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瓦西里耶夫 (吕绍宗 译)

        一次,我在莫斯科附近一座小城市参加会晤时,人们转给我一封信。下面我不加删减地予以转述,只是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换了名字,省去了信头。
        “……我年迈的老师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特列季雅绍娃最近去世了。她本来就行动不便,近年又很快双目失明,可是不管怎样,每年五月九日,她都要乘坐头班电气列车来到莫斯科,在高尔基公园度过整整一天。到傍晚,她又步履艰难地来到亚历山大花园,对永恒之火躬身致意,把鲜花摆到大理石上,然后回家,如果您五月九日偶或涉足这些地方,那您一定可以见到我的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她拄着一根拐杖,擎着一副自制的小标语牌:“我寻儿子”。上面还贴着一张尤里·特列季雅绍夫中尉的照片,照片经过这些年的风吹日晒已经褪了颜色。到四五年五月,尤里还差四个月不足十九岁哩。而我已满十七岁,并且爱上了他。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因为他虽爱我的姐姐丽达(他们是同班同学),但丽达根本不爱他,所以四三年年底是我陪他到军事委员部的,我再说一遍,我当时有那种感觉,到后来也就清楚了,我确确实实是爱上了他,我这一生,整整四十年,都只爱他尤里·特列季雅绍夫一个人,并且把他当成我小孩的父亲。我的儿子尤里·尤里耶维奇也是这样想的。
        原谅我写得杂乱无章,让您感到费解,可我一生中身不由己地撒了那么多谎,还要有意地欺骗自己,以致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事混成了一团乱麻,怎么也理不出个主次,不知该从哪里说起,怎样把所有的事向您讲清楚。所有的事都象走马灯似的在跟前飞转,四十年遥远的往昔与今天的现实纠缠在一起,旧事硬挤进眼前的事情之中,已经去世的死人当上了我儿子的父亲。一切都是千真万确,同时又绝非如此,一切都是真实的,同时又是虚构的。所以我只好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不然我越说越糊涂,这封信便无论如何都收不住尾了。
        尤拉^①是十年级时志愿参军的,那时他刚满十七岁。起初人家不肯收他,想让他读完中学,可是他非常执拗,终于达到了目的,人家同意把他送进军事学校了。军事委员部里恰巧正在组织队伍,战士都是从各野战医院来的,所有的人不是比他大一岁两岁,而是比他多了整整一次前线经历,人人都是军衣军帽,只有他一个人穿着普通的大衣,戴着便帽,因此人们就拿他开心,当然,完全是善意的朋友之间的那种玩笑您知道男孩子之间是怎样相取笑的吧?可是尤拉的自尊心强得出奇,他脸红了,而且生气了。偏偏又有我在场。
        不过我还是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他爱的是我姐姐丽达,而陪他来的却是我。我上面写了,丽达根本不爱尤拉,虽然尤拉爱她着实爱得发疯,这一点,不仅学校里,而且我们全城都知道。但丽达不来送尤拉并不是出于她的任性——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志愿参军的——而是因为那天她刚好上班。当然,我那时就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她完全可以请上一个钟头的假,去送送毫不隐讳地钟情于她的一个年轻人,可是丽达,现在很清楚了,并不十分热心于去送行。那年春天我们的父亲就在战场上被打死了,妈妈又没有工作,这时丽达到市执委会食堂当了洗碗工,这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所以她,不用说,很珍惜这工作,不过只要她打个招呼,那里就会立即放她去的; 一定会立即放她去的,但她却没有表示要去。