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莱维 (袁华清 译)

        作为顾客,他那副样子有点非同寻常。我们这个化验室设备简陋,但雄心勃勃。带着各种物品来化验的人很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看样子都在诡计多端、尔虞我诈的大商业网里工作。经营买卖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目光敏锐,面容严峻;自己怕上当,但又千方百计让别人上当;他们时刻保持戒备,就象晚间的猫一样。这种职业能消蚀人的不朽灵魂;侍臣中出过哲学家,擦玻璃的人中也有哲学家,甚至工程师和军事家中哲学家也不乏其人。然而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哲学家当过批发商或开过店铺。
        我接待了他,因为艾米里奥不在。他也许是位农民哲学家,尽管已经上了年纪,但体格仍然很健壮,脸色也十分红润。他的双手强劲有力,虽然由于干活和患有关节炎而变了形。眼眶下垂着两个松懈的肉袋,但目光清沏,眼神活跃,颇有生气。他穿着西装背心,小口袋上搭拉着一根表链。他讲的是皮埃蒙特方言,这立即使我感到十分难堪:别人对你讲方言,你如果用普通话回答,这是很失礼的;你们之间会马上筑起一道壁垒,你会把自己置于贵族、绅士或者那帮“路易吉”们一边——我这是借用跟我同姓的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的说法。我讲起皮埃蒙特方言来用词贴切,发音标准,声调抑扬顿挫,语言彬彬有礼;然而,我讲的方言未免显得有些矫揉造作,听起来不象是从长辈那儿自然而然学会的,而是点着油灯,拘着语法书和词典伏案苦读的结果。
        他带着极重的阿斯蒂口音,用无瑕可击的皮埃蒙特方言对我说:他带来一包白糖要化验,想知道白糖是不是纯净,里面是否混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他用的词是“劳什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告诉他,如果他能把他的怀疑明明白白地告诉我,那会大大有助于我的化验;但他回答说他不想使我有先入之见,希望我尽可能化验得准确一些,至于他的怀疑,以后会跟我讲的。他递给我一包糖,足有半公斤,同时对我说,他第二天来看结果。他跟我告诉后径自走了:没乘电梯,而是不紧不慢地走下四道楼梯。他大概是个无忧无虑、从容自若的人。
        上我们这儿来的顾客寥若晨星。我们做的化验不多,进项很少,因此无力购置现代化的灵敏仪器。我们的化验很慢,看结果的时间要比其他地方长得多,再加上门上没挂招牌,因此业务圈子越来越小,登门的顾客屈指可数。顾客留下化验的样品是我们维持生活的一项不可忽视的来源。艾米里奥和我尽量不让顾客知道,通常做一次化验只要几克样品就行;相反,我们满心欢喜地收下一包一包的面条,一公升一公升的葡萄酒和牛奶,一公斤一公斤的面片和肥皂。
        然而,既然老头有疑心,有言在先,如果我们贸然食用或者尝尝这包糖,那就未免太不慎重了。我取出一点溶化在蒸馏水里,溶液呈混浊状——肯定有问题。我称出一克白糖放进铂制坩锅(我们爱不释手的家珍),点火燃烧: 实验室的污浊空气中立即出现烧白糖时发出的那种我们从孩提时代起就闻惯的气味。但是火焰随即成了紫青色,我们闻到了一股怪味: 既象金属味,又象大蒜味;是一种无机物,不,是一种失去生命的有机物在燃烧。如果一个搞化验的人嗅觉失灵,那就糟了。如今得出正确的结果易如反掌:只需把溶液过滤一番,滴几滴酸液,倒进基普瓶,注入硫化氢就行。黄色的沉淀出现了:是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就是那种使米特里达梯^①和包法利夫人^②丧命的东西。
