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疯人院的花园里遇到了一个青年,面容苍白、秀丽, 可又充满诧异的神色。
        我坐在长凳上他的身边, 我开口道:“你为什么在这 儿?”
        他惊讶地瞧着我, 然后说道:“这是个不礼貌的问题,不过我还是要回答你。我的父亲要我成为同他一模一样的人,我叔父也指望我同他一个模样。我的母亲但愿我活象她那大名鼎鼎的父亲。我的姐姐以为她那航海的丈夫是个十全十美的榜样,要我亦步亦趋地学他。我的哥哥认为我应该象他一样当个运动员。
        “我的老师们亦复如此,要我成为哲学博士、 音乐大师和逻辑学家,他们也都是坚决的。每个人都只要我成为他的尊容在镜子里的反映。
        “所以我就到这个地方来了。我觉得这儿疯人院倒比较神志清醒。至少,我可以成为我自己。”
        于是那青年突然向我转过脸来, 问道:“可是请你告诉我,难道你也是被教育和善意的忠告赶到疯人院来的吗?”
        我回答道:“不, 我是个访问者。”
        那青年便说:“噢,有的人就住在疯人院里墙壁那一边,原来你就是其中之一啊。”

        ——纪伯伦《流浪者》(同上)

        文学史上不乏以疯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如果戈理和鲁迅同以《狂人日记》为题的短篇小说)。纪伯伦的这则寓言立意新颖, 以一个自愿进入疯人院的青年的自白,集中批判了扼杀个性、违背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教育观点, 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解放个性、发展自我的进步要求。
        寓言基本上是青年对访问者的回答,很少姿态、行动描写,可是“疯子”的形象却相当鲜明,这是因为青年那一席话激昂悲愤,感情色彩强烈,有力地表现了一个渴望冲决精神罗网的年轻人宁折不弯的神情风貌。
        父母、兄姐和老师都疼爱这个青年,对他寄予厚望。可是,他们的爱畸形地发展为自私的固执,他们把殷切的期望变为说一不二的命令。这样,教育就成了统治,而“善意的忠告”也就变成了束缚孩子身心的绳索。青年人本应在大自然和社会中自由自在地发展个性、充实自己,应当被允许(哪怕仅仅是尝试) 自行选择对他最合适的道路、从事最能发挥他的才智的职业。寓言中的青年无法摆脱过于“关心”他的人们为他制作的一副副镣铐, 找不到争取解放的光明之路, 只好躲到疯人院里维护他的清醒神志, 保持独立的自我。这是多么悲惨的归宿!
        《疯子》的写作并非偶然。 早在1923年发表的散文诗作《先知》中,作者便表述过类似的观点。他应邀给人们谈如何对待孩子时说:“你们可以给他们以爱,却不可给他们以思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又说:“你们可以努力去模仿他们,却不能使他们象你们,因为生命是不倒行的,也不与昨日一同停留。”这些话也许有绝对化之嫌,但这种倡导青年一代自由发展个性,反对奴隶式、翻印式教育的主张,在总体上显然是充满生气、具有进步意义的。
        作者在《疯子》中表达的忧愤不是无的放矢。寓言集《流浪者》写于诗人晚年,当时他身在纽约,却时时心系天边外苦难深重的祖国黎巴嫩,热望她的文学、教育和整个文化都能从千百年因循守旧的习气中解脱出来,开创生机勃勃的新局面,以适应新一代人民的自由意志,推进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
        今天我们欣赏《疯子》,不但可以感受纪伯伦忧民忧国的高尚情操,也可以从作者的教育观获取教益。我们有些父母、一心望子成龙,有些教师盼生成才,可他们不是科学地引导青少年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学知识、长见识,而是从幼儿园到大学,老是把孩子牵着走、抱着走,不尊重孩子个性,剥夺受教育者的自主权利。我们仅仅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之风不足以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同时深挖封建伦理观念在教育思想中的残根余孽,才能收标本并治之效。否则,在我们的青少年中,难保不会出现纪伯伦笔下这样的“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