她长得非常漂亮,大概在我们全城里都是数一数二的,她自己对这一点也很清楚。尤里决定志愿参军,他的妈妈,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因而实在支持不住了,但这也不能改变尤里的决心。尤里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我想,他完全象他的父亲,虽然我从没见过他父亲,因为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是寡居,尤拉是她仅有的一个儿子。
        为了清楚起见,我还不得不多少讲讲自己。现在的女孩子发育和成熟不知比我们快多少,可是四三年,要知道,我只有十五岁,其中还包括两年战争时期,哪谈得到成熟。我傻里傻气,又干又瘦,长胳膊长腿儿的,假若不是梳着一条辫子,我简直就一点也不象女孩子,倒象一个,这么说吧,学校里的傻大个儿,超龄男生,大蚱蜢。可那天,我的辫子又恰巧被妈妈这条头巾罩着,身上那件大衣又短又小,袜子是带松紧带儿的,就是小孩子穿的那种,您知道吧?皮鞋也是男孩子式样的,大两号:这是爸爸牺牲时学校白送给我的。也就是,照直说吧,象个丑八怪,而这个丑八怪寸步不离地跟着尤拉不放,因为我对漂亮姐姐无情无义十分不满,还因为,不知是要报复姐姐还是怎么搞的,我认为自己终身都会对尤拉爱得发疯。所以我跟在他身后一步一步走着,而他却为丽达不来送行而伤心,甚至恼火,对我陪在他身边又觉得很难为情,总而言之,他很不自在。他全身紧张,愁眉苦脸,而当上过前线的那些战士们取笑他这个中学生时,他羞得满面通红,双眉紧蹙。就在这时有个爱逗笑的战士信口开河嚷嚷起来:‘这是怎么回事,你的情人吗,祖国卫士?’他听了突然说道:‘未婚妻。’声音响亮,斩钉截铁。接着当着众人的面,朝我的头巾上吻了一下,又说:‘照看好妈妈。’说完转身走了,头也没回。门随即在他身后关上了。
        我立刻嚎叫起来。嚎得可凶了,可着嗓子眼儿哭叫,就象成年的婆娘哭丈夫那样。从我心中涌出的不是眼泪,不是哭泣,而是婆娘的哭号。我现在想,正是这哭号决定了我的一生。几个女人路过我身边,上来搀住我问道:‘你怎么了,小姑娘?’我对她们说:‘尤拉,我的好尤拉走了!’‘送哥哥?’‘不是,’我全身抽搐着,哭得象个泪人一样,‘送我丈夫。’
        我就这样出嫁了,在街中心。我突然感到我是个妻子了。我无声地暗自发誓,要等着他,除他之外我再也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丈夫了。
        过了一年,我也退学了。妈妈的心脏已非常衰弱。丽达出嫁迁到了莫斯科。我在邮局找了个工作。也许在全苏联我算是最小的邮递员了。不是说年龄,而是按个头儿: 自从爸爸牺牲,妈妈得病后,我的个子就一点也不再长了。所以我挎的邮包——从前邮递员都挎着个大邮包,记得吗?——总是拖在膝盖以下。
        信写得太长了,是吧?可是短了怕意思走样,短了甚至我给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怎么会那样。
        五月五日,胜利前四天,我妈妈死了。我不知道她怎么死的,我在上班,回来见她象熟睡一样躺在那里,所以我想,她没有受什么痛苦。丽达和她丈夫一起来奔丧,她丈夫仪表堂堂,戴着一顶呢帽: 当时戴呢帽的人还很少见。丧事从头到尾都很顺利,郑重其事地给妈妈送了葬,甚至还举行了相当不错的葬后宴: 丽达带来了食物和一瓶酒。来宾中有邻居、熟人、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丽达和丈夫——妈妈大概不会想到会惊动这么多人,她非常拘谨、谦恭和好静。丧宴上大家忆起妈妈,心虔志诚,温情脉脉。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却在连连劝我,要我在尤拉回来之前搬去和她同住。我静静地听着她的话,同时自己心里一直想着尤拉的嘱咐:‘照看好妈妈。’虽说是在丧宴上,妈妈才刚刚安葬,但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却怎么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心情。不过我自己也不怪她,所有的人都理解她,因为我们安葬我妈妈是在五月八日,当时尤里·特列季雅绍夫中尉还活着,不伤不残。
