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

        忽然船上的茶房在太阳晒不到的一边舱外支起旧蓝布的遮阳来了。
        就有一个柔软的声音轻轻说:
        “怎么晒不到的地方倒要遮阳?”
        发言者,是女性,二十岁不到。太阳脚落在她的颈脖上,这虽有颇厚的电烫头发结遮住,可是头发里好像有些小虫子爬着,她时时举手到耳后掠一下,并且时时不安地上身朝她的同伴那边靠。她这小声小气的一句话就是对她的同伴说的,同伴是男性,也不过二十岁模样。
        “想来这边也要遮起来罢?”
        男的回答,眼光迟疑地望着那刚刚支起来的旧蓝布遮阳,蓦地他觉得坐在对面的一位老者在看着他,温和的眼光似乎在打招呼,于是他就自然的微微一笑,也回了个注目礼。
        “就要出‘塘’了,出了‘塘’这边有太阳。”
        老者解释着,顺手理一理灰黄的八字须。老者有一张颇为红润的脸,疏眉朗目,声音洪亮,加之顺手摸摸八字须的好姿势都表示了他的身分和教养,这立刻在那两位年青人的心里引起了蔼然可亲的印象。
        “啊! 是,是。”男的就恭恭敬敬回答。
        “尊姓。”
        “黄。草头黄。”
        “府上是××镇罢? 回府去罢?”
        “不是,敝处是××区。”这回是那年青的女的回答了。
        “唔,怪道口音那么近,××镇和××区,只隔着一条浜。”
        和老者并坐的一位女性——不用说,她是老者的老伴了,可是看模样似乎年青得多,——也来应酬了。
        在内河小火轮的“官舱”中,因为旅客们大都是有“身分”的,往往不像“客舱”里的朋友们凳子还没有坐热就前后左右都攀谈过;然而既经外交式地开始了酬酢,那么交际的客套,也不会马上就止,现在这“官舱”里的二老二少两对夫妇也就忙起“失敬”“岂敢”来了。
        “官舱”之类往往是社会的某一方面的缩影。这里即使只有四个人,而且四个人又似乎属于同一的社会阶层,然而从表面看,就已经叫人感到这里也有“缩影”。
        那位老先生自然是“中装”,蓝绸的大褂,老式花样,——这差不多是五十岁以上的“乡绅”的标准服式了,配着那方脸和八字须,自有一种大方又不寒伧的味儿。老先生是吸烟的,可不是卷烟,而是“陈奇”或“元奇”牌的旱烟。他那枝旱烟管虽然比乡镇上戴铜边老花眼镜的七十岁老公公手里的家伙稍稍短一点,可已经比同舱那位女青年的粉红绸洋伞长一些。这是湘妃竹的,红润如玉,白铜斗儿,象牙咬嘴,挂着一副白银的剔牙杖和小小一对碧玉连环,不过盛旱烟的荷包却又是外国人用来装板烟的橡皮袋儿。
        和尚头,当前秃了一大块,然而这一秃似乎增加了疏眉朗目的那张同字脸的丰采堂堂的派头。
        老先生极健谈,现在他已经从“今天天气哈哈”转到了当天上海报上登的叶海生案^①审判的情形。忽然船上一个茶房探进头来,接着又伸进一只手来,手指夹着一张糊补过的旧钞票,陪着笑脸说道:
        “老先生,给我看一看,这张‘五块头’阿好?”
        钞票到了老先生手里了,这钞票是背了“十字架”的,形迹确实可疑,老先生摸出眼镜来戴了,看过正面,面看反面,又迎着阳光照了一照,就还给那茶房说:“好的,好的。”一面除下眼镜一面又加一句:
        “要防‘十块头’——十块的,那才假得巧妙呢!”
