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某再拜启： 山川穷绝，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于州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爱其山势回抱，构小亭于泉侧。又理其傍为教场，时集州兵弓手，阅其习射，以警饥年之盗。间亦与郡官宴集于其中。方惜此幽致，思得佳木美草植之，忽辱宠示芍药十种，岂胜欣荷!

山民虽陋，亦喜遨游。自此得与郡人共乐，实出厚赐也。愧刻!愧刻!

在《欧阳修全集》中，写给师友、同僚、亲戚的书信作品，占了不小的比例，计有十卷。其中写给两个人的信辑入最多，一是好友梅尧臣。收四十六首。另一个就是韩忠献公，收四十五首。其余的，除给刘原父二十八首外，都不过三、五首，十几首左右。由此可见，欧阳修与韩忠献公的过从亲密之甚。

韩忠献公 (1008—1075) 名琦，字稚圭，号赣叟。忠献是他的谥号。相州安阳 (今河南安阳市) 人，天圣二年进士。仁宗宝元三年 (1040)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抗击西夏的侵扰。庆历三年 (1043) 与范仲淹同为枢密副使，这一年曾上书“清政本、念边事、擢贤才”等七事，与范仲淹的十条上书相呼应，成为新政推行之始。庆历四年，新政遭到激烈反对，朋党专权之论骤起。庆历五年二月，杜衍、富弼、范仲淹等被罢黜。三月韩琦上书为富弼等辩诬，毫无结果，于是自请外出，被贬知扬州。韩琦方罢。同在三月，欧阳修慨然上书《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指出杜衍等没有可罢之罪，因此引起新政反对者的嫉恨，制造借口，于八月被贬知淮南滁州 (今安徽滁县)，十月到任。

韩琦是新政的主持者之一，多次裁决朝廷内外的重大政事。与富弼并称一时“贤相”。任陕西安抚使时，与范仲淹一起功绩颇著。欧阳修对韩琦的人品官声，在他为韩琦写的《相州昼锦堂记》中称道不已：“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 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 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而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韩琦对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也推崇备至。在他为欧阳修写的墓志铭序中赞扬他“天资刚劲，见义敢为，襟怀洞然”，“未尝挟私以为喜怒，奖进人物，乐善不倦”，“视奸邪嫉若仇敌，直前奋击。不问权贵”。“评论他的文章“得之自然，非学所至，超然独骛，众莫能及，”“笔翰道劲，自成一家。”“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愈出，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气焰相薄，莫较高下，何其盛哉。”对欧阳修的文采更是赞不绝口，在给欧阳修的信中谈及他的文章气魄宏大“雄辞浚发，譬夫江河之决，奔腾放肆，势不可御!”二人的品性、志向可谓声气相投，难烃乎书来信往不绝于路。

欧阳修到达贬所一月以后，正是“冬序极寒”时节，写信给韩琦表示问候，信中说“瞻望盛衬，数程之近，时得通讯下执，谨因请绢人行，附此以道万一。”紧接着又通一信，对“今岁淮甸大雪，来年二麦有望”表示喜悦，此时韩琦应是在扬州贬所。谪贬之初，欧阳修就曾与友人尹洙相约，绝不做“戚戚之文”，不能有悲观失落的情绪。他也确如韩琦所说“襟怀洞然”，豁达大度。然而，庆历新政的失败毕竟给了他很大打击，那以后，他历任滁州、扬州、颍州的地方官，虽未改忧国忧民的初衷，但只把目光放在“节用以爱农”、“均财而节兵”的“宽简”政治上，慷慨激扬的文字较以前少了。无论文章、书信都流露出些许超然意绪，表达了与民同乐、休养生息的恬然情调。在滁州所作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就是抒发这种心境的典型作品。

这封《与韩忠献公》的书信是一封答谢韩琦送来芍药花的回信，写在他作《丰乐亭记》之后。此时他始号“醉翁”，年40岁。韩琦39岁。抒写的也是同样的心境。

二人同年遭贬，维扬、滁州相去不远，大概是因为书信往还频繁，彼此都十分了解的缘故吧，信中没有嘘寒问暖的客套，也没有谪贬之初对韩琦“惟愿为国自重”的慰勉，只是告诉朋友在州城西南丰山幽谷中发现泉水的一点生活感受，并对朋友送花深表谢意。

