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
在我们的同学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蓝的,黑的,又好象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
她初来的几天,我们叫她“怪物”。下课以后大家在地板上跑着也总是绕着她。关于她的手,但也没有一个人去问过。
教师在点名,使我们越忍越忍不住了,非笑不可了。
“李洁!” “到。”
“张楚芳!” “到。”
“徐桂真!” “到。”
迅速而有规律性的站起来一个,又坐下去一个。但每一次喊到王亚明的地方,就要费一些时间了。
“王亚明,王亚明……叫到你啦!”别的同学有时要催促她,于是她才站起来,把两只青手垂得很直,肩头落下去,面向着棚顶说:
“到,到,到。”
不管同学们怎样笑她,她一点也不感到慌乱,仍旧弄着椅子响,庄严的,似乎费掉了几分钟才坐下去。
有一天上英文课的时候,英文教师笑得把眼镜脱下来在擦着眼睛:
“你下次不要再答‘黑耳’了,就答‘到’吧! ”
全班的同学都在笑,把地板擦得很响。
第二天的英文课,又喊到王亚明时,我们又听到了‘黑耳——黑——耳。”
“你从前学过英文没有?”英文教师把眼镜移动了一下。
“不就是那英国话吗?学是学过的,是个麻子脸先生教的……铅笔叫‘喷丝儿’,钢笔叫‘盆’。可是没学过‘黑耳’。”
“here就是‘这里’的意思,你读: here! here! ”
“喜儿,喜儿。”她又读起‘喜儿’来了。这样的怪读法,全课堂都笑得颤栗起来。可是王亚明,她自己却安然的坐下去,青色的手开始翻转着书页。并且低声读了起来:
“华提……贼死……阿儿……”
数学课上,她读起算题来也和读文章一样:
“2x+y=……x2=……”
午餐的桌上,那青色的手已经抓到了馒头,她还想着“地理”课本: “墨西哥产白银……云南……唔,云南的大理石。”
夜里她躲在厕所里边读书,天将明的时候,她就坐在楼梯口。只要有一点光亮的地方,我常遇到过她。有一天落着大雪的早晨,窗外的树枝挂着白绒似的穗头,在宿舍的那边,长筒过道的尽头,窗台上似乎有人睡在那里了。
“谁呢?这地方多么凉!”我的皮鞋拍打着地板,发出一种空洞洞的嗡声,因是星期日的早晨,全个学校出现在特有的安宁里。一部分的同学在化着装;一部分的同学还睡在眠床上。
还没走到她的旁边,我看到那摊在膝头上的书页被风翻动着。
“这是谁呢?礼拜日还这样用功!”正要唤醒她,忽然看到那青色的手了。
“王亚明,嗳……醒醒吧……”我还没有直接招呼过她的名字,感到生涩和直硬。
“喝喝……睡着啦!”她每逢说话总是开始钝重的笑笑。
“华提……贼死,右……爱……”她还没找到书上的字就读起来。
“华提……贼死,这英国话,真难……不象咱们中国字:什么字旁,什么字头……这个:委曲拐弯的,好象长虫爬在脑子里,越爬越胡涂,越爬越记不住。英文先生也说不难,不难,我看你们也不难。我的脑筋笨,乡下人的脑筋没有你们那样灵活。我的父亲还不如我,他说他年青的时候,就记他这个‘王’字,记了半顿饭的工夫还没记住。右……爱……右……阿儿……”说完一句话,在末尾不相干的她又读起单字来。
风车哗啦哗啦的响在壁上,通气窗时时有小的雪片飞进来,在窗台上结着些水珠。
她的眼睛完全爬满着红丝条;贪婪,把持,和那青色的手一样在争取她那不能满足的愿望。
在角落里,在只有一点灯光的地方我都看到过她,好象老鼠在啮嚼什么东西似的。
她的父亲第一次来看她的时候,说她胖了:
“妈的,吃胖了,这里吃的比咱家吃的好,是不是?好好干吧!干下三年来,不成圣人吧,也总算明白明白人情大道理。”在课堂上,一个星期之内人们都是学着王亚明的父亲。第二次,她的父亲又来看她,她向她父亲要一双手套。
“就把我这副给你吧!书,好好念书,要一副手套还没有吗?等一等,不用忙……要戴就先戴这副,开春啦!我又不常出什么门,明子,上冬咱们再买,是不是?明子!”在接见室的门口嚷嚷着,四周已经是围满着同学,于是他又喊着明子明子的,又说了一些事情:
“三妹妹到二姨家去串门啦,去啦两三天啦!小肥猪每天又多加两把豆子,胖得那样你没看见,耳朵都挣挣起来了,……姐姐又来家腌了两罐子咸葱……”
正讲得他流汗的时候,女校长穿着人群站到前面去:
“请到接见室里面坐吧——”
“不用了,不用了,耽搁工夫,我也是不行的,我还就要去赶火车……赶回去,家里一群孩子,放不下心……”他把皮帽子放在手上,向校长点着头,头上冒着气,他就推开门出去了。好象校长把他赶走似的。可是他又转回身来,把手套脱下来。
“爹,你戴着吧,我戴手套本来是没用的。”
她的父亲也是青色的手,比王亚明的手更大更黑。
在阅报室里,王亚明问我:
“你说,是吗?到接见室去坐下谈话就要钱的吗?”
“哪里要钱!要的什么钱! ”
“你小点声说,叫她们听见,她们又谈笑话了。”她用手掌指点着我读着的报纸, “我父亲说的,他说接见室里摆着茶壶和茶碗,若进去,怕是校役就给倒茶了,倒茶就要钱了。我说不要,他可是不信,他说连小店房进去喝一碗水也多少得赏点钱,何况学堂呢?你想学堂是多么大的地方!”
校长已说过她几次:
“你的手,就洗不净了吗?多加点肥皂!好好洗洗,用热水烫一烫。早操的时候,在操场上竖起来的几百条手臂都是白的,就是你,特别呀!真特别。”女校长用她贫血的和化石一般透明的手指去触动王亚明的青色手,看那样子,她好象是害怕,好象微微有点抑止着呼吸,就如同让她去接触黑色的已经死掉的鸟类似的。 “是褪得很多了,手心可以看到皮肤了。比你来的时候强得多,那时候,那简直是铁手……你的功课赶得上了吗?多用点功,以后,早操你就不用上,学校的墙很低,春天里散步的外国人又多,他们常常停在墙外看的。等你的手褪掉颜色再上早操吧!”校长告诉她,停止了她的早操。
“我已经向父亲要到了手套,戴起手套来不就看不见了吗?”打开了书箱,取出她父亲的手套来。
校长笑得发着咳嗽,那贫血的面孔立刻旋动着红的颜色: “不必了!既然是不整齐,戴手套也是不整齐。”
假山上面的雪消融了去,校役把铃子也打得似乎更响些,窗前的杨树抽着芽,操场好象冒着烟似的,被太阳蒸发着。上早操的时候,那指挥官的口笛振鸣得也远了,和窗外树丛中的人家起着回应。
我们在跑在跳,和群鸟似的在噪杂。带着糖质的空气迷漫着我们,从树梢上面吹下来的风混和着嫩芽的香味。被冬天枷锁了的灵魂和被束掩的棉花一样舒展开来。
正当早操刚收场的时候,忽然听到楼窗口有人在招呼什么,那声音被空气负载着向天空响去似的:
“好和暖的太阳!你们热了吧?你们……”在抽芽的杨树后面,那窗口站着王亚明。
等杨树已经长了绿叶,满院结成了荫影的时候,王亚明却渐渐变成了干缩,眼睛的边缘发着绿色,耳朵也似乎薄了一些,至于她的肩头一点也不再显出蛮野和强壮。当她偶然出现在树荫下,那开始陷下的胸部使我立刻从她想到了生肺病的人。
“我的功课,校长还说跟不上,倒也是跟不上,到年底若再跟不上,喝喝!真会留级的吗?”她讲话虽然仍和从前一样“喝喝”的,但她的手却开始畏缩起来,左手背在背后,右手在衣襟下突出个小丘。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她哭过,大风在窗外倒拔着杨树的那天,她背向着教室,也背向着我们,对着窗外的大风哭了。那是那些参观的人走了以后的事情,她用那已经开始在褪着色的青手捧着眼泪。
“还哭!还哭什么?来了参观的人,还不躲开。你自己看看,谁象你这样特别!两只蓝手还不说,你看看,你这件上衣,快变成灰的了!别人都是蓝上衣,哪有你这样特别,太旧的衣裳颜色是不整齐的……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而破坏了制服的规律性……”她一面嘴唇与嘴唇切合着,一面用她惨白的手指去撕着王亚明的领口: “我是叫你下楼,等参观的走了再上来,谁叫你就站在过道呢?在过道,你想想:他们看不到你吗?你倒戴起了这样大的一副手套……”
说到“手套”的地方,校长的黑色漆皮鞋,那亮晶的鞋尖去踢了一下已经落到地板上的一只:
“你觉得你戴上了手套站在这地方就十分好了吗?这叫什么玩艺?”她又在手套上踏了一下,她看到那和马车夫一样肥大的手套,抑止不住的笑出声来。
王亚明哭了这一次,好象风声都停止了,她还没有停止。
暑假以后,她又来了。夏末简直和秋天一样凉爽,黄昏以前的太阳染在马路上使那些铺路的石块都变成了朱红色。我们集着群在校门里的山丁树下吃着山丁。就是这时候,王亚明坐着的马车从“喇嘛台”那边哗啦哗啦的跑来了。只要马车一停下,那就全然寂静下去,她的父亲搬着行李,她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走上台阶来了,我们并不立刻为她闪开,有的说着:“来啦!”“你来啦!”有的完全向她张着嘴。等她父亲腰带上挂着的白毛巾一抖一抖的走上了台阶,就有人在说:
“怎么!在家住了一个暑假,她的手又黑了呢?那不是和铁一样了吗?”
