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鞅②。心空饱新得,境熟梦余想。江鸥渐驯集,蜑叟己还往③,南池绿钱生,北岭紫笋长。提壶岂解饮,好语时见广。 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莽。
        【注释】
        ① 此诗是苏轼追和陶渊明《归园田居》的次韵之作,一组共六首,这里选第二首。 诗题下作者自序:“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岩,沐浴于汤泉,晞发于悬瀑之下,浩歌而归,肩舆却行。以与客言,不觉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葱昽,竹阴萧然,荔子累累如黄实矣。有父老年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归卧既觉,闻儿子过诵陶渊明《归园田居》诗六首,乃悉次其韵。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诗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今书以寄妙总大士参寥子。”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这一组诗的写作背景。
        ② 鞅:古时套在马颈上用以负轭的皮带。
        ③ 蜑(dan):古代南方民族之一。 蜑叟,这里指此诗序言中提到的岭南老人。
        【评析】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年轻的哲宗亲政后,立即起用新党、“绍述新政”,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元祐诸臣纷纷获罪。绍圣元年,苏轼遭到赵挺之等人的弹劾,以“讥刺先朝”的罪名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南迁途中,又追改建昌军司马,再改宁远军节度副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苏轼这时已是五十九岁的高龄,垂老投荒,来到岭南,开始了他第二次的贬谪生活。
        政治上一再的沉重打击,使苏轼对统治阶级的黑暗和腐朽逐渐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对北归中原已不再抱太大的幻想;贬谪岭南的生活,又使他得以徜徉在秀丽的山水之间,与田父野老往来,得到他们许多同情和安慰。这两方面的原因,都促使苏轼的思想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他渴望自己摆脱仕途的羁绊,重返大自然的怀抱,野居田耕,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感情,与七百年前的陶渊明有了越来越多的相通之处。
        苏轼元祐七年知扬州时,曾作《和陶饮酒》二十首,是其和陶诗的开始;贬谪岭南后,他便有意识地全面和陶。到元符三年在儋州闻赦而作的《和陶始经曲阿》,总共创作了一百二十四首,终于实现了他“尽和陶诗”的愿望。其中《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则是他初到岭南时所写的、最有代表性的组诗之一。我们这里分析的,是这一组诗中的第二首。
        这首诗一开始,便写出了作者在远离朝廷、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之后,身心的无比轻松和欢悦。“穷猿既投林,疲马初卸鞅”,这两个比喻,表现出极鲜明的感情色彩。诗人对自己前半生“一七典名郡,再入翰林,两除尚书,三忝侍读”(《谢兼侍读表》)的所谓“功名事业”不仅全无留恋,反而觉得自己那时简直就像被追猎的猿猴,像负轭的疲马,忧劳惊惧、心力交瘁;而贬谪岭南,则使他感到如同穷猿返回故林、疲马卸下重负一样,终于可以长长地出一口气、可以过上自由的生活了,感到一种身心解脱的巨大欣喜。这种感情,与陶渊明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之一)的感情是一致的。但是,如果联系这两个人的不同的经历,我们就不难看出,苏轼对于仕途的险恶、官场的黑暗,显然看得更加清楚,感受也更深,因而对于重返自然也就感到更大的欣慰。
        接着,诗人写出了来到岭南的最初的印象。岭南的山水是奇美、秀丽的,春到岭南,碧绿的湖水中冒出了小小的、圆圆的荷叶,青青的山坡上钻出了尖尖的、紫色的笋芽,这景色是优美动人的。当诗人第一次面对着这秀美的山川时,他感到自己饥渴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渐渐地,江边的沙鸥与人相熟,已不再惊飞,岭南的父老(蜑叟)也与诗人有了亲切的往来,邀诗人于荔枝熟时携酒来游。这个生活环境显然是温暖而亲切的。当诗人逐渐熟悉了这个新的生活环境之后,心中不禁又产生出无数美好的遐想。这里的“心空”二字,写出了诗人“玉堂金马久流落”(《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时内心的空虚和苦闷;而一个“饱”字和一个“梦”字,则表现出他在新境遇中的惬意和对未来的憧憬。生活的热情和勇气,洋溢在这诗句的字里行间。
        正因为岭南的春色是如此之美,新的生活环境又是如此亲切,所以诗人的心中充满了欢乐和喜悦。全诗的最后四句,即抒发了他这种激动的心情。他说:我兴致勃勃地提着酒壶,可是心中兴奋,哪里还想着饮酒?美好的景色不断引发着我的灵感,使我诗兴大发、思如泉涌。但更美的还是那碧波荡漾的春江,在那里,一定有无数佳句可以寻觅,只是我的心已经沉醉,如同堕入那浩渺的春江之水中,神思摇动,不可自持了。
        结尾的“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莽”这两句诗,历来被认为是苏轼晚年的艺术高境。如陆游就曾指出:“东坡此诗(按:指熙宁六年春通判杭州任上所作《湖上夜归》)云‘清吟杂梦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谪惠州复出一联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莽’,则又加于少作一等。近世诗人老而益严,盖未有如东坡者也。”(《跋东坡诗草》,见《渭南文集》卷二十七)查慎行也认为这两句诗“句有神助”(《初白庵诗评》卷中),评价都很高。
