船涂刷油漆。小船不用时,就停泊在栈桥边。从湖上望去,这幢有着丛丛蔷薇簇拥的白色房屋显得分外亲切、诱人。
        玛塔每天起早贪黑,不仅仅是因为她勤俭节约,以免拖欠别人债务,因为酒店和铁铺的收入已经被兄弟姐妹们花掉了,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样样在行,而且也是为了忘却自己的孤独处境。
        她曾和邻村一个务农的表兄订下了亲事。可是,谁料到表兄在马奇诺一线成了为数不多的死难官兵中的一员。也许依靠他,还可能使那失去的酒店和铁铺重归艾姆利希家。玛塔和他虽说还没有正式举行订婚仪式,但当“阵亡”的噩耗传来的时候,她几乎悲痛欲绝。生来就少言寡语的她,这一来变得更加沉默了。
        玛塔的身板挺结实,并且习惯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力更生。战争打到第三个年头,她长到了二十六岁。她的骨骼粗壮,面部又宽又平。对于外界所发生的事情,她是通过哥哥们的来信和村上的各种会议才略有所闻。前线每打一个胜仗,她也学着邻居的样子升起旗子来。二哥在东线不幸阵亡。玛塔最喜欢二哥,因为他比大哥要和蔼得多。可是,二哥的死讯却没有象未婚夫的死讯那样使她伤心。在她看来,二哥的死对她来说,好象是他的假期被无限期地向后推迟造成的感觉。
        一九四三年夏末的一个傍晚,天色朦胧,细雨绵绵。玛塔正坐在地下室里挑选土豆和萝卜,准备明天的饲料。忽然,从芦苇荡里传来一阵微弱的响声。接着,响声又转到灌木丛里。玛塔有些害怕起来,脑海中蓦地闪过一个念头:可能有人以为这座房屋无人居住。因为除了地下室里亮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外,整座房子确实都是黑洞洞的。玛塔大着胆子厉声喝问:“谁?”没有人回答。玛塔钻出地下室通往厨房的出口,穿过玻璃阳台来到院子。在湖摊和房屋之间狭窄的石子路上,站着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玛塔在黑暗中打量了一下这个陌生人,看他衣着倒也齐整,只是很难分辨他的面部表情。陌生人急促地问:“有一位名叫施奈德的太太住在这里吗?”玛塔回答:“没有。”接着她又补充说:“村上也没有这样一个人。”她重新打量了一个陌生人,然后问道:“您怎么到这儿来的?”陌生人回答:“乘船来的。”“乘船来的?”玛塔怀疑地反问,因为她透过夜幕并没有发现栈桥边有第二条船。
        “噢,对了!”陌生人说,“我早就下船了。我以为她就住在邻近的村子里,我说的是施奈德太太,于是我就打听到这里来了。”
        这时,公路上驶来一辆摩托车。陌生人赶忙紧紧抓住玛塔的手臂,轻声但却坚定地嘱咐道:“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可不能出卖我。”
        玛塔缩回手臂,生气地说:“噢,原来如此,你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了。”
        摩托车并没有停留,它又驶远了。陌生人又抓住玛塔的手臂,用低沉而激动的语调迅速说:“我没干什么坏事,恰恰相反。”
        这时,湖面上传来一阵汽艇的马达声。陌生人继续说:“你看我象个坏人吗?”
        玛塔试图看清他的脸,好象面孔会说明一个人的好坏似的。她也懂得这些。因为她长期孑身一人,需要跟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可是,她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样一张面孔。
        汽艇驶远了。“假如您没干什么坏事,那他们为什么老在追踪你?”
