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夏六月，暑雨既止，欧阳子坐于树间，仰视天与月星行度，见星有殒者。夜既久，露下，闻草间蚯蚓之声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动乎其中，作《杂说》。

一

蚓食土而饮泉，其为生也，简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鸣，若号若呼，若啸若歌，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而自鸣其乐邪?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将自喜其声而鸣其类邪?岂其时至气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于是乎有感。

二

星殒于地，腥矿顽丑，化为恶石。其昭然在上而万物仰之者，精气之聚尔;及其毙也，瓦砾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蝼蚁之食尔。其贵乎万物者，亦精气也。其精气不夺于物，则蕴而为思虑，发而为事业，著而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气随其毙而灭也。可不贵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弃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厚我身。吾于是乎有感。

三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东行。日一岁而一周; 月疾于日，一月而一周; 天又疾于月，一日而一周; 星有迟有速，有逆有顺。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为谋，其动而不劳，运而不已，自古以来，未尝一刻息也。是何为哉? 夫四者，所以相须而成昼夜、四时、寒暑者也; 一刻而息，则四时不得其平，万物不得其生，盖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万世之所治，万物之所利，故曰“自强不息”，又曰“死而后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则君子之学也，其可一日而息乎! 吾于是乎有感。

杂说类似杂文杂感，或写一时感触，或记一得之见，不限一题，不拘一格，行文较为自由。唐韩愈有《杂说四首》，托物寓意，讽时述理。欧阳修这三首《杂说》也别开生面，通过感悟的方式，表达了他的人生追求。

从艺术上看，这三首短章是很有特色的。首先，它们采用了缘物起兴的方法。其一因蚯蚓之声而作; 其二从流星殒石谈起; 其三则借天道运行而展开，并都以“吾于是乎有感”收笔。

其次，笔法灵活。虽然，它们的开篇与结尾相似，但中间主要部分的写法却各不相同。其一是连篇设问。作者先用两句话概括了蚯蚓的生活习性，指出它以埃土与泉水为食，生活简陋，容易得到满足。接着，便揭示出一个矛盾现象：“然仰其穴而鸣，若号若呼，若啸若歌。”古人误认为蚯蚓能发声，《古今注》云：“蚯蚓……善长吟于地中，江东谓之歌女，或谓之鸣砌。”《尔雅翼》亦云：“蚯蚓……夏夜好鸣于草底。”韩愈有个著名的观点，认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无论风水草木之声，还是人禽鸟虫之音，“其必有不得其平者”，(《送孟东野序》) 既然蚯蚓的生活“简而易足”，那么为什么还在穴中鸣叫不停呢? 且其声响嘈杂，“若号若呼，若啸若歌”，于是引出了以下一连申的问题，如蚯蚓是否还有别的需求?是它满足于简易的生活而自鸣得意?还是怨嫌生活的艰困而自悲其不幸，或是卖弃才华而呼朋引类?也许是因节气变化而发自本能?通过一连串的疑问，构成了文章的主体。这种手法源自先秦诸子散文，庄孟皆擅此道; 屈原的《天问》也是运用设问的典型，全诗纯用一百七十多个参差错落的诘句组成，后人遂有“天问体”之称，如傅玄有《拟天问》，辛弃疾也“用‘天问体’”赋月(《木兰花慢》)，因此，从形式上看，本文也可称作“效‘天问体’”。其二则与此不同，全文由两层对比组成。先是星与人的对比。作者指出：星在天上，光明夺目，为万物所瞻仰，这是靠着精气的积聚;一旦它殒落在地，便成了腥恶秽丑的顽石，瓦砾不如;人则不同。虽然人死之后，“骨肉臭腐”，为蝼蛄、蚂蚁所食;但人的精气远远超过了万物，假若他不受物欲的蒙蔽诱惑，则能积蕴为思想，萌发成事业，撰写出文章，其精神将留芳千古，永垂不朽，而不至于象星辰的精气随着载体的殒毙而泯灭。通过第一层对比，突出人的精神追求——思想、事业、文章的可贵价值。随后，作者又推出了另一种相反的人生态度，指出有些人活着只追求名利，贪图欲望，稀里糊涂消磨时光;死后化为臭腐也就为世所弃。更可悲的是，他们居然还执迷不悟，认为人活一世，其名利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充分满足也就不虚此生了。这种人与前面说的“精气不夺于物”者构成了第二层对比。文章就在这两层对比中逐步展开，最后以“吾于是乎有感”收尾。第三首又有所不同。作者先以天道起兴，按照当时天文学的说法，指出天向西运行，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向东运行。其中，太阳在冬夏之间南北移动，以一年为一周期;月快于日，朔望亏盈，以一月为一周期;天又快于月，昼明夜暗，以一日为一周期;群星则有慢有快，相比之下，显得顺逆错行。这四种天体各自运行，相互之间似乎并无商量计议，但它们却不知疲劳，运行不止，古往今来，未尝有过一时一刻的停息。接下去，作者又进一步探讨了天体运转的内因，认为它们所以依次交相行替，是出于四季、昼夜、寒暑变化的需要;假如它们停息一刻，那么季节交替就会失去平衡，从而影响万物的生长。然后，联系到人的作用。认为人之品德高尚者，也同样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他们应当改造自然，治国治民，造福后代，利于万物。因此，《易·乾卦》曰：“君子以自强不息。”诸葛亮《出师表》亦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重任。如果说，在前一首的对比中侧重于事物之间的差异，是反转联系的结果;那么，第三首则是依据类比联想，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同点。这样，经过天道与人道的比较，以天喻人，说明君子“其任亦重矣”，然后再推出题旨：“君子之学也，其可一日而息乎?”由此可见，这三篇杂说在行文上各具姿态，充分显示灵活自由的文体特征。

第三，题旨蕴藉，启人深思。其一虽对蚯蚓之声提出一系列疑问，但并未作任何分析解释，而以“吾于是乎有感”截然止笔。作者究竟有何感想?文章并未明言，从而给读者留下回味的余地。其二虽在星与人的对比中，指出了人的精气“贵乎万物”;但在后一层对比中，究竟孰是孰非?作者并无断论，结尾也如前篇只是喟叹“吾于是乎有感”，同样给读者留下评判的余地。其三虽然明确了劝学的主题，但也未象《荀子·劝学》那样，开门见山地指出“学不可以已”，而是从旁处落笔，由天道写到人道，最后才点明“君子之学”。这就使容易流于直陈说教的短篇，变得纡回曲折，引人入胜。

第四，血脉贯通，断处皆续。清人方东树指出：“古人文法之妙，一言以蔽之曰： 语不接而意接”。(《昭味詹言》) 刘熙载亦云：“‘抛针掷线’，全靠眼光不走;‘注坡蓦涧’，全仗缰绳在手”，要在“明断”而“暗续”。(《艺概·文概》)《杂说三首》或揣蚓声，或说殒星，或论天道，“应物斯感”，随意拈来，看似互不关联。其实不然。三首之间章法严密，真有所谓“断处皆续”之妙。它们既独立成篇，同时又相互关联，同属一个艺术整体。第一首针对无病呻吟的世风，作了反面排除; 第二首从正面提出以“思虑”(修身立德)、“事业”与“文章” (创作)“三不朽”为目标，而不慕功名利欲的人生追求; 第三首则进一步提出实现目标的必然途径，即“君子之学”在于勤奋，强调“自强不息”，“死而后已”。可见，言而有序，一一说到，使各自独立的三篇文章统一为以人生理想为中心的有机整体。这些思想，也散见于作者的其它文章，但在《杂说三首》中，表现得尤为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