        摸一把胡须,他侧着脸,似乎是对着他的老伴,但又似乎是对着那位摩登的女青年,蔼然微笑的说:
        “做假的人真巧,会把十张变成十一张。”
        “哦哦!”那位“老伴”一边呼着水烟袋,一边带喷烟,带答 应。
        “十张变十一张,”现在老先生是望着那位男青年说了: “他们把十张钞票,每张抽出一小条——一二分阔罢! 十小条拼起来,就成功第十一张了,这又是东洋人想出来的。”
        “那不是要小了一点吗?”他的“老伴”提出了这个疑问。
        “所以,就叫做巧啦!”老先生把他的旱烟管轻轻敲着桌边,“不同真的比一比,老实是看不出来。”
        “唔唔!”年青的一对同声应着。
        可是那位“老伴”捧着水烟袋似乎在沉吟。正当一筒烟烧完,她将烟袋头拔出一半,却并不吹烟灰,也不放下,忽然微微一笑,扑的吹去烟灰,她说道:
        “算来算去,总好像少一点,拼起来的那一张,总有个地方花纹不对的。”
        老先生用手摸着头顶上那一块秃,只是哈哈地笑着。于是那位男声年正经地发表了意见:
        “不过东洋人总是会想法子弄好的!”
        “老伴”在呼第二筒水烟了,蒲卢卢的声音很匀整地响着,假钞票问题暂时告了个段落。
        这位“老伴”或老太太,虽然称她为老太太似乎不大合适,但将近五十却是可以断言的,小巧的身材,很清秀很文雅的眉目,一点不见老态。估量她总有五十岁,因为她的脚是道地的三寸金莲,而她的谈吐举止却叫人想到三十多岁年青时她大概是“维新派”。
        即使她穿一身时髦的衣服,着实也并不“怪样”,甚至还会比她身边那位女青年显得自然些。那位女青年当然是又窄又长的旗袍,又硬又高的领子,三寸高跟皮鞋,面颊上涂着两团“健康色”,手指上是鲜红的蔻丹。从她们的服装上看,谁都觉得一个是属于“祖”的一代,而另一个则属于“孙”的一代。
        就是那位老先生罢,虽然他的身上除了那根古董味的旱烟管而外,并没见得太老式,但是那位男青年的服装,太站在时代的尖端了,所以看起来还是一个属于“祖”的一代,而另一个是“孙”的一代。
        男青年是穿洋服的,玄色的佛兰绒上衣,克罗米钮子,袖口上一排五个,光芒闪闪的;连领的绸衬衫,到处是黑滚边,甚至领子上也是黑滚边;两个假肩头实在太阔,又翘得太高了,叫人看着难受;一双尖头皮鞋太尖了,不但够与他夫人的高跟鞋的尖头比赛,甚至也不输于那位老太太的小脚的鞋尖。
        他自然也吸烟,搁在桌子上的是一只巨型的二十枝装的扁而带弯的金属烟盒,衔在他嘴里的是一枝五寸来长银镶头的电木烟嘴。
        一张三角脸,——都市的娱乐场所最通行的非常时髦的脸,头发朝后梳,电烫过。
        这样的两对却越谈越投契了,因为他们不知怎样一来谈到“文艺”方面了。
        “《广陵潮》^②真好,笔调是——真是笔下生花!”男青年很热心地说。
        “不过做到后来,李涵秋也撒烂污了,”老先生笑迷迷地说,一手从那橡皮荷包里掏出旱烟丝来,慢慢捏成一小团,装进了烟斗。
        那位“老太太”这时在读《新闻报》上一篇连载小说,听得他们议论到《广陵潮》,就放下报纸,对那位女青年说,“一天登一段,没有意思;好文章要一口气看下去,才有味道。”
        女青年把头点一下。点头这一个动作通常是表示“听懂了”的,但也常常适得其反,使人觉得它实在并不曾懂。这时老太太似乎也这样悟到,她微笑着转脸对她的丈夫和那位男青年说:
        “近来人的笔路,比李涵秋还圆熟,《广陵潮》有许多地方太做作。”
        “哈哈!”老先生伸长了手臂给烟斗点火,两个肩头一个竭力往下倾,一个竭力往上耸。
        男青年也笑着点头,重新燃起一枝卷烟来,三角脸的下端突出一根五寸来长的管子,又不得不放平或朝上翘,——在旁人看来,那样子就很尴尬。
        女青年这时忽然低声说:“巴金的《家》很好罢!”
