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师鲁，河南人，姓尹氏，讳洙^①。然天下之士识与不识皆称之曰师鲁，盖其名重当世;而世之知师鲁者，或推其文学，或高其议论，或多其才能。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

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博学强记，通知今古，长于《春秋》^②。其于人言，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乃已，不为苟止而妄随，而人亦罕能过也。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穷以死。

师鲁少举进士及第，为绛州正平县主簿^③、河南府户曹参军^④、邵武军判官^⑤，举书判拔萃^⑥，迁山南东道掌书记，知伊阳县^⑦。王文康公^⑧荐其才，召试，充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⑨。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⑩，谏官御史不肯言，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贬监郢州⁽¹¹⁾酒税，又徙唐州⁽¹²⁾。遭父丧，服除，复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县⁽¹³⁾。赵元昊⁽¹⁴⁾反，陕西用兵，大将葛怀敏⁽¹⁵⁾奏，起为经略判官。师鲁虽用怀敏辟，而尤为经略使韩公⁽¹⁶⁾所深知。其后诸将败于好水⁽¹⁷⁾，韩公降知秦州⁽¹⁸⁾，师鲁亦徙通判濠州⁽¹⁹⁾。久之，韩公奏，得通判秦州。迁知泾州⁽²⁰⁾，又知渭州⁽²¹⁾，兼泾原路经略部署⁽²²⁾。坐城水洛与边臣异议，徙知晋州⁽²³⁾，又知潞州⁽²⁴⁾。为政有惠爱，潞州人至今思之。累迁官至起居舍人、直龙图阁⁽²⁵⁾。

师鲁当天下无事时，独喜论兵，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岁，未尝不在其间。故其论议益精密，而于西事尤习其详。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之要，尽当今之利害，又欲训士兵代戍卒以减边用，为御戎长久之策，皆未及施为。而元昊臣，西兵解严，师鲁亦去而得罪矣。然则天下之称师鲁者，于其才能亦未必尽知之也。

初，师鲁在渭州，将吏有违其节度者，欲按军法斩之而不果。其后吏至京师，上书讼师鲁以公使钱贷部将，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徙监均州⁽²⁶⁾酒税。得疾、无医药，舁至南阳求医。疾革，隐几而坐，顾稚子在前，无甚怜之色;与宾客言，终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

师鲁娶张氏某县君。有兄源，字子渐，亦以文学知名，前一岁卒。师鲁凡十年间三贬官，丧其父，又丧其兄。有子四人，连丧其三。女一适人，亦卒。而其身终以贬死。一子三岁，四女未嫁，家无余资，客其丧于南阳不能归。平生故人无远迩皆往赙之，然后妻子得以其枢归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茔之次。

余与师鲁兄弟交，尝铭其父之墓矣，故不复次其世家焉。

铭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灭。

〔注〕 ①尹洙(1001—1047)：字师鲁，河南(治今河南洛阳东)人，世称河南先生。为文简古，曾与欧阳修等倡为古文。②《春秋》：古编年体史书，旧传为孔子所撰，记事起鲁隐公元年(前722)，讫哀公十四年(前481)。为儒家经典之一。③绛州：治今山西新绛。主簿：官名，知县的佐官。④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户曹参军：官名，州府属官，六曹参军之一，掌户籍、赋税等。⑤邵武军：宋太宗时分建州置军，治今福建邵武。判官：州府幕府官，掌审判案件。⑥书判拔萃：铨选科名。天圣七年(1029)所定试法，应试选人撰判词三十道，佳者赴京试判词十道，合格者予殿试，选授官职。⑦伊阳县：今河南汝阳。⑧王文康公：王曙(963—1034)，字晦叔，官至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谥文康。⑨太子中允：官名，属东宫官，随宜设置。⑩天章阁：天禧四年(1020)建，天圣八年(1030)置备皇帝顾问的侍从官待制。范公：范仲淹。饶州：治今江西波阳。(11)郢州：治今湖北钟祥。(12)唐州：治今河南唐河。(13)河南县：今河南洛阳。(14)赵元昊(1003—1048)：即李元昊，西夏国建立者。世称夏景宗。公元1032—1048年在位。对宋多次进行战争，至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与宋约和。(15)葛怀敏(?—1042)：初以父荫补官，西夏进扰，除泾原路副都总管，兼招讨、经略、安抚副使。后与西夏军战，败死。(16)韩公：韩琦(1008—1075)，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与范仲淹等共事，指挥防御西夏战事。(17)好水：好水川，在今宁夏隆德西。庆历元年(1041)二月，韩琦闻西夏谋攻渭州，遣任福等进击，夏兵佯败，宋军被引至好水川，陷伏，任福等阵亡。(18)秦州：治今陕西天水。(19)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东北。(20)泾州：治今甘肃泾川。(21)渭州：州名，治今甘肃平凉。(22)泾原路：庆历元年(1041)分陕西路置泾原路经略安抚使，治渭州。经略部署：官名，经略使下属的武官，掌军旅屯戍、攻防等事务。(23)水洛：今甘肃庄浪。晋州：治今山西临汾。(24)潞州：治今山西长治。(25)起居舍人：中书省官员，当时为寄禄官，无实职。龙图阁：咸平四年(1001)前建，景德元年(1004)置直龙图阁，以他官兼领。(26)均州：治今湖北丹江口市。