        您记得吧,在后方——我说的是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前线或其它地方也许与这里不同,反正我们这里那些天收音机不断地播送歌曲、进行曲、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故事,接着又是歌曲和进行曲。所以大家都知道,战争转眼就要结束了,不是今天早晨,那么明天晚上也势必结束,因为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因为柏林已经攻陷,红旗已插上了国会大厦,希特勒和其它坏蛋们有的死了,有的抱头鼠窜了,我军已与美军在易北河上会师,所以眼下——我们当时都这样说——已不是战争,而是彻底清除希特勒的残渣余孽。那些保全了性命的人该划十字祝福了。不过如果说实话,划十字祝福的是那些母亲和妻子,她们感谢命运保全了她们最可爱的、唯一的亲人,无论是身为教师的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还是我这个共青团员,都在妈妈的丧宴上庄重地划十字祝福:不是为妈妈祈祷冥福——我说的是实话,纯粹的实话——而是为尤拉祝福,因为当时不是祈祷安息,而是祈祷健康,不是为死去的人,而是为活着的人,不是为死亡,而是为生存,因为人们见到的死亡太多了,哭泣得太多了,非亲眼见,是不会相信的,而我是知道的,我递送给千家万户的并不都是前线寄来的平安家信。
        当天——也就是安葬妈妈的那天,五月八日——丽达就和丈夫回莫斯科了。我们又坐了一会儿,说了一会儿话,然后收拾好碗碟,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便要我去她那里过夜:说是这里只丢下你一个女孩子,会整夜哭哭啼啼的,不如到我那里去得了。于是我立刻跟她去了。好象神差鬼使一样。
        我已告诉您,那时我已满十七岁,虽说个头儿没长多少,但成熟还是成熟了,我已不再穿孩子衣服,而是穿妇女服装了,虽说都是些自己做的或旧衣服改的东西,我要说的是,有一次我要钻被窝时,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看见了我,她非常吃惊,而且喜出望外,不顾我已满面绯红,硬叫我当着她的面前前后后转动身子,她笑得十分开心,还说:‘瞧吧,我们的尤拉也会吃惊的,是不是?走时,你还是瘦羊羔儿一样的小丫头,回来一看,你已成了长出犄角儿的小母羊了。’一边转动我的身子,一边笑,我也笑,不过也哭。悲喜交集,祸福双至: 一方面失去了妈妈,一方面盼来了胜利。然后我从她怀里挣脱出来,一下钻进了被窝。她亲了我一下,自己躺到床上(我睡在尤拉的长沙发床上),便睡着了,而我却久久不能入睡。她的目光让我浑身上下都感觉到了,您能想象得出吧?那不单是女人的目光,老太太的目光,而是婆母娘的目光,您理解吧?她是在为儿子相我,打量来打量去地仔细端详,我对这一清二楚,因而幸福与痛苦的潮水在心里浑然合流,翻作巨浪——伤心与兴奋各参其半。随后我又久久思念尤拉,想象着我们如何相逢。
        那天夜里不知我真的睡着了,还是仅仅处于瞌睡状态,只知道是叫喊声把我惊醒的。醒来后,一开始什么也不理解,甚至感到恐惧,因为女人们叫得非常凶。清一色的女人叫喊——无论我们整座楼里,还是院子里,以至我们全城,整个俄罗斯——只喊着一个词:‘和平!……’虽然这个词是阳性的,‘胜利’倒是阴性的^①,然而高呼胜利的却总是男人们,哭叫和平的总是女人们,您发现这点了吗?而当时,五月的那个早晨,哭叫得有点特别,狂呼乱叫,又哭又笑,又揪自己头发,又跺脚捶地——什么都有,混在一起,同时爆发出来。这种欢天喜地与嚎啕大哭交织在一起的呼号,不仅是我这个女孩子,恐怕连我们的地球本身自从形成以来也是闻所未闻的。