        “唔!”老先生喷出一口浓烟将脑袋一侧。
        于是男青年赶快拿下他的太长的卷烟咬嘴,带点忸怩态度说明着:“新出的,一部哀情小说。”
        “哦!”老先生和“老太太”几乎同时叫了起来。
        “也是家庭小说,”那位女青年又低声说。
        “倒不曾看过巴金。”那位老太太用了保留的口气回答,接着就微微一笑,发表她的意见了,“哀情小说家庭小说,不能不推《红楼梦》。”于是她就研究起《红楼梦》来,她特地对她丈夫说:“凤姐和贾母斗的牌,大概就是麻将。书上说凤姐放一张‘一饼’给贾母。‘一筒’北方人叫‘一饼’,不过她们是两个人就可以成局的。”
        老先生只顾一面喷着烟,一面摇着脑袋画圈子,末了,他把旱烟斗在舱板上笃笃地敲着,似乎很斟酌了一番这才说:“恐怕牌是同样的牌,打法却不同。”
        这一段“考据”,两位青年都没有插嘴;在哀情小说或家庭小说里“考据”什么“麻将”史,他们感不到兴趣,然而因为讲的是“打牌”,却引起男青年对他的同伴说:
        “× ×哥到底赶不着早车,昨晚上他们又是两点钟散场。”
        “爽性打个通宵,倒也赶上了。”
        “可是后来四阿姨说倦了,只好散场。”
        男青年说着便又噗的一吹将烟蒂头吹落,又掉转那太长的咬嘴来,闭一只眼“打千里镜”似的从烟嘴孔里望了一望,接着又装上了一枝香烟。
        这时那老先生也装上新的一筒旱烟,侧着头笑迷迷地问男青年道:
        “上海有轮盘赌,听说开三十六门呢,大概就是摇摊一类的赌法罢!”
        “不大明白,看是看过的,没有赌过。”
        男青年回答,却又笑了一笑,用那太长的香烟咬嘴对他夫人指一指说:
        “她的哥哥就很欢喜这一套!”
        “哈哈!”老先生点着头笑着。
        男青年忽然又郑重地接着说:“牌同我的性子不近,总学不好,我喜欢弄弄丝弦家牲。”
        “哦,丝竹是能够怡养性子的,极好,极好!”老先生也郑重地赞叹着。
        “前几天报上说有一个外国人,钢琴大王,到上海来了,去听过了罢?”
        “老太太”也趣味极浓地问他。
        “没有,我学的是古琴——七弦琴。”
        “呵,呵!”两位老年人都不胜惊讶了。
        于是就谈到音乐上头去了。
        男青年像对于“音乐”颇有研究,他拥护中国古乐,而在中国古乐中,他又竭力推崇“七弦琴”。他抑扬顿挫地说:
        “听过了琴音,再不要听别的‘丝弦家牲’了,别的‘丝弦家牲’总是太俗!”
        “哈哈!”老先生善意地笑着。
        那位“老太太”似乎带着心急地呼完了一筒水烟,让两条白烟从鼻孔里喷出来,也微笑着:
        “古书上称赞七弦琴的话太多了,实在琴的声音不好听,崩崩! 洞洞! 像弹棉花。从前孙传芳在南京玩什么‘投壶’^③,也有人鼓琴,我听了几回总听不出好处来。”
        “唔! 可是静心听去,到底是好的。”男青年正式回答。
        “真的!”那位女青年抿嘴笑着说,“崩崩! 洞洞! 听听就要打瞌睡了。”
        “哈哈!”老先生举起他的旱烟袋在空中划了个半圆圈,似乎有一番大议论了,但旱烟袋既然只走了半圆圈,老先生也只喟然加了一句话:“琴,大概早已失传了罢!”
        “倒也不然。现在也有几位专家。”男青年又是正色地回答。
        “他们请了一位会的,在家教着呢!他的二姊和四妹也在学。”
        女青年又从旁说明着。
        “哦! 难得,难得。”老先生吃惊地朝男青年望了一眼。
        “那真是一门风雅了!”那位“老太太”微笑接一句。此时方把水烟袋烟斗里的一粒冷灰吹掉,开始再装新的。
        “岂敢,不过大家没事玩玩罢了。”
        男青年谦虚起来了。
        老先生笑迷迷地看着那男青年,似乎像发见了什么。末了他摸一摸胡须,慢慢说:
        “琴,可以陶冶性情,这句话大概不差,为的没有耐心,便不能学琴。——哦,贵处有一位××先生,前清太史公,是不是贵本家?”
        “不是,同姓不同宗。”
        “那么——府上?——”
        “家严是经商的。上海××旅社是家严创办的!”