秋季以后,宿舍搬家的那天,我才真正注意到这铁手。我似乎已经睡着了,但能听到隔壁在吵叫着:
“我不要她,我不和她并床……”
“我也不和她并床。”
我再细听了一些时候,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只听到嗡嗡的笑声和绞成一团的吵嚷。夜里我偶然起来到过道去喝了一次水。长椅上睡着一个人,立刻就被我认出来,那是王亚明。两只黑手遮着脸孔,被子一半脱落在地板上,一半挂在她的脚上。我想她一定又是借着过道的灯光在夜里读书,可是她的旁边也没有什么书本,并且她的包袱和一些零碎就在地板上围绕着她。
第二天的夜晚,校长走在王亚明的前面,一面走一面响着鼻子,她穿着床位,她用她的细手推动那一些连成排的铺平的白床单:
“这里,这里的一排七张床,只睡八个人,六张床还睡九个呢!”她翻着那被子,把它排开一点,让王亚明把被子就夹在这地方。
王亚明的被子展开了,为着高兴的缘故,她还一边铺着床铺,一边嘴里似乎打着哨子,我还从没听到过这个,在女学校里边,没有人用嘴打过哨子。
她已经铺好了,她坐在床上张着嘴,把下颚微微向前抬起一点,象是安然和舒畅在镇压着她似的。校长已经下楼了,或者已经离开了宿舍,回家去了。但,舍监这老太太,鞋子在地板上擦擦着,头发完全失掉了光泽,她跑来跑去:
“我说,这也不行……不讲卫生,身上生着虫类,什么人还不想躲开她呢?”她又向角落里走了几步,我看到她的白眼球好象对着我似的: “看这被子吧!你们去嗅一嗅!隔着二尺远都有气味了……挨着她睡着,滑稽不滑稽!谁知道……虫类不会爬了满身吗?去看看,那棉花都黑得什么样子啦! ”
舍监常常讲她自己的事情,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她也在日本,也算是留学。同学们问她:
“学的什么呢?”
“不用专学什么!在日本说日本话,看看日本风俗,这不也是留学吗?”她说话总离不了“不卫生,滑稽不滑稽……肮脏”,她叫虱子特别要叫虫类。
“人肮脏手也肮脏。”她的肩头很宽,说着肮脏她把肩头故意抬高了一下,好象寒风忽然吹到她似的,她跑出去了。
“这样的学生,我看校长可真是……可真是多余要……”打过熄灯铃之后,舍监还在过道里和别的一些同学在讲说着。
第三天夜晚,王亚明又提着包袱,卷着行李,前面又是走着白脸的校长。
“我们不要,我们的人数够啦!”
校长的指甲还没接触到她们的被边时,她们就嚷了起来,并且换了一排床铺也是嚷了起来:
“我们的人数也够啦!还多了呢!六张床,九个人,还能再加了吗?”
“一二三四……”校长开始计算: “不够,还可以再加一个,四张床,应该六个人,你们只有五个……来!王亚明!”
“不,那是留给我妹妹的,她明天就来……”那个同学跑过去,把被子用手按住。
最后,校长把她带到别的宿舍去了。
“她有虱子,我不挨着她……”
“我也不挨着她……”
“王亚明的被子没有被里,棉花贴着身子睡,不信,校长看看!”
后来她们就开着玩笑,甚至于说出害怕王亚明的黑手而不敢接近她。
以后,这黑手人就睡在过道的长椅上。我起得早的时候,就遇到她在卷着行李,并且提着行李下楼去。我有时也在地下储藏室遇到她,那当然是夜晚,所以她和我谈话的时候,我都是看看墙上的影子,她搔着头发的手,那影子印在墙上和头发一样颜色。
“惯了,椅子也一样睡,就是地板也一样, 睡觉的地方,就是睡觉,管什么好歹!念书是要紧的……我的英文,不知在考试的时候,马先生能给我多少分数?不够六十分,年底要留级的吗?”
“不要紧,一门不能够留级。”我说。
“爹爹可是说啦!三年毕业,再多半年,他也不能供给我学费……这英国话,我的舌头可真转不过弯来。喝喝……”
全宿舍的人都在厌烦她,虽然她是住在过道里。因为她夜里总是咳嗽着……同时在宿舍里边她开始用颜料染着袜子和上衣。
“衣裳旧了,染染差不多和新的一样。比方, 夏季制服,染成灰色就可以当秋季制服穿……比方,买白袜子,把它染成黑色,这都可以……”
“为什么你不买黑袜子呢?”我问她。
“黑袜子,他们是用机器染的,矾太多……不结实,一穿就破的……还是咱们自己家染的好……一双袜子好几毛钱……破了就破了还得了吗?”
礼拜六的晚上,同学们用小铁锅煮着鸡子。每个礼拜六差不多总是这样,她们要动手烧一点东西来吃。从小铁锅煮好的鸡子,我也看到的,是黑的,我以为那是中了毒。那端着鸡子的同学,几乎把眼镜咆哮得掉落下来:
“谁干的好事!谁?这是谁?”
王亚明把面孔向着她们来到了厨房,她拥挤着别人,嘴里喝喝的:
“是我,我不知道这锅还有人用,我用它煮了两双袜子……喝喝……我去……”
“你去干什么?你去……”
“我去洗洗它!”
“染臭袜子的锅还能煮鸡子吃!还要它?”铁锅就当着众人在地板上光郎、光郎的跳着,人咆哮着,戴眼镜的同学把黑色的鸡子好象抛着石头似的用力抛在地上。
人们都散开的时候,王亚明一边拾着地板上的鸡子,一边在自己说着话:
“哟!染了两双新袜子,铁锅就不要了!新袜子怎么会臭呢?”
冬天,落雪的夜里,从学校出发到宿舍去,所经过的小街完全被雪片占据了。我们向前冲着,扑着,若遇到大风,我们就风雪中打着转,倒退着走,或者是横着走。清早,照例又要从宿舍出发,在十二月里,每个人的脚都冻木了,虽然是跑着也要冻木的。所以我们咒诅和怨恨,甚至于有的同学已经在骂着,骂着校长是“混蛋”,不应该把宿舍离开学校这样远,不应该在天还不亮就让学生们从宿舍出发。
有些天,在路上我单独的遇到王亚明。远处的天空和远处的雪都在闪着光,月亮使得我和她踏着影子前进。大街和小街都看不见行人。风吹着路旁的树枝在发响,也时时听到路旁的玻璃窗被雪扫着在呻叫。我和她谈话的声音,被零度以下的气温所反应也增加了硬度。等我们的嘴唇也和我们的腿部一样感到了不灵活,这时候,我们总是终止了谈话,只听着脚下被踏着的雪,乍乍乍的响。
手在按着门铃,腿好象就要自己脱离开,膝盖向前时时要跪了下去似的。
我记不得是哪一个早晨,腋下带着还没有读过的小说,走出了宿舍,我转过身去,把栏栅门拉紧。但心上总有些恐惧,越看远处模糊不清的房子,越听后面在扫着的风雪,就越害怕起来。星光是那样微小,月亮也许落下去了,也许被灰色的和土色的云彩所遮蔽。
走过一丈远,又象增加了一丈似的,希望有一个过路的人出现,但又害怕那过路人,因为在没有月亮的夜里,只能听到声音而看不见人,等一看见人影那就从地面突然长了起来似的。
我踏上了学校门前的石阶,心脏仍在发热,我在按铃的手,似乎已经失去了力量。突然石阶又有一个人走上来了:
“谁?谁?”
