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连刮了几阵西北风,村里的树枝都变成光胳膊。小河边的衰草也由金黄转成灰黄,有几处焦黑的一大块,那是顽童放的野火。
        太阳好的日子,偶然也有一只瘦狗躺在稻场上;偶然也有一二个村里人,还穿着破夹袄,拱起了肩头,蹲在太阳底下捉虱子。要是阴天,西北风吹那些树枝叉叉地响,彤云象快马似的跑过天空,稻场上就没有活东西的影踪了。全个村庄就同死了的一样。全个村庄,一望只是死样的灰白。
        只有村北那个张家坟园独自葱茏翠绿,这是镇上张财主的祖坟,松柏又多又大。
        这又是村里人的克星。因为偶尔那坟上的松树少了一棵——有些客籍人常到各处坟园去偷树,张财主就要村里人赔偿。
        这一天,太阳光只是淡黄的,西北风吹那些枯枝苏苏地响,然而稻场上破例有了人了。
        被人家叫做“白虎星”的荷花指手划脚地嚷道:
        “刚才我去看了来,可不是,一棵!地下的木屑还是香喷喷的。这伙贼,一定是今天早上。嘿,还是这么大的一棵!”
        说着,就用手比着那松树的大小。
        听的人都皱了眉头叹气。
        “赶快去通知张财主——”
        有人轻声说了这么半句,就被旁人截住;那些人齐声喊道:
        “赶紧通知他,那老剥皮就饶过我们么?哼!”
        “捱得一天是一天!等到老剥皮晓得了,那时再碰运气。”
        过了一会儿,荷花的丈夫根生出了这个主意。却不料荷花第一个就反对:
        “碰什么运气呢?那时就有钱赔他么?有钱,也不该我们来赔!我们又没吃张剥皮的饭,用张剥皮的钱,干么要我们管他坟上的树?”
        “他不同你讲理呀!去年李老虎出头跟他骂了几句,他就叫了警察来捉老虎去坐牢。”
        阿四也插嘴说。
        “害人的贼!”
        四大娘带着哭声骂了一句,心里却也赞成李根生的主意。
        于是大家都骂那伙偷树贼来出气了。他们都断定是邻近那班种“荡田”的客籍人。只有“弯舌头”才下得这般“辣手”。因为那伙“弯舌头”也吃过张剥皮的亏,今番偷树,是报仇。可是却害了别人哩!就有人主张到那边的“茅草棚”里“起赃”。
        没有开过口的多多头再也忍不住了,好象跟谁吵架似的,他叫道:
        “起赃么?倒是好主意!你又不是张剥皮的灰子灰孙,倒要你瞎起劲?”
        “噢,噢,噢!你——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你不偷树好了,干么要你着急呢?”
        主张去“起赃”的赵阿大也不肯让步。李根生拉开了多多头,好象安慰他似的乱嘈嘈地说道:
        “说说罢了,谁去起赃呢!吵什么嘴!”
        “不是这么说的!人家偷了树,并不是存心来害我们。回头我们要吃张剥皮的亏,那是张剥皮该死!干么倒去帮他捉人搜赃?人家和我并没有交情,可是——”
        多多头一面分辩着,一面早被他哥哥拉进屋里去了。
        “该死的张剥皮!”
        大家也这么恨恨地说了一句。几个男人就走开了,稻场上就剩下荷花和四大娘,呆呆地望着那边一团翠绿的张家坟。忽然象是揭去了一层幔,眼前一亮,淡黄色的太阳光变做金黄了。风也停止。这两个女人仰脸朝天松一口气,便不约而同的蹲了下去,享受那温暖的太阳。
        荷花在镇上做过丫头,知道张财主的细底,悄悄地对四大娘说道:
        “张剥皮自己才是贼呢!他坐地分赃。”
        “哦!——”
        “贩私盐的,贩鸦片的,他全有来往!去年不是到了一伙偷牛贼么?专偷客民的牛,也偷到镇上的粉坊里;张剥皮他——就是窝家!”
        “难道官府不晓得么?”
        “哦!局长么?局长自己也通强盗!”
        荷花说时挤着眼睛把嘴唇皮一披,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近来这荷花瘦得多了,皮色是白里泛青,一张大嘴更加显得和她的细眼睛不相称。
        四大娘摇着头叹一口气,忽然站起来发恨地说:
        “怪道多多头老是说规规矩矩做人就活不了命呀!——”
        “不错,世界要反乱了!”
        “小宝的阿爹也说长毛要来呢!听说还有女长毛。你知道我们家里有一把长毛刀。……可是,我的爸爸说,真命天子还没出世。”
        “呸! 出世不出世,他倒晓得么?玉皇大帝告诉他的么?上月里西方天边有一个星红暴暴的,酒盅那么大,生八只角,这就是真命天子的本命星呀!八只角就是下凡八年了,还说没出世,——”
        “那是反王!我的老头子说是反王!你懂得什么!白虎星!
        “咦,咦,咦!”
        荷花跳了起来,细眼睛眯紧了,怒气冲冲地瞅着四大娘。
        这两个女人恶狠狠地对看了一会儿,旧怨仇便乘机发作;四大娘向来看不起荷花,说她“丫头出身,轻骨头,臭花娘子①”。荷花呢,因为也不是“好惹的”,曾经使暗计,想冲克四大娘家的蚕花。两人总有半年多工夫见面不打招呼。直到新近四大娘的公公老通宝死了,这贴邻的两个女人方才又象是邻舍了。现在却又为了一点不相干的事,争吵起来,各人都觉得自己不错。
        末了,四大娘用劲地啐了一声,朝地下吐一口唾沫,正打算“小事化为无事”,抽身走开了。但是荷花的脾气宁愿挨一顿打,却受不住这样“文明式”的无言的侮辱;她跳前一步,怪声嚷道:
        “骂了人家一句就想溜的,不是好货!”
        “你是贱货!白虎星!”
        四大娘也回骂,仍旧走。但是她并不回家,却走到小河那边去。荷花看见挑不起四大娘的火性,便觉得很寂寞;她是爱“热闹”的,即使是吵架的热闹,即使吵架的结果是她吃亏,——她被打了,她也不后悔。她觉得打架吃亏总比没有人理睬她好些。她最恨的是人家不把她当一个“人”!她做丫头的时候,主人当她是一件东西,主人当她是没有灵性的东西,比猫狗都不如;然而荷花自己知道自己是有灵性的。她之所以痛恨她那旧主人,这也是一个原因。
        从丫头变做李根生老婆的当儿,荷花很高兴。为的她从此可以当个人了。然而不幸,她嫁来半个月后,根生就患了一场大病,接着是瘟羊瘟鸡;于是她就得了个恶名:白虎星!她在村里又不是“人”了!但也因为到底是在乡村,——荷花就发明了反抗的法子。她找机会和同村的女人吵嘴,和同村的单身男人胡调。只在吵架与胡调时,她感觉到几分“我也是一个人”的味儿。
        春蚕以后大家没有饭吃,乱轰轰地抢米店吃大户的时候,荷花的“人”的资格大见增进。也好久没有听得她那最痛心的诨名: 白虎星。她自己呢,也“规矩”些了。但是现在四大娘又挑起了那旧疮疤,并且摆出了不屑跟荷花吵嘴的神气。
        看着四大娘走向小河边去的后影,荷花咬着牙齿,心里的悲痛比挨打还厉害些。
        西北风忽然转劲了。荷花听去,那风也在骂她:虎,虎,虎!