        我还记得,人人都在奔跑。有的去机关工厂,有的去找亲人或熟人,有的挨门跑进各个院落,有的依次穿过条条街道,谁也不愿意在那个伟大的日子里闭门独坐,忍受孤单。无论谁,找不出任何一个人,哪怕终身都将无依无靠的人,也都不愿那样,因为欢乐是共同的,是我们大家的,是苦熬出来的,是我们所有的人的欢乐。四年的战争仿佛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放在盛满眼泪的圣水盘里进行了洗礼,我们从里面一出来便结成了同胞姐妹。
        瞧,我这一生眼看就完了,已经在吃退休金了,儿子都已三十开外,而且有两个孙女,可是象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那样的气氛后来再也没有感受到过。每一年,无论是全国性的节日,还是自己的、家庭的节日,我们都全家庆祝,而胜利日一定要过得更加,怎么说呢,隆重一些吧。不过这些都仅只是节日而已,节日嘛,就该这样过。可那一天,那唯一的一天,那实际上还谈不到什么节日,因为,想想看嘛,它对我们大家的含义完全不同——对男人们和女人们,对前方和后方,对整个国家,也许,从根本上讲,对全人类来说,它的含义完全不同。是的,毫无疑问,它什么节日也不是,甚至节日一词本身,对这个划时代的日子来说,根本是词不达意的,这个词太浅薄,太平谈了。在那一天,请想想吧,有两个大事件交织在一起——战争、死亡、伤残、痛苦结束了,和平、希望开始了,生活开始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西斯剥夺了去的那种生活开始了。所以我们不是在纪念日历上用红字标出的一个日子,而是在为战争放声大哭,对和平会心微笑,对死者缅怀,为生者庆幸。我们万众一心——阵亡者和幸存者,寡妇和孤儿,男人和女人——一句话,我们灾难深重的全体人民,用劳累不堪的双手翻过了自己历史上浸透了鲜血、苦难和泪水的最沉重的一页,奇迹般地未被压垮。真是奇迹般地。奇迹般地坚持住了,奇迹般地将敌人粉碎了,奇迹般地拯救了自己与别人。这一天是非凡的一天,因为每一个人都体会到了这一奇迹,感觉到了这一奇迹,懂得了不是上帝,不是领袖,甚至也不是英雄,而是他本人,他自己,一个苏联公民,创造了这一奇迹。在这伟大的一天,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全体人民,都既是伟大的殉教者,也是受苦受难者,同时又是奇迹的创造者:开天辟地以来,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吗?
        我又跑题了,这都怪我想回避自己——四五年的那个女孩子。我怕讲那年五月九日的晚上,甚至不是晚上,而是薄暮时分。不过我现在就按顺序讲,这样好讲些。
        那天早上把我惊醒的一是那些可怕的叫喊声(直到如今我也不能想象这就是胜利的欢呼),二是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的呼唤声。
        她把我晃醒,喊了一声:‘和平!和平了,小姑娘!……’说完就朝学校跑去。我转眼间就穿好了衣裳,脚跟脚跑了出来,扑进了和平的第一天,沿着这一天的街道,朝我们邮电分局迅疾跑去,因为我不是在家里过夜,而是在城市的另一端,在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家里。人们都在喊,在哭,相互亲吻,所以我挣脱了拥抱又落进人们怀里,因此我是被亲吻个够,哭了个够之后,才跌跌撞撞来到自己同事们当中的,那里,也是人人洒泪,人人喊叫,谁也不听谁的,谁也不工作,只有报务员一面大哭,一面把下面几个字写在电文中:‘和平,惊叹号’。后来我们干脆把我们的邮电分局给关了,唱着,笑着,哭着来到大街上。我走到哪里,只要有可能,就用指甲把墙上的‘防空洞’牌子抠下来,我们就用脚跺这些牌子,在上面跳舞,跺地声和喊叫声混成一片。后来大伙儿饿了,先是决定在谁家聚餐,后来分局长想得更妙:要每个人从家里把能带的东西带来,这样大家既可以都重来上班,又可以欢聚一堂,同席共饮。