“我!是我。”
“你就走在我的后面吗?因为一路上我并没听到有另外的脚步声,这使我更害怕起来。
“不,我没走在你的后面,我来了好半天了。校役他是不给开门的,我招呼了不知道多大工夫了。”
“你没按过铃吗?”
“按铃没有用,喝喝,校役开了灯,来到门口,隔着玻璃向外看看……可是到底他不给开。”
里边的灯亮起来,一边骂着似的光郎郎郎的把门给闪开了。
“半夜三更叫门……该考背榜不是一样考背榜吗?”
“干什么?你说什么?”我这话还没有说出来,校役就改变了态度:
“萧先生,您叫门叫了好半天了吧?”
我和王亚明一直走进了地下室,她咳嗽着,她的脸苍黄得几乎是打着皱纹似的颤索了一些时候。被风吹得而挂下来的眼泪还停留在脸上,她就打开了课本。
“校役为什么不给你开门?”我问。
“谁知道?他说来得太早,让我回去,后来他又说校长的命令。”
“你等了多少时候了?”
“不算多大工夫,等一会,就等一会,一顿饭这个样子。喝喝……”
她读书的样子完全和刚来的时候不一样,那喉咙渐渐窄小了似的,只是喃喃着,并且那两边摇动的肩头也显着紧缩和偏狭,背脊已经弓了起来,胸部却平了下去。
我读着小说,很小的声音读着,怕是搅扰了她;但这是第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只是第一次?
她问我读的什么小说,读没读过《三国演义》?有时她也拿到手里看看书面,或是翻翻书页。 “象你们多聪明!功课连看也不看,到考试的时候也一点不怕。我就不行,也想歇一会,看看别的书……可是那就不成了……”
有一个星期日,宿舍里面空朗朗的,我就大声读着《屠场》上正是女工马利亚昏倒在雪地上的那段,我一面看着窗外的雪地一面读着,觉得很感动。王亚明站在我的背后,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看过的书,也借给我一本,下雪天气,实在沉闷,本地又没有亲戚,上街又没有什么买的, 又要花车钱……”
“你父亲很久不来看你了吗?”我以为她是想家了。
“哪能来!火车钱,一来回就是两元多……再说家里也没有人……”
我就把《屠场》放在她的手上,因为我已经读过了。
她笑着, “喝喝”着,她把床沿颤了两下,她开始研究着那书的封面。等她走出去时,我听在过道里她也学着我把那书开头的第一句读得很响。
以后,我又不记得是哪一天,也许又是什么假日, 总之,宿舍是空朗朗的,一直到月亮已经照上窗子,全宿舍依然被剩在寂静中。我听到床头上有沙沙的声音,好象什么人在我的床头摸索着,我仰过头去,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是王亚明的黑手,并且把我借给她的那本书放在我的旁边。
我问她: “看得有趣吗?好吗?”
起初,她并不回答我,后来她把脸孔用手掩住,她的头发也象在抖着似的,她说:
“好。”
我听她的声音也象在抖着,于是我坐了起来。她却逃开了,用着那和头发一样颜色的手横在脸上。
过道的长廊空朗朗的,我看着沉在月光里的地板的花纹。
“马利亚,真象有这个人一样,她倒在雪地上,我想她没有死吧!她不会死吧……那医生知道她是没有钱的人,就不给她看病……喝喝!”很高的声音她笑了,借着笑的抖动眼泪才滚落下来: “我也去请过医生,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你看那医生他来吗?他先向我要马车钱,我说钱在家里,先坐车来吧!人要不行了……你看他来吗?他站在院心问我: ‘你家是干什么的?你家开染缸房吗?’不知为什么,一告诉他是开‘染缸房’的,他就拉开门进屋去了……我等他,他没有出来,我又去敲门,他在门里面说: ‘不能去看这病,你回去吧!’我回来了……”她又擦了擦眼睛才说下去,“从这时候我就照顾着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爹爹染黑的和蓝的,姐姐染红的……姐姐定亲的那年,上冬的时候,她的婆婆从乡下来住在我们家里,一看到姐姐她就说: ‘唉呀!那杀人的手!’从这起,爹爹就说不许某个人专染红的;某个人专染蓝的。我的手是黑的,细看才带点紫色,那两个妹妹也都和我一样。”
“你的妹妹没有读书?”
“没有,我将来教她们,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读得好不好,读不好连妹妹都对不起……染一匹布多不过三毛钱……一个月能有几匹布来染呢?衣裳每件一毛钱,又不论大小,送来染的都是大衣裳居多……去掉火柴钱,去掉颜料钱……那不是吗!我的学费……把他们在家吃咸盐的钱都给我拿来啦……我哪能不用心念书,我哪能?”她又去摸触那书本。
我仍然看着地板上的花纹,我想她的眼泪比我的同情高贵得多。
还不到放寒假时,王亚明在一天的早晨,整理着手提箱和零碎,她的行李已经束得很紧,立在墙根的地方。
并没有人和她去告别,也没有人和她说一声再见。我们从宿舍出发,一个一个的经过夜里王亚明睡觉的长椅,她向我们每个人笑着,同时也好象从窗口在望着远方。我们使过道起着沉重的骚音,我们下着楼梯,经过了院宇,在栏栅门口,王亚明也赶到了,并且呼喘,并且张着嘴:
“我的父亲还没有来,多学一点钟是一点钟……”她向着大家在说话一样。
这最后的每一点钟都使她流着汗,在英文课上她忙着用小册子记下黑板上所有的生字,同时读着,同时连教师随手写的已经是不必要的读过的熟字她也记了下来,在第二点钟地理课上她又费着力气模仿着黑板上教师画的地图,她在小册子上也画了起来……好象所有这最末一天经过她的思想都重要起来,都必得留下一个痕迹。
在下课的时间,我看了她的小册子,那完全记错了:英文字母,有的脱落一个,有的她多加上一个……她的心情已经慌乱了。
夜里,她的父亲也没有来接她,她又在那长椅上展了被褥,只有这一次,她睡得这样早,睡得超过平常以上的安然。头发接近着被边,肩头随着呼吸放宽了一些。今天她的左右并不摆着书本。
早晨,太阳停在颤抖的挂着雪的树枝上面,鸟雀刚出巢的时候,她的父亲来了。停在楼梯口,他放下肩上背来的大毡靴,他用围着脖子的白毛巾掳去胡须上的冰溜:
“你落了榜吗?你……”冰溜在楼梯上溶成小小的水珠。
没有,还没考试,校长告诉我,说我不用考啦,不能及格的……”
她的父亲站在楼梯口,把脸向着墙壁,腰间挂着的白手巾动也不动。
行李拖到楼梯口了,王亚明又去提着手提箱,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她把大手套还给她的父亲。
“我不要,你戴吧!”她父亲的毡靴一移动就在地板上压了几个泥圈圈。
因为是早晨,来围观的同学们很少。王亚明就在轻微的笑声里边戴起了手套。
“穿上毡靴吧!书没念好,别再冻掉了两只脚。”她的父亲把两只靴子相连的皮条解开。
靴子一直掩过了她的膝盖,她和一个赶马车的人一样,头部也用白色的绒布包起。
“再来,把书回家好好读读再来。喝……喝。”不知道她向谁在说着。当她又提起了手提箱,她问她的父亲:
“叫来的马车就在门外吗?”