        “啊,久仰!”老先生赶快带笑说,他那两道“疏眉”却也吃惊地轻轻一耸。
        “琴的声音总觉得不好听,崩崩,洞洞!”老太太又说,又轻轻地笑了。
        这当儿轮船上的汽管叫了几声,官舱窗外移近来了一带石帮岸,岸上是一簇瓦房。轮船靠了埠,就有些人腿在官舱窗外走过,接着是三四位旅客涌进这官舱来了,有黄布学生服的青年,也有满脸肥肉的商人,这“小世界”里现在热闹了许多,也就复杂了许多了。
        船再开驶以后,这官舱里依然还有“风雅”的谈吐,但最多而最响的声音是茧市米价,桐油涨的太猛。
        黄布学生服的两位靠近舱门边,在争论沿河一带的 “南瓜棚”到底有多少“国防”的意义。因为据说这些小小的连成一片的“南瓜棚”是奉命搭盖的,用意在万一对日战争这可以避免飞机“下蛋”,那就是“防空”!

        1936年。
        (选自《茅盾文集》第8卷)

        
        【赏析】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指出:“文学应当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时代思想的表达者。”茅盾的文学创作以其生动细腻的写实笔触和与时代脉搏同跳动的取材特征,以其对现实生活的理性分析和对重大主题的及时把握,担当了时代愿望的体现者、时代思想的表达者的历史重任,他的小说被称作“社会分析小说”,写于1936年的《官舱里》也可看作是一篇贴近时代的社会分析作品。
        曾收入《印象·感想·回忆》集中的这篇小说带着印象随笔式的色彩,与茅盾小说常追求复杂谨严、气势恢宏的结构不同,它采用了散文特写式的小说结构。茅盾以旁观者单视点的视角摄下行驶于内河中一条客船上官舱里的一角,以特写式的笔触细细描画了官舱里二老二少两对乘客的交往攀谈的情形,似乎没有任何矛盾冲突,似乎没有半点曲折离奇,作者只是以散文随笔式的方式,截取描绘了司空见惯、平平淡淡的旅途中的一段所见所闻。小说先写由船上支起遮阳引起官舱中老少两对夫妇最初的“外交式地开始了酬酢”。因茶房请老先生甄别一张旧钞票的真伪,他们开始关于假钞票的对话。后来话题又转到文艺方面,评说章回小说《广陵潮》的优劣,女青年提起“哀情小说”巴金的《家》,老太太转而谈《红楼梦》,老先生又由《红楼梦》中的打麻将引向打牌和赌博的话题。由男青年所说他不爱打牌而喜弄丝弦家牲,转入对音乐和七弦琴的讨论。小说从船上撑起遮阳写到轮船靠埠,作者的视线只是观注着官舱里二老二少间的交往攀谈,写得随随便便、轻轻松松、自自然然,意在写出“社会的某一方面的缩影”。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提及鲁迅的创作时说:“《呐喊》所表现者,确是现代中国的人生,不过只是躲在暗陬里的难得变动的中国乡村的人生。”《官舱里》通过对官舱一角特写式的描绘,也努力以小见大展示动荡的中国社会中某一方面的难得变动的人生。
        1935年茅盾在《谈题材的“选择”》中认为创作要“从那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中‘选择’出最能表现那社会的特殊‘个性’——动态及其方向的材料来作为他作品的题材”。乍读《官舱里》,觉得作品只是洋洋洒洒地叙写了老少两对夫妻的交谈,选材的社会的特殊个性何在?作品的主旨是什么?细细读完全文才恍然悟到,小说运用了点染反衬的艺术手法,作品结尾的寥寥几笔对突出作品的主旨起到了点染反衬的重要作用。作者写到轮船离埠再驶后官舱里关于 “茧市米价,桐油涨价的太猛” 的“风雅”谈吐,道出了动荡不安的社会氛围,而舱门边两位学生关于沿河一带的“南瓜棚”到底有多少“国防”意义的争论,点出了国家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时代特征。茅盾透过生活的一角,反映出社会的面貌,借助一事一物,勾画出时代的轮廓。在这篇作品发表的几个月前茅盾在《向新阶段迈进》一文中指出: “从‘九·一八’以来,中国民族的解放斗争更达到了非自由即灭亡的严重阶段。”在此严重阶段,官舱中这两对夫妻谈吐中所关心的只是钞票的真伪、小说的优劣、赌牌的方法、古琴的风雅,而丝毫不提及非自由即灭亡的国家民族的现状和前途,作者将平常的生活现象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以结尾简洁的点染反衬突出全文的主旨,对这些置国难当头于不顾的“有身分”人物的麻木不仁无聊至极的心态作了抨击。