        陌生人又继续叙说起来。他讲话很快,并且很流畅,语调仍然非常激动。“我们工厂有人散发反战传单,他们怀疑是我。”“您瞧,”玛塔说,“您干这种事情,确实应该坐牢。”
        陌生人没有理会玛塔的插话,仍然滔滔不绝地讲着。在他的语调里,有乞求的成分,也有威吓的因素。他说,她也许在战争中没有失去亲人,也决不会在某一天收到什么人“阵亡”的噩耗。他们俩并排紧贴墙根站着,玛塔不时回答着他。玛塔说,谁发表这样的议论,准得关起来,是的,关起来,即使不投进监狱,也得送到疯人院去。陌生人问道,人们是否要等到所有的男人都被拉去当炮灰送死才觉悟?而他却没有等待,是的,他没有等待。因此,他们现在就追捕他。陌生人说:“难道您就没有一颗良心吗?您!您让他们把我抓走吧,您完全可以假装什么也不知道。”
        玛塔有些犹豫。“您回屋去吧,去吧!”他说,“不碍您的事。关于我的事情,您可以假装什么也不知道。您回去吧。”
        玛塔转身走进屋里,似乎她和陌生的青年人之间什么话也没有说。她又继续干起自己的活来。——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第二天清早,玛塔起得特别早,想看看那陌生人是否还呆在灌木丛里。她希望他已经离去。她甚至准备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让别人觉得谁也没从这里经过。可是,陌生人仍然蜷曲着坐在原来的地方。玛塔什么话也没有说便转身回屋,不一会又走出门来,带给他一些热食。她默默地注视着陌生人,望着他是如何狼吞虎咽地吃那些东西。陌生人不时被噎住,弄得咳嗽个不停。为了不发出声响,他是把饭捧在双手里啃的。饭吃完了,他抬起头看看玛塔。现在天已近黎明,玛塔可以看清他的脸。他什么也没有说,嘴唇只是动了几下,而两只眼睛却紧紧盯着玛塔。玛塔也没说什么。她又回到屋里,象往常一样忙碌起来,好象根本没有人躲藏在灌木丛里。
        这年夏天,玛塔雇了个青年帮工。他是村里人,他的腿因患小儿麻痹症而有些跛。他告诉玛塔,警察正在搜捕一个小偷,他们在沿海各村都进行过通辑。下午,天黑得比较早。玛塔示意躲在灌木丛里的陌生人随她进到地下室。地下室里,玛塔已为越冬贮存下不少木柴和煤炭。这时,她打算在它们中间腾出一块地方,让陌生人藏在这里。她默默地干着这一切。好象只有她说出来,她的行为才是真的。
        八月一过,玛塔就要辞掉帮工。那跛脚青年大约会失望。可这并不奇怪。村上的人都知道,玛塔·艾姆利希历来是自力更生,这一点甚至成了她的习惯。
        躲在玛塔家地下室里的逃犯名叫库尔特·施泰纳。他在木柴垛中间可以帮助玛塔做些不会发出声响的活计,从削土豆皮、切菜、到小修小补之类的活。玛塔有时打开地下室的天窗,给他听自己的收音机。后来,她鼓起勇气下到地下室里,听他摆龙门阵。为了让玛塔听得明白,库尔特可以从世界大事和自己的一生中举出好多好多的例子。对于只了解自己生活的玛塔说来,这些事例听起来跟童话和传说差不多。开初,由于库尔特讲得很激动,玛塔听得有些似懂非懂。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可以完全听明白他讲述的意思,有时她甚至还反驳他,向他提问,然后自己再沉思半天。
        一天晚上,周围的一切都进入冬眠,整个世界都被掩盖在冰雪之中。玛塔带领库尔特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库尔特打量着房间里的摆设。玛塔很为自己的房子自豪,她的床铺也十分清洁和舒述。半夜里玛塔从百叶窗的缝隙里看着飞机对柏林进行的空袭,她害怕得厉害,全身哆嗦着紧挨在库尔特身旁。
        玛塔逐渐摸透了她的伙伴——库尔特·施泰纳的脾气,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善良的、正确的。她甚至愿意事情从头重演一遍,那时她就完全可以自觉地应付自如了。
        玛塔总感到有一种内心不安,因为她是以某种欣慰的心情来接受她大哥在东线被俘的消息的。原来她正纳闷:要是大哥休假回家,她真不知道该怎样掩护库尔特。大哥卡尔性情粗暴,甚至狠毒,是那种把亲手处决逃犯引以为快的人。
        春天到了,玛塔面临着新的更可怕的考验。一位农家妇女隔着篱笆告诉玛塔,为了追捕开小差的士兵,他们要对沿湖各村进行搜查。据她说,他们将对每个地下室、菜园和草丛都不放过。她的话语中半是恐惧,半是憎恶。库尔特·施泰纳得知这个消息后,面色变得异常苍白。半晌,他才长叹道:“这下子可完了,全完了!”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没精打采地说:“我得离开这里,要不,你也要受连累。”
        刹那间,玛塔记起了一个故事。那是她的弟弟,她的最可爱的兄弟从一本小画书上看来讲给她们听的。至于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玛塔已经无从记忆了。故事中说,有人为了逃避追捕,曾经潜到水底,只借助一根芦苇管进行呼吸,从而得以脱险。至于这人是逃避谁人的追捕,为什么受到追捕,玛塔统统不记得了。库尔特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实讲上根本办不到。玛塔回答说:“不,这是有可能的。你可以试一试嘛!”他说:“我不能这样做,不能,这纯粹是瞎胡闹!”玛塔坚持说:“你必须这样办,一定!”