        走到了小河边的四大娘也蓦地站住,回头来望了荷花一眼又赶快转过脸去,吐了一口唾沫。这好比火上添油!荷花怒喊一声,就向四大娘奔去。但是刚跑了两步,荷花脚下猛的一绊,就扑地一交,跌得眼前发昏。
        “哈,哈,哈! 白虎星!”
        四大娘站得远远地笑骂。同时小河对面的稻场上也跑来了一个女子,也拍着手笑。她叫做六宝,也是荷花的对头。
        “呃,呃,有本事的不要逃走!”
        荷花坐在地上,仰起了她的扁脸孔,一边喘气,一边恨恨地叫骂。她这一交跌得不轻,尾尻骨上就象火烧似的发痛;可是她忘记了痛,她一心想着怎样出这口恶气。对方是两个人了,骂呢,六宝的一张嘴,村里有名,那么打架罢,她们是两个!荷花一边爬起来,一边心里踌躇。刚好这时候有人从东边走来,荷花一眼瞥见,就改换了主意。
        

二

        来人就是黄道士。 自从老通宝死后,这黄道士便少了一个谈天说地的对手,村里的年青人也不大理睬他;大家忘记了村里还有他这“怪东西”。本来他也是种田的,甲子年上被军队拉去挑子弹,去的时候田里刚在分秧,回来时已经腊尽,总算赶到家吃了年夜饭,他的老婆就死了;从此剩下他一个光身子,爽性卖了他那两亩多田,只留下一小条的“埂头”种些菜蔬挑到镇上去卖,倒也一年一年混得过。有时接连四五天村里不见他这个人。到镇上去赶市回来的,就说黄道士又把卖菜的钱都喝了酒, 白天红着脸坐在文昌阁下的测字摊头听那个测字老姜讲“新闻”,晚上睡在东岳庙的供桌底下。
        这样在镇上混得久了,黄道士在村里就成为“怪东西”。他嘴里常有些镇上人的“口头禅”,又象是念经,又象是背书,村里人听不懂,也不愿听。
        最近,卖菜的钱不够饱肚子,黄道士也戒酒了。他偶然到镇上去,至多半天就回来。回来后就蹲在小河边的树根上,瞪大了眼睛。要是有人走过他眼前,朝他看了一眼,他就跳起来拉住了那人喊道: “世界要反乱了!东北方——东北方出了真命天子!”于是他就唠唠叨叨说了许多人家听不懂的话,直到人家吐了一口唾沫逃走。
        但在西北风扫过了这村庄以后,小河边的树根上也不见有瞪大了眼睛蹲着的黄道士。他躲在他那破屋子里,悉悉苏苏地不知道干些什么。有人在那扇破板门外偷偷地看过,说是这“怪东西”在那里拜四方,屋子里供着三个小小的草人儿。
        村里的年青人都说黄道士着了“鬼迷”,可是老婆子和小孩子却就赶着黄道士问他那三个草人儿是什么神。后来村里的年青女人也要追问根底了。黄道士的回答却总是躲躲闪闪的,并且把他板门上的破缝儿都糊了纸。
        然而黄道士只不肯讲他的三个草人罢了,别的浑话是很多的。荷花所说的什么“出角红星”就是拾了黄道士的牙慧。所以现在看见黄道士瞪大着眼睛走了来,荷花便赶快迎上去。她想拉这黄道士做帮手,对付那四大娘和六宝。
        “喂,喂,黄道士,你看!四大娘说那颗红星是反王啦!真是热昏!”
        荷花大声嚷着,就转脸朝那两个女人狂笑。可是刚才忘记了的尾尻骨疼痛却忽然感到了,立刻笑脸变成了哭脸,双手捧住了屁股。
        黄道士的眼睛瞪得更大,看看六宝她们,又看看荷花,然后摇着头,念咒似的说:
        “托塔李天王,哪叱三太子,二郎神,嘿,二郎神是玉皇大帝的外孙!……啊,四大娘,真命天子出世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喏!南京脚下有一座山,山边有一个开豆腐店的老头子,天天起五更磨豆腐,喏!天天,笃笃笃!有人敲店板,问那老头子:‘天亮了没有哪?天亮了没有哪?’哈哈,自然天没亮呵,老头子就回答‘没有!’他不知道这问的人就是真命天子!”
        “要是回答他‘天亮了’就怎样?”
        走近来的六宝抢着说,眼睛钉住了黄道士的面孔。
        “说是‘天亮了’么?那就,那就——”
        黄道士皱了眉头,一连说了几个“那就”,又眯细了眼睛看天,很神秘地摇着头。
        “那就是我们穷人翻身!”
        荷花等得不耐烦,就冲着六宝的脸大声叫喊,同时又忘记了屁股痛。
        “嗳,可不是!总有点好处落到我们头上呢!比方说,三年不用完租。”
        黄道士松一口气说,心里感激着荷花。
        但是六宝这大姑娘粗中有细,一定要根究,倘是回答了“天亮”就怎样。她不理荷花,只逼着黄道士,四大娘却在旁边呆着脸喃喃地自语道:
        “豆腐店的老头子早点回答‘天亮了’,多么好呢!”
        “哪里成?哪里成!他不能犯天条, 天机不可泄漏!——呀,回答了‘天亮’就怎样么?咳,咳,六宝,那就,天兵天将下来,帮着真命天子打天下!”
        “哦!”
        六宝还是不很满意黄道士的回答,但也不再追问,只扁起了嘴唇摇头。
        忽然荷花哈哈地笑了。她看见六宝那扁着嘴的神气,就想要替六宝起一个诨名。
        “豆腐店的老头子也是星宿下凡的罢? 喂, 喂,黄道士,你怎么知道那敲门问‘天亮’的就是真命天子?他是个什么样儿?”
        四大娘又轻声问。
        黄道士似乎不耐烦了,就冷笑着回答道:
        “我怎么会知道呀?我自然会知道。豆腐店老头子么?总该有点来历。笃笃笃,天天这么敲着他的店板。懂么?敲他的店板,不敲别人家的! ‘天亮了没有?天亮了没有?’天天是问这一句!老头子就听得声音,并没见过面。他敢去偷看么?不行!犯了天条,雷打!不过那一定是真命天子!”