作者在结尾写道:“因为据说这些小小的连成一片的‘南瓜棚’是奉命搭盖的,用意在万一对日战争这可以避免飞机‘下蛋’,那就是‘防空’!”以极为简陋的南瓜棚来防空,这无疑是含蓄地针砭提倡“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假抗日真内战的丑恶面目,这里我们抑或可将这官舱看作当时置国家危亡民族前途于不顾的反动官僚政府的象征了。联系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九·一八”后仍实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茅盾运用点染反衬的艺术手法的妙处就不言而喻了。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指出:“茅盾是早就在从事写作的人,唯其阅世深了,所以行文每不忘社会。……中国若要社会进步,若要使文章和实际生活发生关系,则像茅盾那样的散文家,多一个好一个;否则清谈误国,辞章极盛,国势未免要趋于衰颓。”《官舱里》是一篇不忘社会的针砭之作,茅盾以客观真切的细节描写摄下了误国清谈的一幕,他不似鲁迅的《离婚》中写庄木之、爱姑坐船去庞庄路上、以中国画的白描写意笔法勾勒人物的轮廓和神韵,而以西洋画的工笔真切细腻须眉毕现地描画人物的肖像、行动、对话、神态。以人和人的关系作为小说描写目标的茅盾,在这篇作品中,抓住人物特征对人物的肖像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 有着灰黄的八字须、颇为红润的脸、疏眉朗目声音洪亮的老先生,穿着蓝绸大褂,吸着有古董味的湘妃竹旱烟管,描出了一个精明健谈老于世故的新式遗老的形象。有着一张三角脸,朝后梳的头发电烫过的男青年,穿着佛兰绒上衣、尖头皮鞋,衔着银镶头的电木烟嘴,画出了一个追求时髦附庸风雅的新式遗少的面貌。老太太的小巧身材、清秀文雅的眉目、道地的三寸金莲、含笑的谈吐举止,与女青年又窄又长的旗袍、三寸高跟皮鞋、颊上涂的健康色、指上搽的红蔻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映照。这两对衣着服饰容貌神情有着强烈反差的、“属于‘祖’的一代”和“属于‘孙’的一代”新式遗老遗少却有这么多共同的话题,他们同样的麻木不仁和空虚无聊。茅盾以摹神微密之文极为细致地描绘官舱中四个人物攀谈交际中的一颦一笑,一个细微的动作,一个闪动的眼神。如老先生摸八字须的动作、蔼然的微笑、摇着脑袋画圈子的姿态,男青年面对老者的恭恭敬敬、谈起《家》时的忸怩态度、说起古琴时的抑扬顿挫,老太太捧着水烟袋沉吟的姿态、谈到古琴时的轻轻微笑,女青年举手往耳后掠发的动作、对同伴说话小声小气的柔软声音等等,不仅写出了人物不同的年龄层次心理性格,而且描出了不同的文化教养和身份。细密的描摹来自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创作《官舱里》那几年,茅盾几乎每年都坐船回故乡,对船上生活的细致观察使他作品的客观真切的描写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茅盾以摄相式的纯客观的笔调进行描写,不对人物作任何直接的心理描写。读时似乎你正坐在官舱里的一角,注视着这两对新式遗老遗少的攀谈对话,从这些无聊空虚的对话里,激起你对国难当头中麻木愚昧人们的不满和愤懑。
        茅盾偏爱托尔斯泰作品的宏伟的规模、复杂的结构和细腻的心理分析,他努力学习借鉴托尔斯泰的艺术手法;读了不少契诃夫作品的茅盾,契诃夫的作品同样给了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官舱里》散文特写式的小说结构、点染反衬的艺术手法、客观真切的细节描写中,抑或可看到契诃夫朴素简洁地从平凡的日常生活的琐屑现象中、揣摩挖掘出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思想内涵的创作风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