        玛塔催库尔特趁搜查还没有开始赶紧试验一下。她说,除此之外已无别的出路,因此肯定会成功的。她强迫库尔特爬到水下,然后给他剪了一段长短合适的芦苇管。刚过正午,周围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邻近人家被弄得翻箱倒柜,鸡犬不宁。过了一会儿,他们来到艾姆利希家,并且通过厨房下到地下室。当他们的目光落到木柴垛中间的空地上时,玛塔的心里怦怦直跳。他们非常可能在哪个地方发现一点痕迹、一根毛发,甚至一个影子啊!可他们只是胡乱翻腾了一气也就作罢了。
        “你们究竟要找谁?”玛塔问道。她尽量压抑着心中的恐惧,语调中不无讽刺。“我二哥早已阵亡,大哥当了俘虏。……”“住嘴!”军事警察吼道,“女人家不仅有兄弟。”玛塔仿佛感到死神将要降临。她转念又想到库尔特:他能坚持得了吗?他会不会有危险?
        警察又在木房周围仔细地搜查了一通之后,便骂骂咧咧地窜到下一家去了。库尔特·施泰纳终于重新回到地下室里,他感到这里比在水下的滋味好受得多。可是,玛塔和库尔特需要随时提高警惕,准备应付下一轮搜查。库尔特绝望了,他说宁愿去死也不愿意这样成天担惊受怕。他们再来搜查,他又要用芦苇管呼吸,他可真是受不了。
        玛塔极力劝说道,眼看战争就要结束,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落到如此地步的。他应该亲眼看看战争结束的日子。不久,他们俩得知各村又要搜查,并且要在夜里进行搜查。
        玛塔劝库尔特再忍耐一次。她说,你拼命一场,不都是为着早日实现和平吗?难道你愿意在和平的大门打开前夕怯懦地去送死?库尔特又一次克制住自己,听从了玛塔的劝告。当他们果真来搜查的时候,库尔特又靠芦苇管呼吸而闯了过来。
        几个星期以后,柏林被占领^①,战争随之结束了。艾姆利希家里的这两个人激动得又是哭又是笑。为了欢庆这个日子,他们俩共进晚餐,痛饮葡萄酒,象结发夫妻那样双双躺在洁白凉爽的床上。他们再也不用担心会有马达的噪音惊扰他们了。
        随着战争的结束,无数难民涌到了这里,各家各户都住得满满的。谁也没有工夫注意库尔特·施泰纳的出现,因为这里来的陌生人太多,他不过是其中之一。现在,玛塔的心安定了下来,所有危险都已成为过去。目前她所关心的是如何防止士兵和难民们的孩子踩坏她的菜园。
        库尔特带着欣慰的微笑看着玛塔在这无限混乱之中如何操持家计。他现在可以看到她平日的模样了——她那粗壮的骨骼和宽阔而平整的脸。
        一个星期以后,库尔特告诉玛塔,说他要进城去找他的朋友。
        为了减轻等待库尔特所造成的痛苦,玛塔便更加拼命地干活。库尔特离开的日子真长啊!一天,她终于又听到了他的声音,不过是偶然听到的。库尔特带着几个朋友乘坐着一辆俄国汽车来到了这个地方。同行的还有两名俄国军官,其中一名能讲相当流利的德语。这名军官详细地询问了玛塔一番。很明显,库尔特·施泰纳向他们讲述过关于他逃亡和避难的事情。这名军官希望玛塔证实一下,究竟是不是那么回事。玛塔干脆地回答说:“不错,就是这么回事。”军官们听完她的答复后,热情而惊异地打量着面前这位普普通通的德国妇女。接着,库尔特·施泰纳带领他们去参观地下室里的避难所,又去湖边看他在搜捕时用芦苇管支撑呼吸的地方。他说了很多感激玛塔的话。他说,玛塔不仅拯救了他的生命,而且还经常给他以勇气。玛塔默默地听着,感到他的语调变得陌生起来。她准备去弄点吃的,因为她存放着不少东西。库尔特·施泰纳立即阻拦说:“看你想到哪里去了! 恰恰相反,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了一包吃的。再说大家还要马上赶回去。”