        说到最后一句,黄道士板着脸,又瞪大了眼睛,那神气很可怕。听的人都觉得毛骨悚然,就好象听得那笃笃的叩门声。
        西北风扑面吹来,那四个人都冷的发抖。六宝抹下一把鼻涕,擦着眼睛,忽又问道:
        “你那三个草人呢!”
        “那也有道理。——有道理的!”
        黄道士泛起了眼白,很卖弄似地回答。随即他举起左手,伸出一个中指,向北方天空连指了几下,他的脸色更严重了。三个女人的眼光也跟着黄道士的中指一齐看着那天空的北方。四大娘觉得黄道士的瘦黑指头就象在空中戳住了什么似的,她的心有点跳。
        “那一方出真命天子,那一方就有血光!懂么?血光!”黄道士看着那三个女人厉声说,眼睛瞪得更大。
        三个女人都吃了一惊。究竟“血光”是什么意思,她们原也不很明白。但在黄道士那种严重的口气下,她们就好象懂得了。特别是那四大娘,忽然福至心灵,晓得所谓“血光”就是死了许多人,而且一定要死许多人,因为出产真命天子的地方不能没有代价。
        黄道士再举起左手,伸出中指,向北方天空指了三下,四大娘的心就是卜卜地三跳。蓦地黄道士回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闷着声音似的又说道:
        “这里,这里,也有血光!半年罢,一年罢,你们都要做刀下的鬼,村坊要烧白!”
        于是他低下了头,嘴唇翕翕地动,象是念咒又象是抖。三个女人都叹了一口气。荷花看着六宝,似乎说: “先死的,看是你呢是我!”六宝却钉住了黄道士的面孔看,有点不大相信的样子。末了,四大娘绝望似的吐出了半句:
        “没有救星了么?那可——”
        黄道士忽然跳起来,吵架似的呵斥道:
        “谁说!我叫三个草人去顶刀头了!七七四十九天,还差几天。——把你的时辰八字写来,外加五百钱,草人就替了你的灾难,懂么?还差几天。”
        “那么真命天子呢,几时来?”
        荷花又觉得尾尻骨上隐隐有点痛,便又提起了这话来。黄道士瞪大了眼睛向前看,好象没有听到荷花那句话。北风劈面吹来,吹得人流眼泪了。那边张家坟上的许多松树呼呼地响着。黄道士把中指在眼眶上抹了一下,就板起面孔说道:
        “几时来么?等那边张家坟的松树都砍光了,那时就来!”
        “呵,呵,松树!”
        三个女人齐声喊了起来。她们的眼里一齐闪着恐惧和希望的光。少了一棵松树就要受张剥皮的压迫, 她们是恐惧的;然而这恐惧后面就伏着希望么?这样在恐惧与希望的交织线下,她们对于黄道士的信口开河,就不知不觉发生了多少信仰。
        

三

        四大娘心魂不定了好几天。因为她的丈夫阿四还想种“租田”,而她的父亲张财发却劝她去做女佣,——吃出一张嘴,多少也还有几块钱的工钱。她想想父亲的话不错。但是阿四不种田又干什么呢?男人到镇上去找工作,比女人还难。要是仍旧种田,那么家里就需要四大娘这一双做手。
        多多头另是一种意见,他气冲冲地说:
        “租田来种么?你做断了脊梁骨还要饿肚子呢!年成好,一亩田收了三担米,五亩田十五担,去了‘一五得五,三五十五’六石五斗的租米,剩下那么一点留着自家吃罢,可是欠出的债要不要利息,肥料要不要本钱?你打打算盘刚好是白做, 自家连粥也没得吃!”
        阿四苦着脸不作声。他也知道种租田不是活路。四大娘做女佣多少能赚几个钱,就是他自己呢,做做短工也混一口饭,但是有个什么东西梗在他的心头,他总觉得那样办就是他这一世完了。他望着老婆的脸,等待她的主意。 多多头却又接着说道:
        “不要三心两意了!现在——田,地,都卖得精光;又欠了一身的债,这三间破屋也不是自己的,还死守在这里干么?依我说,你们两个到镇上去‘吃人家饭’,老头子借的债,他妈的,不管!”
        “小宝只好寄在他的外公身边,——”
        四大娘惘然呐出了半句,猛的又缩住了。 “外公”也没有家,也是“吃人家饭”,况且已经为的带着小孙子在身边,“东家”常有闲话,再加一个外孙,恐怕不行罢?也许会连累到外公打破饭碗。镇上人家都不喜欢雇了个佣人却带着小孩。……想到这些,四大娘就觉得“吃人家饭”也是为难。
        “我都想过了,就是小把戏没有地方去呀!”阿四看着他老婆的面孔说,差不多要哭出来。
        “嘿嘿!你这样没有主意的人,少有少见!我带了小宝去,包你有吃有穿!到底是十一二岁的孩子,又不是三岁半要吃奶的!”
        多多头不耐烦极了,就象要跟他哥哥吵架似的嚷着。
        阿四苦着脸只是摇头。四大娘早已连声反对了:
        “不行,不行!我不放心的!唉,唉,象个什么!一家人七零八落!一份人家拆散,不行的!怎么就把人家拆散?”
        “哼,哼,乱世年成,饿死的人家上千上万,拆散算得什么!这年成死一个人好比一条狗,拆散一下算得什么!”
        多多头暴躁地咬着牙齿说。他睁圆了眼睛看着他的哥哥嫂嫂,怒冲冲地就象要把这一对没有主意的人儿一口吞下去。
        因为多多头发脾气,阿四和四大娘就不再开口了。他们却也觉得多多头这一番怒骂爽辣辣地怪受用似的。梗在阿四心头的那块东西,——使他只想照老样子种田,即使是种的租田,使他总觉得“吃人家饭”不是路,使他老是哭丧着脸打不起主意的那块东西,现在好象被多多头一脚踢破露出那里边的核心。原来就是“不肯拆散他那个家”!
        因为他们向来有一个家,而且还是“自田自地”过得去的家,他们就以为做人的意义无非为要维持这“家”,现在要他们拆散了这家去过“浮尸”样的生活,那非但是对不起祖宗,并且也对不起他们的孩子——小宝。 “家”,久已成为他们的信仰。刚刚变成为无产无家的他们怎样就能忘记了这久长生根了的信仰呵!
        然而多多头的话却又象一把尖刀戳穿了他们的心,——他们的信仰。 “乱世年成,人家拆散,算得什么呢!死一个人,好比一条狗!”四大娘愈想愈苦,就哭起来了。
        “多早晚真命天子才来呢?黄道士的三个草人灵不灵?”