        大家照办了。我拿了妈妈丧宴上吃剩的东西,有的拿土豆,有的拿维生素糖浆,有的拿素油,而老邮递员米罗诺芙娜则拿了一桶家酿酒——这酒是为儿子们回来而珍藏的,可是他们没有回来,我们又喝酒,又唱歌,笑起来,笑得喘不过气,哭起来,也哭得喘不过气,一边数落、抱怨自己命苦——婆娘过节还会怎么样呢?大家已有几分醉意,而米罗诺芙娜——她一直叨念自己的儿子——则眼泪汪汪地睡着了。于是局长对我说:‘看看她的邮包,她昨天的信还没有送,一直在哭。’我伸手到米罗诺芙娜的邮包里(里面有个专门装信的袋子),掏出信来仔细查看,按地址分类,以便送时省事些,突然……
        我写了‘突然’两字便把笔扔了,我想,这一切就象,这样说吧,就象文学作品里那样,没有‘突然’就不行,可是在我们生活中,这样的‘突然’往往比任何一部小说或电影中不知要多多少。我们生活中处处是‘突然’:您想嘛,实际上假若尤拉不是一气之下称我作未婚妻,我就不会给您写这封信的,因为无事可写,嘿,诸如此类的事多了,有什么说的,可我们不知怎么,总是不相信偶然,认为世间万事都有一定之规,都在预料之中,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然而谁能料到,在万分伤心的米罗诺芙娜(只有失去儿子的妈妈才会感到自己如此孤独可怜)的邮包里,会有一封给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的前线来信呢?‘尤拉寄来的!’我喊了一声便猛地冲出门去。已是薄暮时分,我沿街奔跑。街上唱歌的人尚未尽兴,寡妇们和母亲们还没有哭够,伤员们还没有把缴获的‘瓦尔特’手枪里所有的子弹完全射入空中。我的心跳得如此厉害,我疾速奔驰,甚至感觉不到两腿在奔跑,仿佛是在地面上空飞翔。我两手把信紧紧贴在胸口上,而且放声大笑。
        我不知道假若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在家会怎么样。可是她还没有回来,于是我喘了口气,坐在台阶上。拿起路上一直紧贴胸口的信一看,发现信根本不是出自尤拉之手。霎时间,我的整个心都要碎了,有如刀割一样——这只有我们女人才知道,在我们心中突然出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如同钢鞭无情地抽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一样,抽在我们未来的,尚未来得及出世,尚未来得及离开母体的孩子身上一样。我展开信笺——这大家知道,信是不加封的,不是装在信封里的,是前线寄发的那种摺叠成三角形的信笺——读了第一句:‘亲爱的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眼前的一切马上就飘摇模糊了。我把信叠好,插入胸衣内,让它贴心近些,然后便顺着台阶向上走去。走去?……不对,是向上爬,心里象刀绞一般疼痛。我是怎么爬上去的,记不得了,有几个台阶是跪着朝上挪的,不过谁也没碰上,而且顶楼的门开着,我躲进最靠里边的那个天窗下面。这时才又拿出信来。‘亲爱的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
        我本想把信全抄写下来,但是儿子不让。‘写最主要的吧,妈妈,’他说,‘因为要紧的不在于我父亲是怎么死的,而在于对我们来说他没有死,而且永远不会死。’可尤拉的同团战友在信中讲述的恰恰是他牺牲的情形,因为他们——在那里,在前线——总是觉得,如果母亲们知道她们的儿子不是因为炸弹爆炸埋身土里,而是死于自动步枪的连射,她们的心里似乎会好受些。但不管怎么说,我得把事情提纲挈领地讲一下,不然就理解不了事情的全貌。