“马车,什么马车?走着上站吧……我背着行李……”
王亚明的毡靴在楼梯上扑扑的拍着。父亲走在前面,变了颜色的手抓着行李的角落。
那被朝阳拖得苗长的影子,跳动着在人的前面先爬上了木栅门。从窗子看去,人也好象和影子一般轻浮,只能看到他们,而听不到关于他们的一点声音。
出了木栅门,他们就向着远方,向着迷漫着朝阳的方向走去。
雪地好象碎玻璃似的,越远那闪光就越刚强。我一直看到那远处的雪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肖红是我国三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作家。由于她从小生长在农村,目睹了农民生活的困苦,在进入青年时代以后,又一直处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环境里,因此对社会现实看得比较真切,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935年,她那部反映抗战时期东北人民的遭遇和反抗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的出版,奠定了她以后文学生活的基础。著名的短篇小说《手》,写于1936年。这一段,是她创作的旺盛期,除《生死场》外还出版了中篇散文集《商市街》。
这位长期辗转各地,在饥寒和疾病交迫中受着折磨的女子,年仅三十二岁就于“蛰居”生活中带着她“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悲愤控诉,病逝于香港。然而,她从1933年秋到1942年春只八、九年的写作时间,就为我们留下了约有一百万字的遗产。她所以能有如此丰硕的成果,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对她的关心、扶持分不开的。 “从文学生活的开始到她短促的生命的结束,她基本上是一直和劳动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事业共呼吸,共命运的”①,这就决定了她作品思想的主导倾向。短篇小说《手》正是出于此,描绘了旧社会一个欲求上进的女学生王亚明的遭遇,揭露了时代的不平等和罪恶,抨击了金钱万能和人情淡薄如纸的世态。
肖红有着“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②。她的作品大都是实录性的,擅长白描点染,写得富于生活气息,而且饶有情致,凝聚着她细致观察人生所获得的感受。《手》,就是来自她中学生活体味的艺术结晶。这篇小说以王亚明的一双手,来写一个贫穷的女学生的命运,借此托出劳动人民悲苦生活的图景;又紧紧围绕周围人对这一双手的嫌弃,来写这个为读书而忍受着一切歧视的姑娘心灵上所受到的创伤,借此让人们看到社会的炎凉。一双手通贯小说的始终,组成了完整的故事情节,在布局上别具一格,堪称从一端生发开去的艺术杰构。
小说将“手”作为特写镜头突现出来: “蓝的,黑的,又好象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一个个令人感到压抑的场景,在紧紧扣住“这样的手”的铺延伸展中逐次推出,以披露王亚明独特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概括了她不幸的命运,浸染着作者为之愤愤不平的心情,具有使读者同振共鸣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非在展览王亚明的“手”的与众不同,而是有意地让读者带着这“手”为什么会如此异样的疑问,随着小说情节的层层展开,由隐到显地去了解到她的一切。小说运用对比,把她与同学们区别得非常鲜明。她因为难以出示一双“青色的手”而显得迟钝,又因为学习基础差而显得笨拙,所以成了被嘲笑的对象。然而在课堂上,她并未在嘲笑声中“慌乱”起来,却表现得“庄严”和“安然”,一门心思放在认真地低声读书上。这里初步揭示了她性格的沉稳。她的“手”与学校里几百条白嫩的手臂很不协调,校长就向她下了“早操你就不用上”的禁令,使她身心都受到了束缚。她无法挣脱这种束缚,不得不听其摆布。在跟人说话时她的“手却开始畏缩起来,左手背在背后,右手在衣襟下突出个小丘”。这个最能显示人物内心痛苦的典型动作,写出了她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残害之深。同学们都“害怕王亚明的黑手而不敢接近她”,谁也不愿和她同床并铺,结果被排挤出宿舍, “睡在过道的长椅上”。虽被排挤,但她无可奈何,不得不忍气吞声。在学校她是孤寂无依的,不仅连最起码的生活待遇也享受不到,而且还要按捺住性子去听刺耳的语言,吞咽着辛酸去看鄙夷的眼光。但她对生活没有任何要求,她要的只是念书。她说: “惯了,椅子也一样睡,就是地板也一样,睡觉的地方,就是睡觉,管什么好歹!念书是要紧的……”。大家可以把她排挤出宿舍,却不能排挤她对学习的孜孜追求。这是她性格中闪耀着异彩之所在,是她殊于一般人的坚强的折光。
王亚明的“手”为什么那样“特别”,小说在安排她看了小说《屠场》之后才揭开了谜底。《屠场》中的女工马利亚“是没有钱的人”,昏倒在茫茫的雪地上,而医生却不给其看病……。她读到这一段,触动了自己的心弦,眼泪“滚落下来”,不禁想起了她母亲因无钱就医而病死的悲惨情景。原来她家里是“开染缸房”的,收入微薄,十分贫穷。她和她的父亲、姐姐都是染布的,这样她的手也就沾染了不易擦洗掉的混杂着的各种颜色。她的“手”是劳动的手,是烙印着穷苦标记的手,而她的父亲却要将它变成翻动书页的手。尽管家里把“吃咸盐的钱”都“拿来”让她进了学校,尽管她知道“我哪能不用心念书”,并时刻都在发狠地攻读,可是她没有能把功课学进去,校长连考试也不肯她参加,她只得被父亲接回家了。这实际上就是变相地把她驱逐出校门。她学念已灰,不得不离开学校。她内心深处曾燃烧着希望的火花,全力以赴地投入学习,以不辜负全家人对她的期待。然而,她低微的身份与地位这一条精神锁链把她捆绑得死死的。在这种情况下,她学习上碰到困难,没有教师辅导她,没有同学帮助她,其结局又怎能不是因“书没念好”而卷起铺盖与学校告别呢?在有钱才能吃得开的旧社会,读书不是劳动人民的子女的出路!作者从她被嘲笑、被束缚、被排挤、被辱骂、被驱逐这五个方面,列写了她在学校读书的全部生活,让读者看到了她置身于笼罩着叫人窒息的气雾中的悲凉,并深深地为她叹息。
小说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芝术笔触,由王亚明的“手”作为串连前后情节的线索,集中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这种写法,首先达到了“点”和“面”的统一。读者从“手”看到王亚明一人的命运,从王亚明一人的命运,又看到她全家的遭遇,再从她全家的遭遇,看到整个世道的冷酷无情。小说从“手”这一端牵引出各个情节时,不是平铺直叙地在那里作泛泛介绍,而是以王亚明在学校里活动的主要场景——课堂、宿舍、操场、过道等地的情形,通过人与人相互间表现出来的冷酷的关系,自然描写了她所在环境的恶劣,进而在描写中插叙了王亚明一家的情况:妈妈病死后,她挑起了生活的担子,照顾着“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还要同父亲、姐姐一起泡在“染缸房”里为生计劳碌。这样,不仅交代了王亚明“手”的来历,而且从王亚明学校生活中每一个有代表性的片断,推及到全体,反映出广阔的社会内容。其次,达到了“表”和“里”的统一。作者把强烈的爱憎感情渗透于人物形象之中。然而,这种爱憎不是直接诉诸读者的,而是以“我”的目见心感去描写与“手”发生联系的人物行为、动作、细节等等,颤动着作者感情的心音。小说写了学校上上下下的人贬抑王亚明的事实,而在写这些事实的同时伴和着作者褒扬主人公的笔墨,抑中有扬,使其“表”中孕“里”。所谓“表”,是指人物的外在形貌,所谓“里”,是指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为了表现王亚明学习上的刻苦,不是正面地写她如何如何通宵不眠地在啃着自己难懂的书本,而仅仅从一天下大雪的早晨,“我”发现她在过道尽头睡着了的情态上,及摊在她“膝头上的书页,被风翻动着”的现象上,就可以想象到她借着路灯的光亮,夜读到天明的疲困不堪。她正是经常如此不顾一切地对待学习,所以体形也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渐渐变成了干缩,眼睛的边缘发着绿色,耳朵也似乎薄了一些,至于她的肩头一点也不再显得蛮野和强壮”, “背脊已经弓了起来”。由此可知,她在大家不尊重她的人格的逆境里,精神上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唯恐考试不及格不能毕业,要是留级再读半年,家中无论如何也没法再“供给”她的“学费”。她想到这里,觉得“连妹妹都对不起”,因为她没读好书,怎么去教会妹妹读书呢!在这里,由“表”及“里”,为人物坚韧的学习精神和她内在的可贵性格,作了合乎生活逻辑的揭示,饱蘸着作者对人物的感情。其三,达到了“虚”和“实”的统一。作者善于从细微处下笔来增强人物的立体感,为表达主题服务。小说写到王亚明刚进校时向父亲要手套,离校时又把手套还给父亲。由“要”到“还”,这是她希望的火花熄灭后仍然回到“染缸房”去的表示。写到王亚明暑假后是坐着马车来校的,寒假前却是“走着上站”回家的,从“坐”到“走”,这是她家的经济更比以前窘迫的暗示。应该说,在永远结束了学校生活的此时此刻,人物一定是气闷难受的。但是,紧接着在篇末处作者写道:
出了木栅门,他们就向着远方,向着迷漫着朝阳的方向走去。
雪地好象碎玻璃似的,越远那闪光就越强,我一直看到那远处的雪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表面看来,这些是实写雪日明亮的景色,实际上是虚写人物暗淡的心情。在这情景不相谐调的对立描写中,寄寓着作者为王亚明呼唤光明的深意。王亚明向着“朝阳”走去,但社会的阴影却充塞在她的心上。读者的心随着她和她父亲的脚步,驰向了“远方”,很自然地会想到迎接他们的不依然是染黑了他们“手”的“染缸房”吗?其哀情是足以能催人泪下的!