        在悲泣中,她又这么想,仿佛看见了一道光明。
        

四

        一天一天更加冷了。也下过雪。菜蔬冻坏了许多。村里人再没有东西送到镇上去换米了,有好多天,村和镇断绝了交通。全村的人都在饥饿中。
        有人忽然发见了桑树的根也可以吃,和芋头差不多。于是大家就掘桑根。
        四大娘看见了桑树就象碰着了仇人。为的他家就伤在养蚕里,也为的这块桑地已经抵给债主。虽然往常她把桑树当作性命。
        村里少了几个青年人:六宝的哥哥福庆,和镇上张剥皮闹过的李老虎,还有多多头,忽然都不知去向。但村里人谁也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倒是那张家坟园里的松树。即使是下雪天,也有人去看那坟上的松树到底还剩几棵。上次黄道士那一派胡言早就传遍了全村,而且很多人相信。
        黄道士破屋里的三个草人身上渐渐多些纸条,写着一些村里人的“八字”。四大娘的儿子小宝的“八字”也在内。四大娘还在设法再积五百个钱也替她丈夫去挂个纸条儿。
        女人中间就只有六宝不很相信黄道士的浑话。可是她也不在村里了。有人说她到上海去“进厂”了,也有人说她就在镇上。
        将近“冬至”的时候,忽然村里又纷纷传说,真命天子原来就出在邻村,叫做七家浜的小地方。村里的赵阿大就同亲眼看过似的,在稻场上讲那个“真命天子”的故事:
        “不过十一二岁呢,和小宝差不多高。也是鼻涕拖有寸把长。……”
        站在旁边听的人就轰然笑了。赵阿大的脸立刻涨红,大声喊道:
        “不相信,就自己去看罢! ‘真人不露相’?嗨,这就叫做‘真人不露相’!慢点儿,等我想一想。对了,是今年夏天的时候,这孩子,真命天子,一场大病,死去三日三夜。醒来后就是‘金口’了! 人家本来也不知道。八月半那天,他跟了人家去拔芋头,田塍上有一块大石头——就是大石头,他喊一声‘滚开’,当真!那石头就骨碌碌地滚开了!他是金口!”
        听的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赵阿大,又转脸去看四大娘背后的瘦得不成样子的小宝。
        有人松一口气似的小声说:
        “本来真命天子早该出世了!”
        “金口还说了些什么?阿大!”
        阿四不满足地追问。但是赵阿大瞪出了眼睛,张大着嘴巴,没有回答。他是不会撒谎的,有一句说一句,不能再添多。过一会儿,他发急了似的乱嚷道:
        “各村坊里都讲开了, ‘人’是在那里!十一二岁,拖鼻涕,跟小宝差不多!”
        “唉!还只得十一二岁!等到他坐龙庭,我的骨头快烂光了!”
        四大娘忽然插嘴说,怕冷似的拱起了两个肩膀。
        “谁说!当作是慢的,反而快!有文曲星武曲星帮忙呢!福气大的人,十一二岁也就坐上龙庭了!要等到你骨头烂,大家都没命了!”
        荷花找到机会,就跟四大娘抬杠。
        “你也是‘金口’么?不要脸!”
        四大娘回骂,心里也觉得荷花的话大概不错,而且盼望它不错;可是当着那么多人面前,四大娘嘴里怎么肯认输。这两个女人又要吵起来了。黄道士一向没开口,这时他便拦在中间说道:
        “自家人吵什么!可是,阿大,七家浜离这里多少路!不到‘一九’罢?那,我们村坊正罩在‘血光’里了!几天前,桥头小庙里的菩萨淌眼泪,河里的水发红光,——哦!快了!半年,一年!——记牢!”
        最后两个字象猫头鹰叫,听的人都打了个寒噤,希望中夹着害怕。黄道士三个古怪草人都浮出在众人眼前了,草人上挂着一些纸条。于是已经花了五百文的人不由得松一口气,虔诚地望着黄道士的面孔。
        “这几天里,松树砍去了三棵!”
        荷花喃喃地说,脸向着村北的一团青绿的张家坟。
        大家都会意似的点头。有几个嘴里放出轻松的一声嘘。赵阿大料不到真命天子的故事会引出这样严重的结果,心里着实惊慌。他还没在黄道士的草人身上挂一纸条儿,他和老婆为了这件事还闹过一场,现在好象要照老婆的意思破费几文了。五百个钱虽是大数目,可是他想来倒还有办法。保卫团捐,他已经欠了一个月,爽性再欠一个月,那不就有了么?派到他头上的捐是第三等,每月一角。
        不单是赵阿大存了这样的心。早已有人把保卫团捐移到黄道士的草人身上了。他们都是会打算盘的:保卫团捐是每月一角,——也有的派到每月二角,可是黄道士的草人却只要一次的五百文就够了,并且村里人也不相信那驻在村外三里远的土地庙里的什么“三甲联合队”的三条枪会有多少力量。在乡下人眼里,那什么“三甲联合队”队长,班长,兵,共计三人三条枪,远不及黄道士的三个草人能够保佑村坊。
        他们也不相信那“三甲联合队”真是来保卫他们什么。那三条枪是七月里来的,正当乡下人没有饭吃,闹哄哄地抢米的时候,饭都没得吃的人,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要保卫么?可是那“三甲联合队”三个人“管”的事却不少。并且管事的本领也不小。虽然天气冷,他们三个人成天躲在庙里,
        他们也知道七家浜出了“真命天子”,也知道黄道士家里有什么草人,并且那天赵阿大他们在稻场上说的那些话也都落到他们三个人耳朵里了。
        并且,村里的人不缴保卫团捐却去送钱给黄道士那三个草人的事,也被“三甲联合队”的三个人知道了!
        就在赵阿大讲述“真命天子”故事的三四天以后, “三甲联合队”也把七家浜那个“金口”的拖鼻涕孩子验明本身捉到那土地庙里来了。
        这是在微雨的下午,天空深灰色,雨有随时变作雪的样子。土地庙里暗得很。 “三甲联合队”的全体——队长,班长,和士兵,一共三个人,因为出了这一趟远差,都疲倦了,于是队长下命令,就把那孩子锁在土地公公的泥腿上,班长改作“值日官”,士兵改作门岗兼“卫兵”,等到明天再报告基干队请示发落。
        那拖鼻涕的“真命天子”蹲在土地公公泥脚边悄悄地哭。
        队长从军衣袋里掏出一只香烟来,烟已经揉曲了,队长慢慢地把它弄直,吸着了,喷一口烟,就对那“值日官”说道:
        “咱们破了这件案子,您想来该得多少奖赏?”
        “别说奖赏了,听说基干队的棉军衣还没着落。”
        值日官冷冷地回答。于是队长就皱着眉头再喷一口烟。
        天色更加黑了,值日官点上了洋油灯,正想去权代那“卫兵”做“门岗”,好替回那“卫兵”来烧饭,忽然队长双手一拍,站起来拿那洋油灯照到那“真命天子”的脸上,用劲地看着。看了一会儿,他就摆出老虎威风来,唬吓那孩子道:
        “想做皇帝么?你犯的杀头罪,杀头,懂得么?”
        孩子不敢再哭,也不说话,鼻涕拖有半尺长。
        “同党还有谁?快说!”