        “你也走吗?”玛塔惊疑地问。“是的,我也走。”库尔特说,“我现在在柏林找到了工作。工作不算赖,在新成立的政府机关干事。”说完,他象抚摸孩子一样抚摸着玛塔的头发。临走前他又大声喊着:“我会马上给你写信的!”玛塔听着汽车开走了。汽车发动机的轰鸣逝去的时候,她的心里还好受些,而现在却愈来愈沉重。
        玛塔从小习惯于把任何事情都藏在心里,甚至没有把它们表达出来的能力。她家雇用的短工,早就知道她的脾气。因此即使她现在变得更加沉默,谁也不会多心。一天,库尔特·施泰纳又来看望她,表示愿意尽力帮助她。玛塔象回答别人一样回答他说:“我自己能行。”库尔特再次强烈地向她表示感谢,她喃喃地说:“这没有什么,库尔特。”库尔特在告别时企图拥抱她,而她却呆呆地躲闪着他。
        哥哥卡尔获释回到了家里。他变得更加粗暴,对妹妹从没有什么好听的话,对菜园里的任何变化都感到不顺眼。他虽然认为房子管理得不错,但也从不赞扬一句。他和村上一家殷实农民的女儿结婚之后,却搬进了这所房子。玛塔被迫腾出原来的房间,自己移居到一个角落里去。这对新婚夫妇千方百计奴役玛塔。哥哥甚至打算彻底改变玛塔迄今所经营的一切。他之所以这样做,也因为他对“定额税”(即新的税收制度)感到气恼,企图证明根本无法达到所谓的“主动超产”。
        库尔特·施泰纳虽然已经好久没有登门,但玛塔却时常暗暗记起他曾给自己讲过的道理。他说过,这种人总想攫取土地,甚至还觊觎别人家的土地,因此他们需要战争。
        一个星期日,哥嫂走亲戚去了。玛塔独自默默地坐在一条长凳上。这条长凳是哥哥为嫂嫂观赏湖景而设立的。这时,一艘快艇朝栈桥驶来。首先跳下快艇的是库尔特·施泰纳,接着他又搀扶着一个年轻女人下船。玛塔立即明白:这大概就是库尔特心目中的妻子吧。库尔特愉快地问候玛塔,并说他真想再次领略一下他当年的全部逃亡路线,并向他的女友讲解。
        “玛塔正巧也在这里,”他最后说。这次他同意让玛塔去煮咖啡,他随身带来了真正的咖啡豆。他们总共坐了一个小时。“我们,你和我所经历的事情,”库尔特说着抓起玛塔的手,“是难以令人忘怀的。”“当然不会忘记,”玛塔回答说。“你如果需要什么,尽管去找我们好了。”库尔特边说边把他们在柏林的住址留给了玛塔。
        哥嫂回来一看很是恼火,因为玛塔趁他们外出而招待过客人。他们嗅到了咖啡的味道。嫂嫂指责玛塔擅自动用了她作为嫁妆的茶具。后来,他们很想知道究竟有什么人会来拜访玛塔。玛塔淡淡地回答说:“还是战争时期的老熟人。”
        这期间,各村农民成立了一种什么叫做“互助组”的组织。哥哥恶狠狠地骂道:“他们能够把我……象我这样的人才不会去加入那个鬼互助组呢!”
        玛塔点点头说:“象你这样的人,是不会的。”每天晚上,玛塔总要骑着车到村里去。在她家原来的小铺里经常举行各种会议,玛塔总想挤进去凑热闹。每当听到什么不顺心的话,她也跟着摇头叹气。
        哥哥威胁说:“你如果再去村上游荡,就休想回家!”