《手》这篇小说,具有着质朴、清新的美感。它由形象、立意、笔致汇成了这种独到的艺术风格。在当时,《手》很快被译成英文,并获得了国际上的反响。今天,在国外掀起了“肖红热”,《手》也在研究肖红作品的论文系统中占了一席地位。《手》的时代早已过去,但现在读一读这篇作品,对我们却很有启发和认识作用。
她初来的几天,我们叫她“怪物”。下课以后大家在地板上跑着也总是绕着她。关于她的手,但也没有一个人去问过。
教师在点名,使我们越忍越忍不住了,非笑不可了。
“李洁!” “到。”
“张楚芳!” “到。”
“徐桂真!” “到。”
迅速而有规律性的站起来一个,又坐下去一个。但每一次喊到王亚明的地方,就要费一些时间了。
“王亚明,王亚明……叫到你啦!”别的同学有时要催促她,于是她才站起来,把两只青手垂得很直,肩头落下去,面向着棚顶说:
“到,到,到。”
不管同学们怎样笑她,她一点也不感到慌乱,仍旧弄着椅子响,庄严的,似乎费掉了几分钟才坐下去。
有一天上英文课的时候,英文教师笑得把眼镜脱下来在擦着眼睛:
“你下次不要再答‘黑耳’了,就答‘到’吧! ”
全班的同学都在笑,把地板擦得很响。
第二天的英文课,又喊到王亚明时,我们又听到了‘黑耳——黑——耳。”
“你从前学过英文没有?”英文教师把眼镜移动了一下。
“不就是那英国话吗?学是学过的,是个麻子脸先生教的……铅笔叫‘喷丝儿’,钢笔叫‘盆’。可是没学过‘黑耳’。”
“here就是‘这里’的意思,你读: here! here! ”
“喜儿,喜儿。”她又读起‘喜儿’来了。这样的怪读法,全课堂都笑得颤栗起来。可是王亚明,她自己却安然的坐下去,青色的手开始翻转着书页。并且低声读了起来:
“华提……贼死……阿儿……”
数学课上,她读起算题来也和读文章一样:
“2x+y=……x2=……”
午餐的桌上,那青色的手已经抓到了馒头,她还想着“地理”课本: “墨西哥产白银……云南……唔,云南的大理石。”
夜里她躲在厕所里边读书,天将明的时候,她就坐在楼梯口。只要有一点光亮的地方,我常遇到过她。有一天落着大雪的早晨,窗外的树枝挂着白绒似的穗头,在宿舍的那边,长筒过道的尽头,窗台上似乎有人睡在那里了。
“谁呢?这地方多么凉!”我的皮鞋拍打着地板,发出一种空洞洞的嗡声,因是星期日的早晨,全个学校出现在特有的安宁里。一部分的同学在化着装;一部分的同学还睡在眠床上。
还没走到她的旁边,我看到那摊在膝头上的书页被风翻动着。
“这是谁呢?礼拜日还这样用功!”正要唤醒她,忽然看到那青色的手了。
“王亚明,嗳……醒醒吧……”我还没有直接招呼过她的名字,感到生涩和直硬。
“喝喝……睡着啦!”她每逢说话总是开始钝重的笑笑。
“华提……贼死,右……爱……”她还没找到书上的字就读起来。
“华提……贼死,这英国话,真难……不象咱们中国字:什么字旁,什么字头……这个:委曲拐弯的,好象长虫爬在脑子里,越爬越胡涂,越爬越记不住。英文先生也说不难,不难,我看你们也不难。我的脑筋笨,乡下人的脑筋没有你们那样灵活。我的父亲还不如我,他说他年青的时候,就记他这个‘王’字,记了半顿饭的工夫还没记住。右……爱……右……阿儿……”说完一句话,在末尾不相干的她又读起单字来。
风车哗啦哗啦的响在壁上,通气窗时时有小的雪片飞进来,在窗台上结着些水珠。
她的眼睛完全爬满着红丝条;贪婪,把持,和那青色的手一样在争取她那不能满足的愿望。
在角落里,在只有一点灯光的地方我都看到过她,好象老鼠在啮嚼什么东西似的。
她的父亲第一次来看她的时候,说她胖了:
“妈的,吃胖了,这里吃的比咱家吃的好,是不是?好好干吧!干下三年来,不成圣人吧,也总算明白明白人情大道理。”在课堂上,一个星期之内人们都是学着王亚明的父亲。第二次,她的父亲又来看她,她向她父亲要一双手套。
“就把我这副给你吧!书,好好念书,要一副手套还没有吗?等一等,不用忙……要戴就先戴这副,开春啦!我又不常出什么门,明子,上冬咱们再买,是不是?明子!”在接见室的门口嚷嚷着,四周已经是围满着同学,于是他又喊着明子明子的,又说了一些事情:
“三妹妹到二姨家去串门啦,去啦两三天啦!小肥猪每天又多加两把豆子,胖得那样你没看见,耳朵都挣挣起来了,……姐姐又来家腌了两罐子咸葱……”
正讲得他流汗的时候,女校长穿着人群站到前面去:
“请到接见室里面坐吧——”
“不用了,不用了,耽搁工夫,我也是不行的,我还就要去赶火车……赶回去,家里一群孩子,放不下心……”他把皮帽子放在手上,向校长点着头,头上冒着气,他就推开门出去了。好象校长把他赶走似的。可是他又转回身来,把手套脱下来。
“爹,你戴着吧,我戴手套本来是没用的。”
她的父亲也是青色的手,比王亚明的手更大更黑。
在阅报室里,王亚明问我:
“你说,是吗?到接见室去坐下谈话就要钱的吗?”
“哪里要钱!要的什么钱! ”
“你小点声说,叫她们听见,她们又谈笑话了。”她用手掌指点着我读着的报纸, “我父亲说的,他说接见室里摆着茶壶和茶碗,若进去,怕是校役就给倒茶了,倒茶就要钱了。我说不要,他可是不信,他说连小店房进去喝一碗水也多少得赏点钱,何况学堂呢?你想学堂是多么大的地方!”
校长已说过她几次:
“你的手,就洗不净了吗?多加点肥皂!好好洗洗,用热水烫一烫。早操的时候,在操场上竖起来的几百条手臂都是白的,就是你,特别呀!真特别。”女校长用她贫血的和化石一般透明的手指去触动王亚明的青色手,看那样子,她好象是害怕,好象微微有点抑止着呼吸,就如同让她去接触黑色的已经死掉的鸟类似的。 “是褪得很多了,手心可以看到皮肤了。比你来的时候强得多,那时候,那简直是铁手……你的功课赶得上了吗?多用点功,以后,早操你就不用上,学校的墙很低,春天里散步的外国人又多,他们常常停在墙外看的。等你的手褪掉颜色再上早操吧!”校长告诉她,停止了她的早操。
“我已经向父亲要到了手套,戴起手套来不就看不见了吗?”打开了书箱,取出她父亲的手套来。
校长笑得发着咳嗽,那贫血的面孔立刻旋动着红的颜色: “不必了!既然是不整齐,戴手套也是不整齐。”
假山上面的雪消融了去,校役把铃子也打得似乎更响些,窗前的杨树抽着芽,操场好象冒着烟似的,被太阳蒸发着。上早操的时候,那指挥官的口笛振鸣得也远了,和窗外树丛中的人家起着回应。
我们在跑在跳,和群鸟似的在噪杂。带着糖质的空气迷漫着我们,从树梢上面吹下来的风混和着嫩芽的香味。被冬天枷锁了的灵魂和被束掩的棉花一样舒展开来。
正当早操刚收场的时候,忽然听到楼窗口有人在招呼什么,那声音被空气负载着向天空响去似的:
“好和暖的太阳!你们热了吧?你们……”在抽芽的杨树后面,那窗口站着王亚明。
等杨树已经长了绿叶,满院结成了荫影的时候,王亚明却渐渐变成了干缩,眼睛的边缘发着绿色,耳朵也似乎薄了一些,至于她的肩头一点也不再显出蛮野和强壮。当她偶然出现在树荫下,那开始陷下的胸部使我立刻从她想到了生肺病的人。
“我的功课,校长还说跟不上,倒也是跟不上,到年底若再跟不上,喝喝!真会留级的吗?”她讲话虽然仍和从前一样“喝喝”的,但她的手却开始畏缩起来,左手背在背后,右手在衣襟下突出个小丘。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她哭过,大风在窗外倒拔着杨树的那天,她背向着教室,也背向着我们,对着窗外的大风哭了。那是那些参观的人走了以后的事情,她用那已经开始在褪着色的青手捧着眼泪。
“还哭!还哭什么?来了参观的人,还不躲开。你自己看看,谁象你这样特别!两只蓝手还不说,你看看,你这件上衣,快变成灰的了!别人都是蓝上衣,哪有你这样特别,太旧的衣裳颜色是不整齐的……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而破坏了制服的规律性……”她一面嘴唇与嘴唇切合着,一面用她惨白的手指去撕着王亚明的领口: “我是叫你下楼,等参观的走了再上来,谁叫你就站在过道呢?在过道,你想想:他们看不到你吗?你倒戴起了这样大的一副手套……”
说到“手套”的地方,校长的黑色漆皮鞋,那亮晶的鞋尖去踢了一下已经落到地板上的一只:
“你觉得你戴上了手套站在这地方就十分好了吗?这叫什么玩艺?”她又在手套上踏了一下,她看到那和马车夫一样肥大的手套,抑止不住的笑出声来。
王亚明哭了这一次,好象风声都停止了,她还没有停止。
暑假以后,她又来了。夏末简直和秋天一样凉爽,黄昏以前的太阳染在马路上使那些铺路的石块都变成了朱红色。我们集着群在校门里的山丁树下吃着山丁。就是这时候,王亚明坐着的马车从“喇嘛台”那边哗啦哗啦的跑来了。只要马车一停下,那就全然寂静下去,她的父亲搬着行李,她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走上台阶来了,我们并不立刻为她闪开,有的说着:“来啦!”“你来啦!”有的完全向她张着嘴。等她父亲腰带上挂着的白毛巾一抖一抖的走上了台阶,就有人在说:
“怎么!在家住了一个暑假,她的手又黑了呢?那不是和铁一样了吗?”