        接下来我一面制取丙酮酸,一面思忖着老头的那包糖。一天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我不知道现在用什么方法制取丙酮酸,当时我们的做法是把硫酸倒进搪瓷锅,加进苏打,加热溶化,然后把得到的二氧化硫溶液倾在地板上,使其凝固,接着放进咖啡臼里研成粉末。下一步是把二氧化硫粉末搀进酒石酸,以250℃的温度加热,酒石酸旋即脱水成丙酮酸,以蒸馏法收集之。开头的时候我们用玻璃容器试制丙酮酸,违法大量出售。我们从破铜烂铁铺里买了十个剩余物资清理转让局处理的白铁桶——聚乙烯发明以前的汽油桶全是白铁做的。这些白铁桶对我们正有用。顾客对产品质量甚感满意,所以订货源源不断,我们便横下一条心,请本区的铁匠制造了一个简单的手摇式黑铁圆筒形反应罐,安在一个实心砖砌成的井中。井底和井壁装着四条粗电阻丝,通上1000瓦的电源; 我们非法地把电阻丝接在电表上方,偷电用。正在看这篇小说的同行,你看到这种哥伦布时代以前的、从旧货摊上买来的化工装置,不必大惊小怪。那些年代,以这种方式谋生的不光是我们,也不光搞化工的人才这么干。六年的战争和破坏^①使全世界的许多文明习惯大大倒退,许多必须做的事情无法再顾及,首先是顾不上讲面子了。
        一滴滴金黄色的丙酮酸液从蛇形冷却管的端口往下滴,滴进集液池中。它们象珠子一样闪闪发光,一滴一滴地掉下来,每掉下十滴就意味着我们赚了一个里拉。与此同时,我想着老头和砒霜。我认为老头是不会图谋向人投毒的,别人大概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来暗算他。我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老头又来了。他没等知道化验结果就坚持要付化验费。我把结果告诉了他,他的眼睛一眯,脸上浮现出一个表情复杂的微笑。他对我说:“我真高兴。我早就说过,最后会是这样的。”显然,只要我稍微鼓励他讲下去,他就会把事情的始末和盘托出,而他正盼着这样。我没让他失望,他便讲了下面这件事。皮埃蒙特方言基本上是一种口头语言,他用方言讲的这件事现在翻译成干巴巴的、只适于刻墓碑的意大利语后,就不免大为逊色了。
        “我是鞋匠,以修鞋为生。如果从年轻时干起,这不是一个坏行业。坐着,活儿不累,可以跟人打打交道,聊聊天。当然挣不了大钱,得整天把别人的鞋子拿在手里,不过很快就会习惯,旧皮革的气味也会闻惯的。我的鞋店在焦贝尔蒂路和帕斯特伦葛路相交的地方,我在那儿当鞋匠已经三十年(不过,他说的是“修鞋的”,“绱鞋的”,这种说法现在已经渐渐废弃不用了)……人们常说的圣塞孔铎村的鞋匠就是我。我熟悉每一双畸型的脚。我只要一把小鎯头和一根麻绳就能干活。嗯,不久来了一个小伙子,不是本地人,他个子很高,脸蛋很俊,野心勃勃,在离我的鞋店一箭远的地方也开了一爿店,安上了各种机器:撑鞋帮机,扩鞋帮机,缝鞋机,绱鞋底机,等等,有的机器我连名称也叫不上来。我没上他那儿亲眼看过,是别人告诉我的。他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写在小纸片上,塞进附近每家的信箱里。对,他装了电话,连接生婆家里还没有电话呐。
        “您大概以为,他开张大吉,生意兴隆吧?头几个月倒真是这样,有的人出于好奇,有的人要让我们竞争,还有的人上他那儿去是因为他开头要价很低。后来却发现老赔本,便不得不提价。您要知道,我把这些事讲给您听并不是想说他的坏话。我见过很多象他这样的人,开始时一帆风顺,后来却碰得头破血流,其中有鞋匠,也有干其他手艺的人。可是听人家说他恨我。您知道吗,别人什么事都跟我说。您晓得是些什么人吗?是老太太们,那些脚有毛病、走路不便、只有一双鞋子的老太太们,她们上我这儿来,一屁股坐下,等着我给她们修鞋。她们把什么消息都告诉我,讲得绘声绘色。
        “他恨我,到处造谣,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我用硬纸片当鞋底,每天晚上都喝得烂醉,为了得到保险金而逼死了我老婆,甚至说我的一个顾客被鞋底上的一枚钉子扎了脚,得破伤风死了。正因为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所以一天上午,当我在当天要修的那堆鞋子中间发现了这包糖的时候,才没有大惊小怪。我马上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我想得到证实。于是我让小猫尝了一点,两小时后它走到角落里呕吐起来。我往糖罐里搁了一点,昨天我女儿和我往咖啡里加了一匙,过了两个钟头,我俩都吐了。现在我又有了您的证实。我满足了。”
        “您想控告他吗?想要一张化验单吗?”