【鉴赏】

欧阳修一踏上仕途，便结识了比他大六岁的尹洙，他曾在《记旧本韩文后》中说过：“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应该说尹洙古峭凝练的文风，以及他的“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湘山野录》卷中引)的见解，对欧阳修都是很有启发的。两人志趣相投，情如兄弟，偶一小别，便生悬念。这从欧阳修的诗中可以看出：“追怀洛中俊，已动思归操。为别未期月，音尘一何杳。因书写行役，聊以为君导。”(《代书寄尹十一兄……》)因此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提笔写这篇《尹师鲁墓志铭》时，其心情之沉痛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事有意外，《墓志》写成之后，师鲁的亲属和一些朋友却大加责难：“师鲁文章不合只著一句(即‘简而有法’)道了”;“铭文不合不讲德，不辩师鲁以非罪”。这当然不是一般的意见了，所以第二年(1049)欧阳修又写了《论尹师鲁墓志》(以下称《论墓志》)一文，对《墓志》的作意、作法详细地申述一番，因此，将这两篇文章合读是非常必要的。

欧阳修在《论墓志》中说：“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这段话值得注意，因为它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欧阳修是在有意识地效法师鲁的文风，为师鲁写《墓志》(这做法的本身就含有敬慕与评价)。所以如何理解《墓志》，也就应该从“简而有法”、“简而有深意”入手。“简”不是浅显、粗疏，相反地，它要求文章以最精练的词语，最典型的题材，寄寓作者的是非褒贬之深意，而寄寓的方法，不必呼天抢地，也不必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请看：“《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论墓志》)那些对《墓志》的种种责难，正是由于不明此理，不解此法而产生的。比如《墓志》中虽然只用“简而有法”一句评论师鲁之文，但要知道“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同上)。其用意非浅，分量非轻，单看字之多少只能是“无识者”之见。再比如《墓志》中说：“至其忠义之节……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很显然，这是作者要着意强调之处。但尽管如此，人的一生，历事甚多，“不可遍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如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临死而语不及私，则平生忠义可知也;其临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论墓志》)具有如此高风亮节，祸福不动其心的人，“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区区曲辩也。今止直言所作，自然知非罪矣”(同上)。若再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像这样文学、才能、议论、忠义皆备之人，而最终“为仇人挟情论告以贬死”，其后人又如此贫病不堪，则死者之冤屈，作者之同情，自然可知，也就“不必号天叫屈，然后为师鲁称冤也。故于其铭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灭。’意谓举世无可告语，但深藏牢埋此铭，使其不朽，则后世必有知师鲁者，其语愈缓，其意愈切，诗人之义也。”(同上)其立意之深远，表现形式之选择，无不蕴含了作者对师鲁的敬仰，对黑暗现实的愤慨!

如果我们再看看欧阳修的其他文章，还会发现在他的理论中“简”不是孤立存在的。他还说过：《春秋》是“谨一言而信万世”，“及后世衰，言者自疑于不信，始繁其文”(《薛塾墓表》);“事信言文，乃能表现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可见，“简”是与“信”、与“文”相联系的，其目的在于“传”。因而作文的态度要严谨，“不虚美，不溢恶”，实事求是。诚然，师鲁确实博学强记，长于古文，对宋代古文振兴确有影响。但是，“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大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论墓志》)。很清楚，作者既不因为与师鲁有“兄弟”之交，也不因为有人说他对师鲁称赞不够，便放弃信而实的原则，去滥作虚美之词。同时，欧阳修的这篇《墓志》在“文”的方面也是颇为用力的，且不说遣词用语之精深，选材之精当(以上分析已涉及此类问题)，就是篇章结构，人物表现，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文章的开头，既不叙师鲁如何如何，也不抒己见如何如何，而是凌空著笔，总述“世人”对师鲁的知与不知，高屋建瓴，大有揽天下于笔底之势。其好处在于：第一，师鲁之幸与不幸，作者之胸襟识见，一寓其中;第二，那“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一语，不仅领起全文，并暗示了“墓志”的重心所在;第三，它表现了作者一开始就将师鲁与“世人”联系起来，也就是将人物置于社会现实中加以考察，从而把人物塑造引向正确方向。因而，文中在写师鲁才能、议论、忠义、爱民以至其结局时，无不与现实相关联。这样，既揭示了师鲁悲剧的社会根源，也透过人物命运折射出时代面貌。“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者之所以能如此理解，并满怀深情为师鲁写出这样词简意深、章法谨严的墓志，与他自己几遭排斥的经历不无关系。“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像这种深刻而辩证的判断，何尝不饱含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辛酸和悲愤呢!

如果说《墓志》，是作者撰写墓志的主张，也是他的文学主张的一次成功的实践;那么《论墓志》，则是对这一实践的意图和手法，从理论上作了具体而细致的分析。这不但有助于理解《墓志》，还可以使我们看到一个严肃的作家，在创作中是如何精心地、认真地去坚持、去实践自己的观点和理论的。不过，就《论墓志》的出现而言，读者除了感谢欧阳修，还应该向“世之无识者”致谢，因为正是他们的责难，才促成了它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