秋季以后,宿舍搬家的那天,我才真正注意到这铁手。我似乎已经睡着了,但能听到隔壁在吵叫着:
“我不要她,我不和她并床……”
“我也不和她并床。”
我再细听了一些时候,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只听到嗡嗡的笑声和绞成一团的吵嚷。夜里我偶然起来到过道去喝了一次水。长椅上睡着一个人,立刻就被我认出来,那是王亚明。两只黑手遮着脸孔,被子一半脱落在地板上,一半挂在她的脚上。我想她一定又是借着过道的灯光在夜里读书,可是她的旁边也没有什么书本,并且她的包袱和一些零碎就在地板上围绕着她。
第二天的夜晚,校长走在王亚明的前面,一面走一面响着鼻子,她穿着床位,她用她的细手推动那一些连成排的铺平的白床单:
“这里,这里的一排七张床,只睡八个人,六张床还睡九个呢!”她翻着那被子,把它排开一点,让王亚明把被子就夹在这地方。
王亚明的被子展开了,为着高兴的缘故,她还一边铺着床铺,一边嘴里似乎打着哨子,我还从没听到过这个,在女学校里边,没有人用嘴打过哨子。
她已经铺好了,她坐在床上张着嘴,把下颚微微向前抬起一点,象是安然和舒畅在镇压着她似的。校长已经下楼了,或者已经离开了宿舍,回家去了。但,舍监这老太太,鞋子在地板上擦擦着,头发完全失掉了光泽,她跑来跑去:
“我说,这也不行……不讲卫生,身上生着虫类,什么人还不想躲开她呢?”她又向角落里走了几步,我看到她的白眼球好象对着我似的: “看这被子吧!你们去嗅一嗅!隔着二尺远都有气味了……挨着她睡着,滑稽不滑稽!谁知道……虫类不会爬了满身吗?去看看,那棉花都黑得什么样子啦! ”
舍监常常讲她自己的事情,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她也在日本,也算是留学。同学们问她:
“学的什么呢?”
“不用专学什么!在日本说日本话,看看日本风俗,这不也是留学吗?”她说话总离不了“不卫生,滑稽不滑稽……肮脏”,她叫虱子特别要叫虫类。
“人肮脏手也肮脏。”她的肩头很宽,说着肮脏她把肩头故意抬高了一下,好象寒风忽然吹到她似的,她跑出去了。
“这样的学生,我看校长可真是……可真是多余要……”打过熄灯铃之后,舍监还在过道里和别的一些同学在讲说着。
第三天夜晚,王亚明又提着包袱,卷着行李,前面又是走着白脸的校长。
“我们不要,我们的人数够啦!”
校长的指甲还没接触到她们的被边时,她们就嚷了起来,并且换了一排床铺也是嚷了起来:
“我们的人数也够啦!还多了呢!六张床,九个人,还能再加了吗?”
“一二三四……”校长开始计算: “不够,还可以再加一个,四张床,应该六个人,你们只有五个……来!王亚明!”
“不,那是留给我妹妹的,她明天就来……”那个同学跑过去,把被子用手按住。
最后,校长把她带到别的宿舍去了。
“她有虱子,我不挨着她……”
“我也不挨着她……”
“王亚明的被子没有被里,棉花贴着身子睡,不信,校长看看!”
后来她们就开着玩笑,甚至于说出害怕王亚明的黑手而不敢接近她。
以后,这黑手人就睡在过道的长椅上。我起得早的时候,就遇到她在卷着行李,并且提着行李下楼去。我有时也在地下储藏室遇到她,那当然是夜晚,所以她和我谈话的时候,我都是看看墙上的影子,她搔着头发的手,那影子印在墙上和头发一样颜色。
“惯了,椅子也一样睡,就是地板也一样, 睡觉的地方,就是睡觉,管什么好歹!念书是要紧的……我的英文,不知在考试的时候,马先生能给我多少分数?不够六十分,年底要留级的吗?”
“不要紧,一门不能够留级。”我说。
“爹爹可是说啦!三年毕业,再多半年,他也不能供给我学费……这英国话,我的舌头可真转不过弯来。喝喝……”
全宿舍的人都在厌烦她,虽然她是住在过道里。因为她夜里总是咳嗽着……同时在宿舍里边她开始用颜料染着袜子和上衣。
“衣裳旧了,染染差不多和新的一样。比方, 夏季制服,染成灰色就可以当秋季制服穿……比方,买白袜子,把它染成黑色,这都可以……”
“为什么你不买黑袜子呢?”我问她。
“黑袜子,他们是用机器染的,矾太多……不结实,一穿就破的……还是咱们自己家染的好……一双袜子好几毛钱……破了就破了还得了吗?”
礼拜六的晚上,同学们用小铁锅煮着鸡子。每个礼拜六差不多总是这样,她们要动手烧一点东西来吃。从小铁锅煮好的鸡子,我也看到的,是黑的,我以为那是中了毒。那端着鸡子的同学,几乎把眼镜咆哮得掉落下来:
“谁干的好事!谁?这是谁?”
王亚明把面孔向着她们来到了厨房,她拥挤着别人,嘴里喝喝的:
“是我,我不知道这锅还有人用,我用它煮了两双袜子……喝喝……我去……”
“你去干什么?你去……”
“我去洗洗它!”
“染臭袜子的锅还能煮鸡子吃!还要它?”铁锅就当着众人在地板上光郎、光郎的跳着,人咆哮着,戴眼镜的同学把黑色的鸡子好象抛着石头似的用力抛在地上。
人们都散开的时候,王亚明一边拾着地板上的鸡子,一边在自己说着话:
“哟!染了两双新袜子,铁锅就不要了!新袜子怎么会臭呢?”
冬天,落雪的夜里,从学校出发到宿舍去,所经过的小街完全被雪片占据了。我们向前冲着,扑着,若遇到大风,我们就风雪中打着转,倒退着走,或者是横着走。清早,照例又要从宿舍出发,在十二月里,每个人的脚都冻木了,虽然是跑着也要冻木的。所以我们咒诅和怨恨,甚至于有的同学已经在骂着,骂着校长是“混蛋”,不应该把宿舍离开学校这样远,不应该在天还不亮就让学生们从宿舍出发。
有些天,在路上我单独的遇到王亚明。远处的天空和远处的雪都在闪着光,月亮使得我和她踏着影子前进。大街和小街都看不见行人。风吹着路旁的树枝在发响,也时时听到路旁的玻璃窗被雪扫着在呻叫。我和她谈话的声音,被零度以下的气温所反应也增加了硬度。等我们的嘴唇也和我们的腿部一样感到了不灵活,这时候,我们总是终止了谈话,只听着脚下被踏着的雪,乍乍乍的响。
手在按着门铃,腿好象就要自己脱离开,膝盖向前时时要跪了下去似的。
我记不得是哪一个早晨,腋下带着还没有读过的小说,走出了宿舍,我转过身去,把栏栅门拉紧。但心上总有些恐惧,越看远处模糊不清的房子,越听后面在扫着的风雪,就越害怕起来。星光是那样微小,月亮也许落下去了,也许被灰色的和土色的云彩所遮蔽。
走过一丈远,又象增加了一丈似的,希望有一个过路的人出现,但又害怕那过路人,因为在没有月亮的夜里,只能听到声音而看不见人,等一看见人影那就从地面突然长了起来似的。
我踏上了学校门前的石阶,心脏仍在发热,我在按铃的手,似乎已经失去了力量。突然石阶又有一个人走上来了:
“谁?谁?”