        “你没有权利将我赶走!”玛塔反驳说,“这是父亲留给我们大家的。当然,你让我走也可以,不过得把属于我的一份财产分给我。”卡尔决不会那样做。他感到气愤和吃惊的是,这个玛塔如今竟敢用这种口吻说话。
        从此以后,玛塔在家里受到的待遇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有时得到的是恶意的友善,有时则被当作阿森布罗德尔^①备受虐待。虽然她每次回家之前总有些紧张,但她也以有机会参加农民会议而感到轻松。可是,她仍然不满意,况且日子也愈来愈难熬。
        玛塔非常渴望见到库尔特·施泰纳,她已经无法再继续坐等他了。她想立即见到他,因为他的见解与众不同,他的头发是淡褐色的,目光是坚定的。我想聆听他的声音,她脑袋里装满了问题。在玛塔眼里,库尔特能够解释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他早已结婚,现在大概有孩子了吧!她忽然闯去,他会高兴吗?可是,他带着妻子已经拜访过他,还给他留下了他们在柏林的地址呢!
        由于哥哥对官方的书面文书之类的东西一窍不通,而玛塔过去曾经处理过这种事情,因此她去柏林的机会就有了。一天,玛塔提出愿意到柏林的农业银行去办事,但没透露这次旅行的其他目的。哥哥欣然答应了她的要求。
        玛塔因为对路途熟悉,所以准时赶到了柏林。她去过银行之后,就径直来到库尔特·施泰纳居住的魏森西区。她一边上楼梯一边还在犹豫:我该不该来呢?
        可是,三楼的房门上书写着别人的名字。她跑遍全楼也没有找到库尔特·施泰纳的名字。最后,玛塔只好向一位刚从市场上回来的妇女打听施泰纳的下落。这位妇女说:“他早就搬走了。”“搬到什么地方去了?”陌生妇女耸耸肩膀。玛塔仍用焦急的目光盯着她。她这才讥讽地用手在半空划出了一个硕大的弧形。
        玛塔疲惫地走向汽车站,心情无比沉重。她想,他应该写信告诉我呀!她仿佛担承着极大的失望,肩头塌了下来,嘴角也向下倾斜。公共汽车离村子越近,她遇到的熟人就越多。她勉强打起精神,因为她感到人们都在注意着她。她听见一个人对旁边的人说:“她也还在单干哪,孤身一人。”玛塔暗想,你们害得库尔特:施泰纳好苦。他要是碰上你们,早就被送给盖世太保了。接着她又痛楚地意识到,他现在却一去不复返了。
        她拖着困倦的身体从最后一个车站捱到家门口。要不是她始终紧咬着牙关,全部的苦恼可能会一古脑儿爆发出来。她无精打采地将银行支票递给哥哥。因为哥哥不懂得这玩意儿,所以也就无从指责,只是嘟囔说:“你怎么不早点回来?”
        突然,玛塔的内心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她相信自己拥有一种独特的感受,极其秘密的感受。这种感受不是一件实在的东西,而是一次经历。它属于玛塔,并且只属于玛塔。她确实为此而感到自豪,她的胸膛又重新挺直了。
        在玛塔家的菜园旁边,有一片荒芜的土地。它们的主人或死在战场,或因为恐惧而逃走了。乡政府就把这片土地分给了一个名叫克莱因的外来户。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埃贝哈德·克莱因的妻子去世了。撇下唯一的儿子,由克莱因自己抚养着。他新来乍到,孤立无援,整天闷闷不乐。虽然他过去种过蔬菜,但那是什么土质!现在,他讨厌这块位于湖边的薄地,对当地人也没有好感,因为他们的感情就好象这块土地一样瘠薄。
        埃贝哈德·克莱因现在耕种的这块地,艾姆利希早就处心积虑地想把它弄到手。因此,他对克莱因非常冷淡。克莱因向他打听点事情,他或是敷衍几句,或是有意骗人。开初,克莱因以为玛塔和她哥哥是一路货色。别人曾告诉过克莱因,说玛塔很粗野,整天愁眉苦脸。可是有一次,克莱因正在修剪西红柿秧,她却热情地隔着篱笆向他提出建议。在农民会议上,玛塔虽有些不好意思,但也提出过有头有脑的意见。克莱因出神地听着,心里暗暗思忖,这不正是自己的看法吗?他这才开始发现,玛塔的一双眼睛是那样善良、安详。
        玛塔不久就跟克莱因结了婚,成了克莱因的儿子的好妈妈。他们生活得十分和睦。无论是对于外界的事情,还是对于自己的劳动和小家庭,全家总是一致的。
        有一次,库尔特·施泰纳从杜塞尔多夫给玛塔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说他决不会忘记她的救命之恩。克莱因问来信的男人是谁,玛塔回答说:“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战争中,我们曾经相互帮过忙。”她又补充说:“他还给我带来过真正的咖啡呢!”克莱因不再追问,玛塔也不再往下讲了。
        