        值日官也在旁边吆喝。
        回答是摇头。
        队长生气了,放下洋油灯,抓住了那孩子的头发往后一揿,孩子的脸就朝上了,队长狞视着那拖鼻涕的脏瘦脸儿,厉声骂道:
        “没有耳朵么?谁是同党?招出来,就不打你! ”
        “我不知道哟,我只知道拾柴捉草,人家说我的什么,我全不知道。”
        “混蛋!那就打! ”
        队长一边骂,一边就揪住那孩子的头到土地公公的泥腿上重重地碰了几下。孩子象杀猪似的哭叫了。土地公公腿上的泥簌簌地落在孩子的头上。
        值日官背卷着手,侧着头,瞧着土地公公脸上蛀剩一半的白胡子。他知道队长的心事,他又瞧出那孩子实在笨得不象人样。等队长怒气稍平,他扯着队长的衣角,在队长耳边轻轻说了一句,两个人就踅到一边去低声商量。
        孩子头上肿高了好几块,睁大着眼睛发楞,连哭都忘记了。
        “明天把黄道士捉来,就有法子好想。”
        值日官最后这么说了一句,队长点头微笑。再走到那孩子跟前,队长就不象刚才那股凶相,倒很和气地说:
        “小孩子,你是冤枉了,明天就放你回去。可是你得告诉我,村里那几家有钱?要是你不肯说,好,再打!”
        突然队长的脸又绷紧了,还用脚跺一下。
        孩子仰着脸,浑身都抖了。抖了一会儿,他就摇头,一边就哭。
        “贱狗!不打不招!”
        队长跺着脚咆哮。值日官早拾起一根木柴,只等队长一声命令,就要打了。
        但是庙门外蓦地来了一声狂呼,队长和值日官急转脸去看时,灯光下照见他们那卫兵兼门岗抱着头飞奔进来,后边是黑魆魆几条人影子。值日官丢了木柴就往土地公公座边的小门跑了。队长毕竟有胆,哼了一声,跳起来就取那条挂在泥塑“功曹”身上的快枪,可是枪刚到手,他已经被人家拦腰抱住,接着是兜头吃了一锄头,不曾再哼得一声,就死在地上。
        卫兵被陆福庆捉住,解除了他身上的子弹带。
        “逃走了一个!”
        多多头抹着脸,大声说。队长脑袋里的血溅了多多头一脸和半身。
        “三条枪全在这里了。子弹也齐全。逃走的一个,饶了他罢。”
        这是李老虎的声音。接着,三个人齐声哈哈大笑。
        多多头揪断了那“真命天子”身上的铁链,也拿过洋油灯来照他的脸。这孩子简直吓昏了,定住了眼睛,牙齿抖得格格地响,陆福庆和李老虎搀他起来,又拍着他的胸脯,揪他的头发。孩子惊魂中醒过来,第一声就哭。
        多多头放下洋油灯,笑着说道:
        “哈哈!你就是什么真命天子么?滚你的罢!”
        这时庙门外风赶着雪花,磨旋似的来了。
        

一九三三年

三十年代旧中国农村悲惨生活的缩影——谈茅盾的《春蚕》、《秋收》和《残冬》

        茅盾于1932年脱稿震动文坛的长篇巨著《子夜》的同时,写成了优秀的短篇小说《春蚕》。1933年1月相继作《秋收》,7月又作《残冬》,与《春蚕》合为“农村三部曲”。其内容连续贯串,互有联系,而又各自独立成篇。
        “农村三部曲”,是三十年代旧中国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渴望温饱而不得的悲曲。作者以深切的同情与满腔的激愤,围绕着号称“鱼米之乡”的江南农村老通宝这一个原是赡足的小康人家渐渐贫困以至破产的全过程的精心描绘,概括了当时广大农民普遍的遭遇,将犀利的笔毫,刺向了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重重压迫着农民的黑暗世道,说明要摆脱农民悲惨的命运就要起来反抗与斗争,因此使作品具有了重大的社会意义,产生了相当强烈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力量。
        故事的背景是1932年的江南农村。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掠夺与倾销政策,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奸商巧取豪夺的重重剥削压榨,这里的农民已无法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任凭他们怎样辛勤地劳动,也还是吃穿不上,个个面带菜色,家家愁眉不展,哪怕是获得了少见的丰收,换来的却是更大的灾难。我们在《春蚕》和《秋收》中,可以看到这幅丰收成灾的图画。
        茅盾说: “我写惯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有意识想换一换口味;或者说想从自己所造成的壳子里钻出来。”①将觅取小说题材的目光转移到农村生活上,这正是茅盾“有意识想换一换口味”的尝试,显示了他创作视野的扩大。这种转移不是凭空出现的。他认为: “如果说‘九一八’对太湖沿岸的老百姓震动还不大, ‘一二八’战争却象一颗炸弹骤然惊醒了被压抑的沉默的人心,抗日的空气迅速弥漫于江南的城市村镇。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尤其是日本货向农村的倾销所引起的农村中各种矛盾的尖锐变化所造成的农村经济危机,这些积压起来的矛盾,现在都趁着‘一二八’战争这股抗日浪潮迸发了出来,于是农村的题材又有了新的有意义的内容。”②这告诉我们他对农村问题的重视,乃有感于时代的动荡。尽管茅盾自幼在市镇中长大,并未经历过农村生活,他也“不敢冒充是农家子”③,但他所居住的浙西杭州、嘉兴、湖州之间的一年一度的“叶市”,却是亲自目睹过的,因此他熟悉这一带以养蚕作为家庭主要收入的蚕农生活之不幸,更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和地主、商人对农民剥削的社会根源有深刻的认识。茅盾有了这方而的生活素材,并没有草率地写成小说。他搞创作,一向都是这样:“我不缺乏新的题材,可我从来不把一眼看见的题材‘带热地’使用,我要多看些,多咀嚼一会,要等到消化了,这才拿来应用,这是我的牢不可破的执拗。”①这里所说的“咀嚼”、 “消化”的过程,也就是他对题材进行深入的认识与开掘的过程,亦即作品构思的过程。 “农村三部曲”的构思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而保证了作品对生活反映的深度和概括的广度,并在“思想整理了经验,而经验充实了思想”②,即在作家的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结合起来共同起着作用的基础上,出色地表达了“丰收成灾”,农民被迫走上反抗道路的主题。
        “农村三部曲”中的《春蚕》,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臻于高度完美,但《秋收》和《残冬》两篇也有着在“三部曲”中作为整体性存在的价值,三篇小说可以使我们全面地看到农民们从辛勤地劳动到养蚕的“大希望”落空,再经过“吃大户,抢米囤”,直到最后走上武装斗争道路的过程,得到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比较完整的印象。