“我!是我。”
“你就走在我的后面吗?因为一路上我并没听到有另外的脚步声,这使我更害怕起来。
“不,我没走在你的后面,我来了好半天了。校役他是不给开门的,我招呼了不知道多大工夫了。”
“你没按过铃吗?”
“按铃没有用,喝喝,校役开了灯,来到门口,隔着玻璃向外看看……可是到底他不给开。”
里边的灯亮起来,一边骂着似的光郎郎郎的把门给闪开了。
“半夜三更叫门……该考背榜不是一样考背榜吗?”
“干什么?你说什么?”我这话还没有说出来,校役就改变了态度:
“萧先生,您叫门叫了好半天了吧?”
我和王亚明一直走进了地下室,她咳嗽着,她的脸苍黄得几乎是打着皱纹似的颤索了一些时候。被风吹得而挂下来的眼泪还停留在脸上,她就打开了课本。
“校役为什么不给你开门?”我问。
“谁知道?他说来得太早,让我回去,后来他又说校长的命令。”
“你等了多少时候了?”
“不算多大工夫,等一会,就等一会,一顿饭这个样子。喝喝……”
她读书的样子完全和刚来的时候不一样,那喉咙渐渐窄小了似的,只是喃喃着,并且那两边摇动的肩头也显着紧缩和偏狭,背脊已经弓了起来,胸部却平了下去。
我读着小说,很小的声音读着,怕是搅扰了她;但这是第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只是第一次?
她问我读的什么小说,读没读过《三国演义》?有时她也拿到手里看看书面,或是翻翻书页。 “象你们多聪明!功课连看也不看,到考试的时候也一点不怕。我就不行,也想歇一会,看看别的书……可是那就不成了……”
有一个星期日,宿舍里面空朗朗的,我就大声读着《屠场》上正是女工马利亚昏倒在雪地上的那段,我一面看着窗外的雪地一面读着,觉得很感动。王亚明站在我的背后,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看过的书,也借给我一本,下雪天气,实在沉闷,本地又没有亲戚,上街又没有什么买的, 又要花车钱……”
“你父亲很久不来看你了吗?”我以为她是想家了。
“哪能来!火车钱,一来回就是两元多……再说家里也没有人……”
我就把《屠场》放在她的手上,因为我已经读过了。
她笑着, “喝喝”着,她把床沿颤了两下,她开始研究着那书的封面。等她走出去时,我听在过道里她也学着我把那书开头的第一句读得很响。
以后,我又不记得是哪一天,也许又是什么假日, 总之,宿舍是空朗朗的,一直到月亮已经照上窗子,全宿舍依然被剩在寂静中。我听到床头上有沙沙的声音,好象什么人在我的床头摸索着,我仰过头去,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是王亚明的黑手,并且把我借给她的那本书放在我的旁边。
我问她: “看得有趣吗?好吗?”
起初,她并不回答我,后来她把脸孔用手掩住,她的头发也象在抖着似的,她说:
“好。”
我听她的声音也象在抖着,于是我坐了起来。她却逃开了,用着那和头发一样颜色的手横在脸上。
过道的长廊空朗朗的,我看着沉在月光里的地板的花纹。
“马利亚,真象有这个人一样,她倒在雪地上,我想她没有死吧!她不会死吧……那医生知道她是没有钱的人,就不给她看病……喝喝!”很高的声音她笑了,借着笑的抖动眼泪才滚落下来: “我也去请过医生,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你看那医生他来吗?他先向我要马车钱,我说钱在家里,先坐车来吧!人要不行了……你看他来吗?他站在院心问我: ‘你家是干什么的?你家开染缸房吗?’不知为什么,一告诉他是开‘染缸房’的,他就拉开门进屋去了……我等他,他没有出来,我又去敲门,他在门里面说: ‘不能去看这病,你回去吧!’我回来了……”她又擦了擦眼睛才说下去,“从这时候我就照顾着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爹爹染黑的和蓝的,姐姐染红的……姐姐定亲的那年,上冬的时候,她的婆婆从乡下来住在我们家里,一看到姐姐她就说: ‘唉呀!那杀人的手!’从这起,爹爹就说不许某个人专染红的;某个人专染蓝的。我的手是黑的,细看才带点紫色,那两个妹妹也都和我一样。”
“你的妹妹没有读书?”
“没有,我将来教她们,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读得好不好,读不好连妹妹都对不起……染一匹布多不过三毛钱……一个月能有几匹布来染呢?衣裳每件一毛钱,又不论大小,送来染的都是大衣裳居多……去掉火柴钱,去掉颜料钱……那不是吗!我的学费……把他们在家吃咸盐的钱都给我拿来啦……我哪能不用心念书,我哪能?”她又去摸触那书本。
我仍然看着地板上的花纹,我想她的眼泪比我的同情高贵得多。
还不到放寒假时,王亚明在一天的早晨,整理着手提箱和零碎,她的行李已经束得很紧,立在墙根的地方。
并没有人和她去告别,也没有人和她说一声再见。我们从宿舍出发,一个一个的经过夜里王亚明睡觉的长椅,她向我们每个人笑着,同时也好象从窗口在望着远方。我们使过道起着沉重的骚音,我们下着楼梯,经过了院宇,在栏栅门口,王亚明也赶到了,并且呼喘,并且张着嘴:
“我的父亲还没有来,多学一点钟是一点钟……”她向着大家在说话一样。
这最后的每一点钟都使她流着汗,在英文课上她忙着用小册子记下黑板上所有的生字,同时读着,同时连教师随手写的已经是不必要的读过的熟字她也记了下来,在第二点钟地理课上她又费着力气模仿着黑板上教师画的地图,她在小册子上也画了起来……好象所有这最末一天经过她的思想都重要起来,都必得留下一个痕迹。
在下课的时间,我看了她的小册子,那完全记错了:英文字母,有的脱落一个,有的她多加上一个……她的心情已经慌乱了。
夜里,她的父亲也没有来接她,她又在那长椅上展了被褥,只有这一次,她睡得这样早,睡得超过平常以上的安然。头发接近着被边,肩头随着呼吸放宽了一些。今天她的左右并不摆着书本。
早晨,太阳停在颤抖的挂着雪的树枝上面,鸟雀刚出巢的时候,她的父亲来了。停在楼梯口,他放下肩上背来的大毡靴,他用围着脖子的白毛巾掳去胡须上的冰溜:
“你落了榜吗?你……”冰溜在楼梯上溶成小小的水珠。
没有,还没考试,校长告诉我,说我不用考啦,不能及格的……”
她的父亲站在楼梯口,把脸向着墙壁,腰间挂着的白手巾动也不动。
行李拖到楼梯口了,王亚明又去提着手提箱,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她把大手套还给她的父亲。
“我不要,你戴吧!”她父亲的毡靴一移动就在地板上压了几个泥圈圈。
因为是早晨,来围观的同学们很少。王亚明就在轻微的笑声里边戴起了手套。
“穿上毡靴吧!书没念好,别再冻掉了两只脚。”她的父亲把两只靴子相连的皮条解开。
靴子一直掩过了她的膝盖,她和一个赶马车的人一样,头部也用白色的绒布包起。
“再来,把书回家好好读读再来。喝……喝。”不知道她向谁在说着。当她又提起了手提箱,她问她的父亲:
“叫来的马车就在门外吗?”