        这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有两个特点:一是通过强化逆境来衬托人物性格;二是含蓄而强烈地表现主人公的爱情。
        在处理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时,有的作家喜欢把他的人物投置在极端的顺境中,在“幸运”的摇篮里展示人的灵魂,马克·吐温的《百万英磅》就是如此。而有的作家则总是让他的人物常常处在一种危机灾难之中,让反复出现的危难来考验人物的智慧,勇力和品性,在逆境中展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安娜·西格斯的《芦苇》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她把她的主人公玛塔放在生活的重锤下表现其灵魂的坚强,坚强是主人公性格中最突出的部分。
        作品首先介绍玛塔的家庭情况,突出战争带给的不幸:战争造成的家人离散已把玛塔抛在孤独中,亲人的相继身亡更使玛塔悲痛欲绝。这是生活重锤对主人公的第一次摔打,但玛塔承受住了,只是“更加沉默”,起早贪黑顽强地支撑着艾姆利希的家庭。接着作者又把一副意外的重担压在了玛塔肩上:出于道义与同情,玛塔窝藏了因散发反战传单而被追捕的逃犯库尔特。从此,环境对玛塔的压迫更为沉重,起早贪黑的玛塔本来是为了不至拖欠债务,这下却平添了一张年轻人的口,同时还要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这样的处境对一位青年女子已是够糟糕的了,但是人物的逆境却更进一步强化了,出现了一次次对逃犯的全面搜捕。在这种严重情况下,男子汉库尔特都脸色苍白,濒于绝望,但玛塔却以她女性的坚韧力量一次次把希望注入库尔特心里,渡过了险关。就是在对极端恶劣的处境的征服中,玛塔的灵魂放出了夺目的光彩,坚强的性格获得了充分的展现。但是作者并没有到此止步,反而给她的主人公安排下更为残酷的境遇,把玛塔投入了失去爱情希望的痛苦漩涡之中。因为战争结束,玛塔所悄悄爱着的库尔特离开了她,并且同别人结了婚。这一次,生活对玛塔的打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猛烈,使她“仿佛肩头塌了下来,嘴角也向下倾斜”,但玛塔最终还是没有倒下,带着对爱情的甜美的回忆,成了克莱因的儿子的好妈妈。作者就是这样,一次接一次地让主人公在艰难和苦难中挣扎,同时,又使主人公的似乎要被压折的脊骨一次又一次地挺起,使其坚强的性格特征随着逆境的强化而强化,逐渐完善,丰满,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这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的另一特点就是在含蓄和强烈的两极来展示主人公的情感,使主人公炽热的感情由于含蓄而给作品注入了诗意。这主要体现于玛塔的爱。
        在躲避追捕的过程中,玛塔心中滋生出于对库尔特的爱,一个具有坚强内向性格的人,在共患难中所形成的爱是深厚而强烈的,但表现得却十分含蓄和简约,很少进行正面的渲染,往往是画龙点晴似的揭示或侧面暗示。当库尔特因逃避追捕而在玛塔家悄悄住下,经过了一段时间后,作者写玛塔“以某种欣慰的心情接受她大哥在东线被捕的消息”,这是作者对玛塔爱的初步揭示,是爱的侧面暗示,但这由暗示而显示出来的爱情竟是这样的热烈。作者的表现却又是这样的简略,一笔带过。又如作品写玛塔按捺不住对库尔特的思念,借故去柏林找他,但却因库尔特搬迁失望而归,回来后,从大哥的迷惑的问话里,玛塔竟获得了一种自己拥有秘密的快乐。这是作者以平静的笔调对玛塔爱情的侧面抒写,但这由侧面所暗示出的爱情却达到了深刻与炽热的极致。拥有爱的秘密竟成为生命中快乐的源泉,并且,还使人从消沉与绝望中“重新挺直了胸膛”,这样的爱情该在人心中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这么强烈的情感作者竟能从容地由侧面表现出来,其手段之高明令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