书信先写得泉于幽谷，构亭于泉侧。次写理教场于亭畔，以警盗起于饥年。再写幽致而无佳木美草之憾，得芍药十种之喜。最后写与郡人遨游之乐。通篇仅一百五、六十字，从头至尾，一气呵成。言为心之声，作者那种畅达的心绪，在如泉出幽谷一般的行文中自然流露出来。潺潺涓涓，叮咚悦耳。如泉畔清风，未及品味，便使身心在清风中溶化飘飏起来。那种处幽谷、听泉鸣，飘然无我的快感沁入心头，爽然，快哉!

未写得泉之乐，先说缺水之苦。“山川穷绝，比乏水泉”。普遍的缺水，“偶得一泉”自然喜出望外。“偶”字道出欣喜之情。据宋吕元中《滁州志》所记，此泉得来确属偶然。庆历六年，欧阳修先得醉翁亭处的醴泉。一天，在官署与同僚聚会，有人献上新茶，欧阳修即命下属去取醴泉之水烹茶。下属的仆人恐怕迟误不及，“遽酌它泉以进”，欧阳修得知此非醴泉之水时，“穷问之，乃得它泉于幽谷山下”。得泉之喜，在他的另外几篇作品中都有记载。《幽谷泉》诗，记他勘察之行：“踏石弄清流，寻源入幽谷。泉傍野人家，四面深篁竹。溉稻满春畴，鸣渠绕茅屋。生长饮甘泉，荫泉栽美木。潺潺无春冬，日夜响山曲……”竹林茅舍，幽谷春畴。大自然生机勃发，“野人家”安谧自适。因爱其“山势回抱，构小亭于泉侧”。吕元中记欧阳修“博学多识而又好奇，既得是泉，乃作亭以临泉上，名之曰丰乐。”作者爱此泉“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丰乐亭记》)。得山水之乐于其中，却未忘勤劳政务于身外。在亭旁理教场，集兵弓手，“阅其习射”以防饥荒之年盗贼蜂起。也常与同僚“宴集于其中”。真是贬于斯而乐于斯了。

山耸、谷幽、泉甘、人乐。正“惜此幽致”，希望得到“佳木美草”的时候，可巧意外地得到韩琦送来的芍药，真可谓锦上添花，天遂人愿，致使欧阳修不胜感激之至。于感激之外，作者希望韩琦与自己一起分享这份“山川穷绝”处的欢乐。他认为“自此得与郡人共乐”，实在是出于韩琦的“厚赐”。其实，韩琦的“厚赐”当然不只是区区“芍药十种”，而是多年来政治上、文学上同道所结成的深厚友谊与诚挚的理解。二人的友谊几十年未变，至死犹笃。

读罢此信，不禁令人为他们之间患难失意中的友谊所感动，似闻到带露的芍药散发出的缕缕幽香。欧阳修在庆历七年给梅尧臣的一封信中谈及在滁州的感受说：“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小邦为政期年，粗若有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相信他确实乐观地面对现实，并能与民同乐，勤劳政务，但是，早年写《与高司谏书》时那种激昂、悍猛之气消失了，被自号醉翁的闲适情绪所代替，这不能不说是作者性格中的遗憾。他真的就满足于山水之乐、琴酒之欢，为政粗成吗?在《题滁州醉翁亭》“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言……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酲然”的诗句中，流露出他压抑难平的心情。

书信体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语言质朴，直书胸臆，情真意切，酣畅淋漓。一口气读罢此信之后，静下心来，在作者拈髯颔首的微笑中，似乎感到几分苦涩。于是一股淡淡的哀愁如云翳般从心头飘过。40岁的醉翁，纵有岩风吹来，犹酲然未醒，与韩琦自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读者也加深了对滁州丰乐亭畔的醉翁内心的理解。在“愧刻、愧刻”的答谢中，似听到他信中的弦外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