        五一黎明时分,尤拉所在部队开进一座不大的德国城市,该城不战而降,家家户户的窗口都挂出了白色的床单,很多窗口还挂出了红旗。正是这些五一红旗使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惊讶,甚至为之感动。那座小城市一点也没有遭受战祸,但城门口湖畔上有一座古城堡,不知是德国侯爵的还是什么人的,却被一颗来历不明的炸弹击中了,这颗炸弹不知是我们的,还是美国的,或者德国的,不过说来也怪,炸弹没有爆炸。它击破了房顶,穿透了上面的望板,悬在著名的大理石大厅上方,而这座大厅不仅使当地人,而且使全德国,甚至使整个欧洲感到骄傲。
        这件事是该市市长告诉我们军官的,他年纪已经不轻,失去了两个儿子,凑合能讲俄语,因为他在上一次,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失时机地当了我们的俘虏。他还说,这颗可恶的炸弹不知靠什么悬在上面,每时每刻都有掉下来的危险,那时鬼晓得会闯出什么祸来,甚至不排除爆炸的可能。您想想看,那天是五一,全城都在欢迎我们的战士,把他们看作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了他们的解放者,而且时值春天,又逢胜利,再加上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因为春天,因为胜利,因为喝酒,变得天不怕地不怕了,过节嘛,德国人款待他们,姑娘们冲他们微笑。于是尤拉说,这座城堡是文化古迹,是德国人民的传世之宝,我们现在就该为他们的未来着想。很多人支持他的见解,立即自告奋勇,并说服了指挥员,便离席与市长一起直接开赴那座城堡。
        很多人紧紧跟在他们身后,有我们的人,也有当地居民,但是部队指挥员只允许以尤拉中尉为首的经验最丰富的自告奋勇者进入受到破坏的这座建筑物里,当然,也让市长进去了。他们进去后,四下一看,心中有数了,只要把炸弹栓紧,通过房顶的窟窿用绳子小心翼翼地把它提上来就行,战士们看好后就爬了上去。市长和尤拉留在下面,留在那座大理石大厅里,大厅四壁挂满了城堡各代主人的画像,市长便给尤拉讲解。恰在这时炸弹爆炸了。被炸死的却只有一个人——尤里·特列季雅绍夫中尉。
        他们信中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事情要简单得多,轻率得多:毛头小伙子们,您知道的,是非常喜欢冒险,喜欢露一手的,当半个城市的姑娘们都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时候,就更是这样。有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干,有的不管是地方不是地方就往上爬,有的该做保险的也不好好做,结果是炸弹连窝都没动,更没有爆炸,可是您瞧,瓦块却突然从断裂的拱顶上象坍方似的轰轰隆隆落进炸弹穿透的窟窿里,落进大理石大厅,砸到大理石地板上,砸到了尤里·特列季雅绍夫中尉身上。市长只有几处碰伤,因为他站得稍微靠外一点。
        您奇怪我这是打哪儿知道的,是吧?您以为我是瞎编,是杜撰吧?但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这都是里别尔特·库尔特·弗里德里霍维奇市长先生本人给我讲的。他还把我领进城堡,领进了大理石大厅,里面的地板是由一块块各种花色的大理石镶砌而成的,浑然无缝,极为华美,的确是德国人民的传世之宝。他把我领到了尤拉站立和倒下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正对着门旁的第三个窗户。直到现在,大理石上还留有落瓦的痕迹: 我用双手抚摸了那些痕迹。
        尤拉被安葬在宫廷花园里,安葬时举行了军人应享受的全部仪式。它,这座坟墓,现在还在那里。它是这座僻静的、避免了战祸的、中世纪的城池中唯一的一座苏军坟墓。可是,尤拉的战友们在信中把他的死描写得更富有英雄主义色彩。真是些怪人,我们的尤拉都已不在人世了,好象我们对他是怎么死的很在意似的。要知道,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同团战友,对库尔特·弗里德里霍维奇市长,对全城居民,他都是为和平而牺牲的。为了俄罗斯的和平,为了德意志的和平,您说是吧,实际上正是这样的吧?