        “农村三部曲”主要是写了老通宝一家的悲剧,其意图是为了让人们从思考悲剧产生的社会原因上来认识三十年代广大农村的严峻现实。“作者处处从侧面入手,用强有力的衬托,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到农村,以及数年来一切兵災、苛捐……种种剥削后的农村的惨酷景象尽量暴露无余”①。这样,就用富有时代气氛的背景来作衬托,以老通宝一家的命运反映了当时所有农家的命运。茅盾说过: “江浙一带以养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村,差不多十家里有九家是同一命运的”②。老通宝一家不分昼夜,忍饥挨饿,可算是绞尽了精力。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全部扑在春蚕大搏战上,但做梦也未想到,蚕花好了,采的茧子竟卖不出去, “比露天毛坑还要多的茧厂会一齐都关了门不做生意”。往日“象走马灯似的在村里巡回”的“收茧人”, “却换替着来了债主和催粮的差役”。老通宝一家无计可施,只得远途跋涉“到无锡脚下的茧厂”将上好的蚕茧贱价出售,结果卖得的钱还不够偿还购买桑叶所借的债。旧债未了,再添新债,不迭的重负压得蚕农连喘气的能力也没有了。老通宝所在的村庄,到处“都是嚷骂,诅咒,和失望的叹息”的声音。他呢,因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而病倒了。老通宝并不明白“蚕愈养得多,愈好,就愈加困难”的原因,更不明白他“四五十年辛苦挣成了一份家当”:原来有着“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为什么日子还过不下去,不但“现在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债”。作者正是由老通宝的这些“不明白”的心理状态来反衬“世界到底变了”的社会面貌。老通宝一家的兴衰史,折射了“世界变了”的时代背景,而这个肯景暗示着蚕农破产的必然趋势。不能说老通宝没有“真正世界变了”、 “世界当真变了”的直感,小说中通过精心提炼的“小火轮”这一细节描写,巧妙地结合老通宝家境日渐败落的经历,在他的心灵上投之以浓重的阴影,牵动了他饱含创痛的心绪。因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轮船对乡下人的侵害,所以“轧轧的轮机声和洋油臭”才强烈地刺激着他的感官,对“小轮船这一类洋鬼子的东西”表现出“满脸恨意”。很明显, “柴油引擎的小火轮”就是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侵略已经深入到了广大农村的象征。当然,老通宝尽管有“仇恨小轮船”的朴素感情,但他并没有对它而产生出的理性认识,为摆脱眼前的困境,只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一场春蚕的“大搏战”上。他认为只要“勤奋”, “永不灰心地做着”,是决不会过不到好日子的,否则他三十年前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创立了那份家当”的时代,怎么会使“家运日日兴隆”的呢?一回忆到这些,他“倔强的头脑”里就“蓬勃发长”出春蚕时期那着实迷了自己的幻想。到了阴历六月底,农事“迫近到眉毛梢”的季节,老通宝顾不得他个人的重病,更听不进他儿子媳妇的反对意见,仍然采用借债养蚕的办法来借债种田。按理说,老通宝应从春蚕的教训中醒悟过来,事实已经告诉了他春蚕愈好,损失也就愈重,但他还要摆出“重整残局的识途老马”的姿态,动员全家为了秋收而去投入看守稻田的战斗。这让我们看到“农村三部曲”中的《春蚕》那“丰收成灾”的主线在《秋收》里的进一步延伸,我们也可以预料到老通宝必然会在秋收上重演春蚕的悲剧。债台高筑,老通宝倒不视为最大的心思,种田不种田他看作是头等大事,说: “不种田,吃什么,用什么,拿什么来还债?”由此可见,老通宝的思想并没有因春蚕的失败而有任何新的变化。他的这种顽固、保守、狭隘的性格,使他不相信致力生产劳动竟会打不开出路。且看,稻田里要肥料,老通宝亲自出马到镇上赊购了一张豆饼,欠了一笔新债。久旱不雨,眼巴巴见“壮健的稻梗”一天天地黄萎下来,老通宝不惜代价地借来要付二分月息的八块钱,去租用“洋水车”,将河里的水引灌到稻田里,债台又增高了一层。但他满怀着信心,和春蚕时期一样,以为“只要一次好收成,乡下人就可以翻身”。谁知道无情的现实却象是有意要和他的命运开玩笑似的,虽然碰上了一个大丰年,粒粒稻谷壮实得令人欢欣,而不待稻子收割上来, “镇上的米价就跌了”,且一跌再跌,跌得以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低价,抵偿了到村坊里来讨债的人的债务,“老通宝的幻想的肥皂泡整个儿爆破了”。老通宝一家和全村坊的农民白白地辛苦了一阵子,非但旧债还不清,而且又添了不少新债,这是春蚕悲剧的重复,是贫困生活的继续。作者用大量笔墨渲染了农民们紧张和艰苦的劳动情况,意在表明他们汗水流得越多,喝的苦水也就越多,力气出得愈大,受的瘟气也就愈大,以此深刻地说明了单纯地拚死拚命地去干农活而不致力改造社会,是根本不会有出路的。作者把地主、高利贷者的残酷削削, “叶市”茧商的乘机敲诈,和那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的层层盘削,都放在“一二八”战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所共同导致的民族工业危机这样的背景下来加以表现,就使故事的悲剧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让读者从老通宝一家被黑暗时代吞噬的事实上,看到三十年代整个社会民族矛盾的严重和阶级关系的对立。老通宝经不住春蚕、秋收一次再次的沉重打击,终于送了一条老命。在《残冬》里,作者写到老通宝死去后,他的儿子阿四由自耕农沦为雇农,媳妇四大娘为生计所迫只得到人家当了女佣。 “农村三部曲”就是这样展示了老通宝一家因丰收而导致破产的全部历程。读者透过这全部历程认识与了解到在三十年代旧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广大农民挣扎在灾难的深渊之中的辛酸与痛苦,同时由此看到当时农村悲惨生活的表层后面那笼罩着的黑幕,显示了故事的悲剧的时代色彩。这表明:不求得社会的解放,农民就没有出头之日,逼得农民走投无路的现实教育了农民, 《秋收》中农运风潮的掀起,正是《春蚕》的灾难点燃出的反抗火花,而《残冬》里的消灭“三甲联合团”又正是《秋收》的惨剧引发农民斗争升级的必然结果。三个内容连续的短篇,成了反映巨幅的社会面的广角镜,颇具长篇创作的规模。