        “不,不。我刚才跟您讲过了,他只是一个可怜虫,我不想毁掉他。世界很大,同行不是冤家,人人都有权得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我明白。”
        “那您怎么办?”
        “明天我给他写一封短信,连同这包糖,请一位老太太给他捎回去。不,还是我自己给他送去吧,看他脸上会有什么表情,我还可以当面向他解释两句。”他环视着周围,如同一个人进了博物馆,然后说道: “你们的职业也不错,但需要有眼力和耐性。谁没有这两样东西,最好另找出路。”
        他跟我告别,拿起那包糖,没乘电梯,带着他特有的那种不紧不慢的高贵气派,步行下楼了。
        
        这篇小说的作者普里莫·莱维曾经长期担任都灵一家化工厂的技术厂长,业余从事文学创作。他出过一本名为《元素周期表》的短篇小说集,该集中的21篇小说均以元素名称为标题,《砷》便是其中一篇。
        当代意大利作家中,有不少人继承十九世纪自然主义文学,尤其是乡土文学的传统,着力写他们最熟悉的周围事物。莱维的作品就大多以具体的工厂和实验室为背景,被人们称之为“工业文学”。
        作为“工业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莱维的创作常常把技术问题和人生世故融合在一起,使得这种“化学味”颇浓的小说无形中平添了几分人情味。
        这篇小说的叙述方式是很传统的,几乎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交待故事内容,但在叙述语言上,仍不失意大利人的幽默,慢条斯理,用词俏皮。
        对于这种叙事传统,我们可以追寻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薄迦丘的《十日谈》,在这部伟大的小说里,平民意识表现得非常突出,用平民之口,来表达新兴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解放的愿望。可以说,《十日谈》对整个意大利文学创作,尤其是短篇小说,影响巨大。
        再来看《砷》这篇小说,作者采用第一人称来描述,并且在整个小说中充当了“导游”的角色。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是很传统的,为了吸引听众,它常常要靠设置悬念来解决叙述节奏的缓慢问题。
        在《砷》中,作者就利用了一悬念,即白糖化验结果,来展开故事的。
        不过,此小说又与一般悬念小说不同。通常,悬念小说的结果总是局限在水落石出,不出读者所料,或是在人的情理之中。而这篇小说则与众不同。它的结尾不落俗套,大结尾套着小结尾,先是交待了白糖化验结果,然后又通过作者和老人的对话,引出了一个令人惊异的大结尾,就是老头对化验结果所采取的通达态度。
        短篇小说由于它篇幅短,所以结尾显得尤其重要。从结尾能看出作家的功力,甚至也能看出不同国家作家写作习惯的不同。
        比如,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就是以巧妙的结尾见长。他的小说结尾总是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显得构思技巧很高。
        《砷》则给人一种不仅出乎意料、而且有点出乎情理的感觉。这应当归功于作者在前面的铺陈。
        西方小说与中国小说在结尾上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小说常常结尾于大团圆场面,或者是各自还原其位均有所交待。而西方小说则与此相反。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恐怕中国很少象西方文学那样受过自然主义的影响。
        莱维的《砷》可以说写得很冷静,类似给一件事情照相,把全过程拍下来,然后一张一张地拿给我们看。也许是受了化学家精确思维的影响,作客对人物和事件的描写都非常准确而且逼真。比如在描写那位老顾客时,使用的词句令我们联想到柯南道尔的小说。
        小说《砷》在全篇中几乎没有作者的情感介入,也看不到作者的心理活动。这就使作品自始至终保持着客观的状态。
        这种“工业小说”虽然根植于工业文学的发展,但从小说的丰富性来看,它与历史悠久的“乡土文学”相比仍存着较大差距。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也许是由于工业文明起步较晚,也有可能是因为人们仍然习惯于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待小说,总之,今天的小说仍未走出讲故事的圈子。
        这也算是《砷》给我们的某种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