        这就是我在尤拉家的顶楼上看完的那封信的内容,我是借着稀疏的礼花和车站探照灯的灯光看完那封信的: 我们这里不是莫斯科,放的也不是莫斯科的那种礼炮。好了,剩下的您一猜就猜到了: 我没有把信交给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她每封请求代找儿子的信和对这些信寄来的答复我都或是中途卡下,或是用办公纸打上‘还在继续寻找您儿子’的字样给她。所以她至死都相信,尤拉还活着,相信他或者——她常常是这样给我解释的——失去了记忆,或是残废了,不好意思见我们。所以她寻找他,等待他。我当时得到的印象是这样的,对她的话是这样理解的。
        很遗憾,我们没有盼子归来的母亲纪念碑。怎么回事,不可能建造吗?还是没想到这一点?‘无名战士碑’有,但‘无名母亲碑’却没有。我们的‘无名战士’是谁生的?是谁养的?是谁教的?是谁呀?
        接下去,稍许讲讲您猜不到的事。几年后,我因邮政业务关系(在这之前我在邮政函授学校毕业了),到民主德国工作了三年,临行嘱咐我在邮电分局的女友们,让她们照我这一时期一贯的答复回答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的请求信。我就是趁此机会到尤拉墓地的,到了那座城堡,用双手抚摸了尤拉倒下去的那块大理石地板,与库尔特·弗里德里霍维奇市长谈了话。回到故乡时,我居然抱回一个婴儿,‘尤罗琪卡,也就是尤里·尤里耶维奇,正式注册时是这样写的。我带着孩子回到了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家里——自从尤拉参军那时起我就和她一起生活:两个孤寡无依的女人一起生活,诚然,谈不上心中更温暖,但毕竟略感宽慰。假若不是在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死后,我在她的遗物中找到了尤里·谢尔盖耶维奇·特列季雅绍夫中尉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牺牲的官方通知书,也就根本不会写这封信了。可是找到了‘阵亡通知书’——这是当时的叫法。
        您以为母亲是因为痛苦失去了理智吗?不是,一点也不是,她是保护我。她希望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相信尤拉还活着,希望我等着他,盼着他,不感到日子没有过头。我体贴了她四十年,她也体贴了我四十年:事情就是这样难以想象。
        至于‘我寻儿子’的小标语牌,她就不是为我想出来的啦,而是为了我的儿子,为了尤罗琪卡。他一生都叫她奶奶,把她的儿子叫作爸爸,所以她就想让他也等着爸爸。等着,盼着。
        我把那份阵亡通知书拿出来给尤拉看,向他解释,我们的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为什么要那样做。他双眉紧锁,叹了一声,对我一句话也没说,而是拿起‘我寻儿子’的小标语牌。拿起来改成‘我们寻找父亲和爷爷’。仅仅改了几个字。他说:‘胜利日那天,我要带上两个女儿,走完奶奶走过的路线。’我哭了,说道:‘他算你的什么爸爸呀,尤拉?’‘他们对我们来说都是爸爸,’他回答说。
        我为什么要给您写这些呢?不仅仅因为我一生对婆母没说实话,还因为我对儿子同样没说实话。对我唯一的儿子尤里·尤里耶维奇,要知道他根本不是我的儿子。他是我从孤儿院抱来的,从尤拉坟墓所在的那座城里抱来的,因为孤儿是不分民族的,是吧?”