        “农村三部曲”在高度概括的艺术描写中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使之成为三十年代旧中国农村悲惨生活的缩影,同时还从老通宝这个典型家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冲突里透露出社会矛盾,进一步开掘了小说主题的高度与深度。首先表现为老通宝落后的传统观念与一家人更新的观念的思想冲突,由此透露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长期的封建制度使老一代农民染上了愚昧保守的痼疾,阻碍着他们的觉醒,决定了他们在幻想中求生的必然失败,浓缩地揭示了他们这种有着历史根源的病态心理,指出这也是无法改变农村悲惨生活情景的重要因素。老通宝无论是选用蚕种时反对洋种,还是蚕忙时有着太多的禁忌(特别是把荷花看作“白虎星”,认为谁“惹上了她就得败家”),也无论是他将洋水车咒骂为“泥鳅精吐唾”,还是将肥田粉视为“毒药”,等等,都充分地说明了他对待新事物一概排斥,对待老规矩一律恪守,实在固执、迂腐到思想僵化的程度,因此也就不能和全家人的主张与看法,特别是和他的小儿子阿多(多多头)的见解取得一致。这就使人看到农民要在当时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与剥削下找到活路,希望应当说是寄托于“农民的觉悟性”。茅盾说: “一九三○年顷,这一带的农民运动曾经有过一个时期的高潮,农民的觉悟性已颇可惊人。……事实早已证明,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是能够斗争,而且斗争得颇为顽强的。”①虽然他们的斗争还不是有组织的政治斗争,而是自发的比较原始的经济斗争,但却能让人觇见到农民迫切地要从斗争中求出路的端倪。这样的斗争行动体现了“农民的觉悟性”,这在《春蚕》里就让多多头形象的产生微现出来。多多头的“觉悟性”在《秋收》中“吃大户,抢米囤”的斗争表现里则更加显明,而在《残冬》中他与陆福庆、李老虎收拾了“三甲联合队”尤其可以证实“觉悟性”的“颇可惊人”。值得注意的是茅盾不吝笔墨写了老通宝与多多头父子之间在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不能不承认在多多头的形象上渗透着作家对如何才能结束农村悲惨生活这个社会问题的思考,将“幻想——绝望”和“斗争——希望”这两条道路推到农民面前,以启发农民作出正确的选择。基于此,表现为老通宝心存幻想与多多头不存幻想的思想冲突,所透露出的社会矛盾就是:靠着自己诚实的劳动去强拼硬干,在“地主、债主、赋税、杂捐、一层一层地剥削”农民的现实情况下,只能走向愿望的反面。当然,老通宝的穷困破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并非他“苦干”所致,但“苦干”出来的“丰收”则是加重了“成灾”的悲惨性,因为这是在饿着肚子养蚕,在债台上种田,到头来得不偿失,作品的主题思想正是就这个方面来抨击旧社会的罪恶使之丰富起来的。作家力图告诉读者:农民“苦干”的目的是为了“丰收”,而“丰收”的结果是“破产”,这就在“得”与“失”形成的反差上,突出了老通宝幻想之火全部熄灭了的悲哀,也就强调了与老通宝在对比中区别得更加鲜明的多多头的反抗斗争精神的可贵。这样,作家在“农村三部曲”中便不仅是再现三十年代旧中国农村悲惨生活的图景,更重要的是引导人们认识农民的出路乃在于与社会现实抗争。所以小说将代表着两种人生态度的思想冲突写进老通宝与多多头的父子关系中去,就贯串着作家的创作意图,注入了作家的热情和理想。多多头未曾于一生中有过由富裕到穷困的经历,从来尝的就是穷困的滋味;不了解既往的富裕光景在消逝后所撩起的是何等的隐痛,也就是没有老通宝一辈农民的幻想。当全村都指望着“在‘春蚕收成’中偿还”负债的时候,唯独阿多认为“今年蚕花一定好!可是想发财却是命里不曾来”,压根儿“不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熟,他们就可以还清了债再有自己的田”,对旧社会投下大胆的怀疑,断言“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那么,翻身的出路在哪里呢?这是阿多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小说从主题的需要出发要接触的课题。阿多这个被他父亲骂为“不知苦辣”的“毛头小伙子”,就因为他能够正视现实,有着清醒的头脑,所以走到了生活的前头。小说以较多的篇幅在《秋收》与《残冬》中写了他的敢作敢为。他没有老通宝那“犯王法”的顾忌,带领着村里的农民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抢米”风潮,一呼百应,势如燎原,由“百来人”而为“五六百”直至“上千”的“肚子已经饿得不耐烦了”的农民,都卷入到这支队伍中去了。阿多说: “杀头是一死,没有饭吃也是一个死。”他这性格化的语言,闪耀着在绝路中求生的思想光彩,因此就把农民群众的斗争积极性鼓动起来了。虽然这些缺乏斗争经验的农民,一时还识不破统治者们“坚守那‘大事化为小事’的政策”亦即欺骗手腕,致使风潮很快地平息下去,饥饿的农民只填塞了一时的肚皮,却挣不脱一世的劳苦。这说明农民阶级不依靠工人阶级,孤军作战,尽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统治阶级,而却不能触动统治阶级得以存在的基石——社会制度,但是我们不可低估了被发动起来的农民所积聚的力量,从“抢米”风潮所取得的局部的、暂时的胜利来看,不是确实触痛了反动阶级的神经吗?应当说,多多头在这场农民运动中的棱角是异常锋锐的,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生活的未来,他与他父亲老通宝的思想冲突, 也未尝不是对没有觉悟的农民的幻想的否定。茅盾塑造多多头这一青年农民的典型形象,分明带着自己对造成旧中国农村悲惨生活的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让多多头的这种初步的、自发的觉醒与反抗的思想行动,呈现出希望的亮色。作家并没有超越多多头性格历史的局限,把多多头当做已臻完美的革命者在歌颂,也只是将其作为丢掉幻想而表现出符合时代真实与人物真实的一代新人来刻划的。小说告诉我们,农民在生活的重压下不是没有变革现实的愿望,但是他们常常是寄希望于幻想,这实际上是对于自己精神的麻醉,而多多头是不抱幻想的。在《残冬》中黄道士为了迎合农民们在幻想中渴望变革现实的心理,利用老百姓对鬼神的迷信,胡说什么“真命天子出世了”。这本是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可落后的农民竟然笃信无疑。残冬之际农村境况急剧地变化,反映了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岂容幻想来消磨农民们的斗争意志!还是多多头看得清楚,在缴了“三甲联合队”的枪的进击中朗朗宣告: “真命天子么?滚你的罢!”他戳穿“真命天子”的谎言,用以鼓动群众,预示着一场久已孕育的大的革命风暴即将开始。多多头不象他的父亲老通宝那样守愚不化,没有幻想的背负,是三十年代初江浙农村的典型环境里的“这一个”,其形象的进入作品,传递着希望的信息,让人们看到结束农村悲惨生活的前景。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优秀的短篇杰构,它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相当高的地位,对当时与以后的小说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首先,在设计故事情节与刻划典型人物时,能够做到深刻性与形象性的统一。
