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一个大树林子里, 有一群猴子。 到了冬天的时候,它们冻得够受的。在夜色降临的时候, 它们看到一个萤火虫。看到这个以后, 它们都想“这是火”,于是就努力把它逮住, 用干草和干树叶子把它盖起来,都把自己的胳臂、 胁、 胸膛伸到上面, 又抓又搔, 仿佛真正享受到了烤火的快乐似的。有一只猴子,冻得特别难受, 它更是全神贯注地来烤火, 不住地对着萤火虫吹了又吹。这时有一只鸟,名叫苏质牟吉,从树上飞下来;命运注定了它要遭到杀身之祸, 它对那个猴子说道:“亲爱的! 不要自寻苦恼了! 这并不是火, 而是一个萤火虫。”猴子根本不听它的话, 照样吹下去。它虽然一再受到拒绝, 但是它仍然唠叨不休。简单一点说吧, 它飞到猴子耳朵旁边,用力地去激怒它, 一直到猴子把它捉住, 往石头上一摔, 它就带着摔断了的嘴、 眼、 头和脖子, 到阴间去了。

        ——《五卷书》(季羡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这篇寓言写了两个悲剧:猴子的悲剧和鸟的悲剧。猴子的悲剧是愚蠢自欺,不听忠言。鸟的悲剧是进言不看对象。
        这篇寓言原来的寓意是:不要硬去教导那些不可教导的人,否则,不会有什么好处。这只鸟不看对象,而且方式方法也不对头,它不仅“唠叨不休”, 甚至“飞到猴子耳朵旁边,用力去激怒它”。 因此, 它被猴子摔死, 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 鸟又是值得赞美的, 因为它敢于说真话。作家巴金从自己痛苦的经验中得出了一条结论:“说真话并不容易,不说假话更加困难。”(《真话集》)这是因为说假话容易讨好对方,而说真话——特别是逆耳忠言——可能要付出代价;有时,甚至是惨重的代价。鲁迅在其寓言《立论》(《野草》)中,艺术地概括了这种常见的社会现象。一家人家生了个男孩,客人们来祝贺。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于是他收回几句恭维。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作者感叹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可以设想,如果鸟对猴子讲假话,说它们烤的火如何如何使人暖和,猴子绝不会生气,或许还会邀它一起来烤“火”呢!然而鸟勇敢地说了真话,尽管它为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真话毕竟是真话,萤火虫不会因为讲真话的死了而变成火。在这个意义上,鸟又是胜利者。讲真话者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是人类中的脊梁。
        作者善于通过典型细节来刻划艺术形象。一个细节是,猴子逮住萤火虫后,“把自己的胳臂、胁、肚子、胸膛伸到上面, 又抓又搔,仿佛真正享受到了烤火的快乐似的。”这个细节使猴子自我欺骗的蠢态神情毕现;另一个细节是,有只猴子“更是全神贯注地来烤火,不住地对着萤火虫吹了又吹。”这个细节既真实而又诙谐,而猴子的愚不可及也就“吹”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