        
        短篇小说《和平,惊叹号》中的女主人公“我”和她同龄的姐妹们,恰使人想起酷霜过后,突兀青天的一树壮丽娇艳的红叶。连年残酷的战争,盼到胜利的同时传来丈夫牺牲的噩耗,战后寡居的隐痛和苦涩,这一切,溶解在如水的漫长岁月中,形成一种特殊的显象液,使主人公的形象在特殊的环境中“显”得那么感人,让人为她而泣,为她而歌。
        作者鲍·瓦西里耶夫在他的成名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写了战争,残酷的战争的血盆大口,吞噬了女主人公们在和平岁月中的种种美好憧憬。在《和平,惊叹号》中作者写和平,写和平到来时人们近乎病态的狂欢,则使人看到了残酷的战争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尚未愈合的刀痕。不,这不是万众欢腾的“气氛”!主人公梦中惊醒后,听到的不是阵阵欢呼,而是“狂呼乱叫,又哭又笑,又揪自己的头发,又跺脚捶地——什么都有,混在一起,同时爆发出来。”这种气氛不仅让人感到失常,而且因为几乎是“清一色”的女人们发出的、颇有几分凄厉的哭叫,而使人感到“恐惧”。同时,“人人都在奔跑,有的去机关工厂,有的去找亲人或熟人,有的挨门跑进各个院落,有的依次穿过条条街道……”作者上述的生动描写,象广角镜一样,摄取了“那个伟大日子里”主人公的那座楼、她居住的那座城市,以至“整个俄罗斯”的动人场景。正因为作家艺术地再现的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气氛”,主人公一生眼看就要结束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感受到过”的那种“气氛”,这种再现令人感到仿佛是抢拍了人类历史上的那个珍贵的镜头。
        如果说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广阔场面描写得足够精采的话,那么关于这一天的深沉思考之透澈精辟,则赋予它近似警句格言的色彩:“我们不是在纪念日历上用红字标出的一个日子,而是在为战争放声大哭,对和平会心微笑,对死者缅怀,为生者庆幸。我们万众一心……用劳累不堪的双手翻过了自己历史上浸透了鲜血、苦难和泪水的一页,奇迹般地未被压垮。”“每一个人都体会到了这一奇迹,感觉到了这一奇迹。懂得了不是上帝,不是领袖,甚至也不是英雄,而是他本人,他自己,一个苏联公民,创造了这一奇迹。”小说中的“我”,就是创造这一奇迹的亿万苏联公民中的一个,她对这一奇迹有切肤之感,“体会到了”它的来之不易,它的昂贵代价。四三年,十五岁的、心地纯洁的她,怀着对“漂亮姐姐”的无情无意“十分不满”的心情,怀着对姐姐冷落的那个“真正的男子汉”的真挚爱情,在祖国命运与自己命运的抉择中,嚎啕哭叫着,但还是一步一步陪他到军事委员部,亲自送他上前线。在母亲的丧宴上,她不是为母亲祈祷冥福,而是为自己的尤拉祝福,翘首渴待和平奇迹般的到来,盼望他“不伤不残”地生还。可是当和平奇迹般地实现时,代替尤拉生还的,却是描述这名年轻中尉牺牲的战友来信!啊,确确实实,和平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千千万万个尤拉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千千万万个安娜以自己的亲生儿子,千千万万个“我”以“终生只爱他一个”的无价爱情换来的!作者歌颂了创造这一奇迹的伟大人民,歌颂了他们热爱祖国胜似一切的崇高品质,但他和自己的人民一样,是含着眼泪来高歌的!
        如果说牺牲的痛苦以其剧烈的情感震撼着读者的话,那么战争留下的创伤,尤其留在人们心上的内伤,则以它数十年的难以愈合煎熬着主人公和读者。战争年代,人民是以牺牲缔造了人间的奇迹。战后,“我”与安娜相互隐瞒自己的不幸,给对方生活以“盼头”,长达四十年之久,人们则不能不感叹这一没有硝烟的奇迹。前者感人以壮烈,后者感人以坚忍,前者诲人以英雄,后者诲人以高尚。而“我”从战败国德国托儿所抢回异国孤儿,茹苦含辛,抚养他长大成人,则使她的崇高的母爱逾越了国界,使她的胸怀显得无限广阔。如果说四三年“我”的心灵还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那么后来漫长的岁月中,它则是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是严霜更着娇艳的红叶。
        作者以巧妙的第一人称,以平平常常的一封写给知心人的私人信,把主人公不凡的身世和高尚的情操告诉了读者。也许正因为这封信是写给知心朋友的,作者又“不加删减”,也许正因为我不假思索,“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所以读起来才更加亲切,更显得真实,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