        《春蚕》、《秋收》和《残冬》这一组短篇小说,具有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由始至终都紧扣农村破产,按照时间为顺序,一路写来,逐步去展示人物的精神面貌,洋溢着时代气息。这样,人物性格既能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愈加鲜明,故事情节又能根据人物性格的逻辑而扬涛兴波,使其作品主题的表达,深刻不失之于浅露;真实生活的再现,形象不失之于平板。例如,《春蚕》中写出了三十年代的中国风雨激荡的景况,也就是写出了“世界”在“变”的事实。地主的逼租,债主的逼债,苛捐杂税的逼钱,逼得农民只能“吃个半饱”,穿着“比叫化子好不了多少”,这是封建剥削的重压;茧厂的关门,轮船的驶入,洋货的出现,就会使农民“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 “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这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所有这些都暗示着农村破产的势难避免。在这样的现实生活面前,老通宝与阿多这两代人各有不同的感受,导致了他们对待同一事物于看法上的分歧。作者把握住了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具体的事例,来敞露彼此截然相反的思想。小说泼以细致的笔墨,写老通宝凡是不相信的迹象,后来都成了他亲见的实情,凡是所寄存的希望,后来都化为他伤心的泡影。老通宝早就耳闻茧厂不能开门的消息,但他“不肯相信”,到春蚕大忙一过, “果然大门紧闭”。他不是没有看到“塘路”边的茧厂到该是摆开柜台的时候还没有挂起“一排乌亮亮的大秤”,但“他不相信”,自以为“上好的茧子”怎会“没有人要”,到收了茧子,真的“没有人要”了。 “阿多抱怨老头子打错了主意”,责怪他不“早依了我的话”弄成了现在的僵局。作者匠心独运,抓住老通宝不相信事实,不相信别人,只相信“他活了六十岁”的经验,只相信自己这种落后古板的个性,铺衍出养蚕的情节。从养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全村在整个养蚕过程中所弥漫的火热气氛和忙碌景象,在春蚕熟收时所充满了的欢声笑语,在茧子卖不脱手时所迸发出的忧愤情绪。而在整个的“大紧张,大决心,大奋斗,同时又是大希望”中,占据了全村人身心的也只不过是有了“一堆堆雪白的洋钱”,就可以到当铺里赎回“夹衣和夏衣”,兴许过端阳节,还能够“吃一条黄鱼”,就是老通宝也并没有过高的奢望,然而穷困的农民连这最起码的生活要求都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小说透过这些形象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腐败,特别是在小说情节的忽起忽落中,将农民的忽悲忽喜描画得目迷神乱,令人信服地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显豁他们的勤劳、善良而又滞钝、麻木的性格。这性格集中地表现在老通宝身上,有很大的代表性。老通宝把养蚕看得神圣不可侵犯,有着数不尽的信条和禁忌,求神拜忏,磕头卜算,以图吉利,而多多头对这些莫明奇妙的一套,暗中觉得好笑。多多头虽是照样投入了春蚕大搏战,但只是把劳动看作为“一种快活”,并非象老通宝在紧张中交织着希望,表现了这个青年人的壮健、乐观。小说插叙了多多头和荷花的说笑,和六宝的调情,表现了这个青年人的活泼不羁。多多头是作为老通宝思想保守、愚味的对立面人物出现在作品中的。写月夜放走潜来偷蚕,恶意要冲克老通宝家的蚕宝宝的荷花,也是为了表现多多头对全村人(尤其是老通宝)把荷花当“白虎星”,把生活中的某种不幸迁咎于她的做法的反感。事实上,荷花这样做了,并没有出现蚕宝宝的败相。小说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多多头的敢作敢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批判了老通宝他们的陈腐观念。这样将插叙有机地揉合在直叙之中,不独增添了情节的跌宕起伏,而且对比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状貌,在描述情节中刻划人物,在刻划人物中表达主题,有深刻的内容,亦有形象的画幅。
        其次,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能够做到生动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春蚕》、《秋收》和《残冬》这一组短篇小说,语言的功底很深,不愧出自大家手笔。作者有时以爆破式的人物对话,来显示人物的爽朗豪放,《秋收》中写多多头以村子里的领袖姿态,带领农民们到镇上“吃大户、抢米囤”,遭到老通宝“畜牲!杀头胚!”的怒骂,并以“杀头”相威胁,但他的回答却是: “杀头是一个死,没有饭吃也是一个死!去罢!阿四呢?还有阿嫂?一伙儿全去!”这些火花直冒的一字一句,闪耀着坚决走上反抗道路的思想光辉。《残冬》中写多多头主张不要种田,到外头混饭吃,建议把小宝寄在其外公身边,阿四不同意,说: “不行,不行!我不放心!唉,唉,象个什么!一家人七零八落!一份人家拆散,不行的!……”他一听放泼地冲着哥哥嚷叫起来: “哼,哼,乱世年成,饿死的人家成千上万,拆散算得什么?这年头饿死一个人好比一条狗,拆散一下算得什么?”这些吐之于心底的话,是对阿四的规劝,是对社会动荡的怒吼,是对旧中国的控诉,是对命运的反抗和呐喊,表现了他的大胆勇敢,果断坚决!作者有时以动态式的细腻描写,来毕现人物的复杂心理,《春蚕》中写四大娘“窝种”时惊喜交加:
        夜间,她抱着那三张布子到被窝里,把阿四赶去和多多头做一床。
        那布子上密密麻麻的蚕子儿贴着肉,怪痒痒的;四大娘很快活,又有点儿害怕,她第一次怀孕时胎儿在肚子里动,她也是那半喜半惊的!
        这位养蚕妇女有亲历怀孕的实感,所以才有此刻这种“窝种”的触觉,真是写得轻俏活脱,出神入化!再如写到老通宝和阿四侍候“宝宝”上山时心潮涨落:
        他们听得山棚上有些屑屑索索的细声音,他们就忍不住想笑,过一会儿又不听得了,他们的心就重甸甸地往下沉了。这样地,心是焦灼着,却不敢向山棚上望。偶或他们仰着的脸上淋到了一滴蚕尿了,虽然觉得有些难过,他们心里却快活;他们巴不得多淋一些。
        老通宝和阿四父子,一会儿喜于眉目神气之间,一会儿忧于形容心底之中,时而为“宝宝”上山的健旺欢悦,时而为突然地中断声响发愁,这种热望蚕花熟的迫切心情,写得非常逼真,十分精彩!作者有时以叙议式的情况概述,来点破问题的实质所在,《秋收》中写田里的泥土干旱得裂缝,农民们到镇上租了“洋水车”来引水灌溉:
        突然,那船上的机器发喘似的叫起来。接着,咕的一声,第一口水从软管子里吐出来了,于是就汩汩汩地直泻,一点也不为难。村里人看着,嚷着,笑着,忘记了这水是要花钱的。
        农民看到旱田喝了水,就象自己饿着的肚子填进了饭食一样,抑制不住地欢腾雀跃;而“水”是“花钱”买来的,“钱”又凝结着农民的血汗,作者在这里以末句描出了种田的艰难和农民的悲苦,言简意赅,一言中的!
        “农村三部曲”,从某一个角度讲,也展现了三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业绩。《春蚕》、《秋收》和《残冬》,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了定评的好作品,今天我们重新读它,还是感到有着久久不衰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