“马车,什么马车?走着上站吧……我背着行李……”
王亚明的毡靴在楼梯上扑扑的拍着。父亲走在前面,变了颜色的手抓着行李的角落。
那被朝阳拖得苗长的影子,跳动着在人的前面先爬上了木栅门。从窗子看去,人也好象和影子一般轻浮,只能看到他们,而听不到关于他们的一点声音。
出了木栅门,他们就向着远方,向着迷漫着朝阳的方向走去。
雪地好象碎玻璃似的,越远那闪光就越刚强。我一直看到那远处的雪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从一端生发开去的艺术杰构——谈肖红的《手》
肖红是我国三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作家。由于她从小生长在农村,目睹了农民生活的困苦,在进入青年时代以后,又一直处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环境里,因此对社会现实看得比较真切,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935年,她那部反映抗战时期东北人民的遭遇和反抗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的出版,奠定了她以后文学生活的基础。著名的短篇小说《手》,写于1936年。这一段,是她创作的旺盛期,除《生死场》外还出版了中篇散文集《商市街》。
这位长期辗转各地,在饥寒和疾病交迫中受着折磨的女子,年仅三十二岁就于“蛰居”生活中带着她“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悲愤控诉,病逝于香港。然而,她从1933年秋到1942年春只八、九年的写作时间,就为我们留下了约有一百万字的遗产。她所以能有如此丰硕的成果,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对她的关心、扶持分不开的。 “从文学生活的开始到她短促的生命的结束,她基本上是一直和劳动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事业共呼吸,共命运的”①,这就决定了她作品思想的主导倾向。短篇小说《手》正是出于此,描绘了旧社会一个欲求上进的女学生王亚明的遭遇,揭露了时代的不平等和罪恶,抨击了金钱万能和人情淡薄如纸的世态。
肖红有着“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②。她的作品大都是实录性的,擅长白描点染,写得富于生活气息,而且饶有情致,凝聚着她细致观察人生所获得的感受。《手》,就是来自她中学生活体味的艺术结晶。这篇小说以王亚明的一双手,来写一个贫穷的女学生的命运,借此托出劳动人民悲苦生活的图景;又紧紧围绕周围人对这一双手的嫌弃,来写这个为读书而忍受着一切歧视的姑娘心灵上所受到的创伤,借此让人们看到社会的炎凉。一双手通贯小说的始终,组成了完整的故事情节,在布局上别具一格,堪称从一端生发开去的艺术杰构。
小说将“手”作为特写镜头突现出来: “蓝的,黑的,又好象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一个个令人感到压抑的场景,在紧紧扣住“这样的手”的铺延伸展中逐次推出,以披露王亚明独特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概括了她不幸的命运,浸染着作者为之愤愤不平的心情,具有使读者同振共鸣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非在展览王亚明的“手”的与众不同,而是有意地让读者带着这“手”为什么会如此异样的疑问,随着小说情节的层层展开,由隐到显地去了解到她的一切。小说运用对比,把她与同学们区别得非常鲜明。她因为难以出示一双“青色的手”而显得迟钝,又因为学习基础差而显得笨拙,所以成了被嘲笑的对象。然而在课堂上,她并未在嘲笑声中“慌乱”起来,却表现得“庄严”和“安然”,一门心思放在认真地低声读书上。这里初步揭示了她性格的沉稳。她的“手”与学校里几百条白嫩的手臂很不协调,校长就向她下了“早操你就不用上”的禁令,使她身心都受到了束缚。她无法挣脱这种束缚,不得不听其摆布。在跟人说话时她的“手却开始畏缩起来,左手背在背后,右手在衣襟下突出个小丘”。这个最能显示人物内心痛苦的典型动作,写出了她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残害之深。同学们都“害怕王亚明的黑手而不敢接近她”,谁也不愿和她同床并铺,结果被排挤出宿舍, “睡在过道的长椅上”。虽被排挤,但她无可奈何,不得不忍气吞声。在学校她是孤寂无依的,不仅连最起码的生活待遇也享受不到,而且还要按捺住性子去听刺耳的语言,吞咽着辛酸去看鄙夷的眼光。但她对生活没有任何要求,她要的只是念书。她说: “惯了,椅子也一样睡,就是地板也一样,睡觉的地方,就是睡觉,管什么好歹!念书是要紧的……”。大家可以把她排挤出宿舍,却不能排挤她对学习的孜孜追求。这是她性格中闪耀着异彩之所在,是她殊于一般人的坚强的折光。
王亚明的“手”为什么那样“特别”,小说在安排她看了小说《屠场》之后才揭开了谜底。《屠场》中的女工马利亚“是没有钱的人”,昏倒在茫茫的雪地上,而医生却不给其看病……。她读到这一段,触动了自己的心弦,眼泪“滚落下来”,不禁想起了她母亲因无钱就医而病死的悲惨情景。原来她家里是“开染缸房”的,收入微薄,十分贫穷。她和她的父亲、姐姐都是染布的,这样她的手也就沾染了不易擦洗掉的混杂着的各种颜色。她的“手”是劳动的手,是烙印着穷苦标记的手,而她的父亲却要将它变成翻动书页的手。尽管家里把“吃咸盐的钱”都“拿来”让她进了学校,尽管她知道“我哪能不用心念书”,并时刻都在发狠地攻读,可是她没有能把功课学进去,校长连考试也不肯她参加,她只得被父亲接回家了。这实际上就是变相地把她驱逐出校门。她学念已灰,不得不离开学校。她内心深处曾燃烧着希望的火花,全力以赴地投入学习,以不辜负全家人对她的期待。然而,她低微的身份与地位这一条精神锁链把她捆绑得死死的。在这种情况下,她学习上碰到困难,没有教师辅导她,没有同学帮助她,其结局又怎能不是因“书没念好”而卷起铺盖与学校告别呢?在有钱才能吃得开的旧社会,读书不是劳动人民的子女的出路!作者从她被嘲笑、被束缚、被排挤、被辱骂、被驱逐这五个方面,列写了她在学校读书的全部生活,让读者看到了她置身于笼罩着叫人窒息的气雾中的悲凉,并深深地为她叹息。
小说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芝术笔触,由王亚明的“手”作为串连前后情节的线索,集中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这种写法,首先达到了“点”和“面”的统一。读者从“手”看到王亚明一人的命运,从王亚明一人的命运,又看到她全家的遭遇,再从她全家的遭遇,看到整个世道的冷酷无情。小说从“手”这一端牵引出各个情节时,不是平铺直叙地在那里作泛泛介绍,而是以王亚明在学校里活动的主要场景——课堂、宿舍、操场、过道等地的情形,通过人与人相互间表现出来的冷酷的关系,自然描写了她所在环境的恶劣,进而在描写中插叙了王亚明一家的情况:妈妈病死后,她挑起了生活的担子,照顾着“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还要同父亲、姐姐一起泡在“染缸房”里为生计劳碌。这样,不仅交代了王亚明“手”的来历,而且从王亚明学校生活中每一个有代表性的片断,推及到全体,反映出广阔的社会内容。其次,达到了“表”和“里”的统一。作者把强烈的爱憎感情渗透于人物形象之中。然而,这种爱憎不是直接诉诸读者的,而是以“我”的目见心感去描写与“手”发生联系的人物行为、动作、细节等等,颤动着作者感情的心音。小说写了学校上上下下的人贬抑王亚明的事实,而在写这些事实的同时伴和着作者褒扬主人公的笔墨,抑中有扬,使其“表”中孕“里”。所谓“表”,是指人物的外在形貌,所谓“里”,是指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为了表现王亚明学习上的刻苦,不是正面地写她如何如何通宵不眠地在啃着自己难懂的书本,而仅仅从一天下大雪的早晨,“我”发现她在过道尽头睡着了的情态上,及摊在她“膝头上的书页,被风翻动着”的现象上,就可以想象到她借着路灯的光亮,夜读到天明的疲困不堪。她正是经常如此不顾一切地对待学习,所以体形也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渐渐变成了干缩,眼睛的边缘发着绿色,耳朵也似乎薄了一些,至于她的肩头一点也不再显得蛮野和强壮”, “背脊已经弓了起来”。由此可知,她在大家不尊重她的人格的逆境里,精神上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唯恐考试不及格不能毕业,要是留级再读半年,家中无论如何也没法再“供给”她的“学费”。她想到这里,觉得“连妹妹都对不起”,因为她没读好书,怎么去教会妹妹读书呢!在这里,由“表”及“里”,为人物坚韧的学习精神和她内在的可贵性格,作了合乎生活逻辑的揭示,饱蘸着作者对人物的感情。其三,达到了“虚”和“实”的统一。作者善于从细微处下笔来增强人物的立体感,为表达主题服务。小说写到王亚明刚进校时向父亲要手套,离校时又把手套还给父亲。由“要”到“还”,这是她希望的火花熄灭后仍然回到“染缸房”去的表示。写到王亚明暑假后是坐着马车来校的,寒假前却是“走着上站”回家的,从“坐”到“走”,这是她家的经济更比以前窘迫的暗示。应该说,在永远结束了学校生活的此时此刻,人物一定是气闷难受的。但是,紧接着在篇末处作者写道:
出了木栅门,他们就向着远方,向着迷漫着朝阳的方向走去。
雪地好象碎玻璃似的,越远那闪光就越强,我一直看到那远处的雪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表面看来,这些是实写雪日明亮的景色,实际上是虚写人物暗淡的心情。在这情景不相谐调的对立描写中,寄寓着作者为王亚明呼唤光明的深意。王亚明向着“朝阳”走去,但社会的阴影却充塞在她的心上。读者的心随着她和她父亲的脚步,驰向了“远方”,很自然地会想到迎接他们的不依然是染黑了他们“手”的“染缸房”吗?其哀情是足以能催人泪下的!
《手》这篇小说,具有着质朴、清新的美感。它由形象、立意、笔致汇成了这种独到的艺术风格。在当时,《手》很快被译成英文,并获得了国际上的反响。今天,在国外掀起了“肖红热”,《手》也在研究肖红作品的论文系统中占了一席地位。《手》的时代早已过去,但现在读一读这篇作品,对我们却很有启发和认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