        但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有人批评说:“‘春江有佳句’,其佳何在?将它以生动的形象、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不是更好吗?”“诗人不写出来,或者说他的感受没法表达出来……这反映了诗人对艺术的妥协和诗人之缺乏表现力”,并以此做为“苏轼晚年诗才衰退之一例”,我们觉得这种意见是不够公允的。
        首先,诗人“不写出来”,并不等于“感受没法表达出来”,这还不只是因为这是一首次韵之作,受原唱句数韵律的限制,而且是因为作者在描写“南池”、“北岭”等岭南春色时,已经采用了直接描写的方法,再写“春江”之美时,如仍用同样的手法,就有可能造成文字的平板和形式的单调。所以作者改用了侧面描写的方法,通过写春江使人心醉,来表现春江之美,遂使得文情曲折、摇曳生姿。这正反映出诗人表现力的丰富。另外,“有佳句——堕渺莽”这个构思是十分奇特的,它通过写诗人面对美丽的春江,从兴奋激动、灵感触发、诗思泉涌,到陶然心醉、神思飘忽、不可自持这样一个感受过程,表现了诗人的心灵与大自然遇合感通,直至达到物我两忘、融而为一的奇妙境界。把这个境界与“清吟杂梦寐,得句旋已忘”相比,“少作”显然仅仅达到了“得意忘言”的境界而已,与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之五)没有什么不同,而晚年之作则表现了诗人在艺术上的新的探求,确实是“加于少作一等”,而不是“诗才衰退”。总之,前人说这两句诗代表了苏轼晚年的艺术高境,诚非妄言。
        《和陶归园田居》这首诗是苏轼和陶诗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通过它,我们可以发现苏轼和陶诗的一些重要的特点。
        首先,苏轼和陶,关键在于追求一个“悟”字。这是他和陶的根本原因,也是他全部和陶诗的精神实质之所在。苏轼曾经说过:“……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引自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在苏轼看来,陶渊明虽然也曾“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园田居》五首之一),但他在黑暗的政治现实面前,终于觉悟,能够毅然辞官,拂袖而去;而不是委顺干禄、自寻烦恼。这使得“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的苏轼确实敬慕不已。“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和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苏轼所“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引自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的,也正是这个“悟”字。
        正因为如此,苏轼在此诗中谈到自己被贬岭南的境遇时,不仅毫无悲戚,反而表现出对于远离政治黑暗、身心得以解脱的由衷庆幸和巨大欣喜。在描写岭南春色时,诗人更是充满激情地去美化周围的一切,创造出一个优美亲切、令人心醉神迷的理想化的境界。像这些地方,都显示出诗人对社会、对人生的一种“悟”性。在这种悟性中,虽然也包含着随缘委命、自然迁化、返朴归真等思想因素,但我们更突出地看到的,却是苏轼洁身自好、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卓然品节,和他在残酷的打击迫害之下,坚定不屈、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这是不能用“消极”、“虚无”几个字,简单地加以否定的。
        苏轼和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努力追求陶诗的古朴平淡之风。我们看此诗的风格,确实与诗人杭密徐湖时期那种纵笔快意、汪洋恣肆、俳谐怒骂、奇气纵横、隶事用典、以文为诗的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不用典故,不假雕饰,没有华丽的词藻,感情朴实真挚,格调清新明快,画面宁静悠远。像“南池绿钱生,北岭紫笋长”这样的句子,造语极其平淡,仿佛毫不经意,自在流出。这些,都反映出诗人在风格上的新的追求。然而,这种“平淡”,并不是梅尧臣那种“淡得往往没有味”(钱钟书《宋诗选注》)之“淡”,而是一种炉火纯青、自然入妙的境界。苏轼在《与侄书》中曾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可见苏轼晚年和陶诗中所追求的“平淡”,乃是“绚烂之极”的表现。清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中曾说过:“盖根底深厚,性情真挚,理愈积而愈精,气弥炼而弥粹。酝酿之熟,火色俱融;涵美之纯,痕迹迸化。天机洋溢,意趣活泼,诚中形外,有触即发,自在流出,毫不费力。故能兴象玲珑,气体超妙,高浑古淡,妙合自然。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也。”用这段话来解释苏轼的“平淡”,应当说是再恰当不过了。纪昀说此诗“淡宕竟佳好”(《纪评苏诗》卷三十九),正是指出了此诗与陶诗相同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引自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的艺术特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苏轼和陶,虽然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重要的相似之处,但只不过求总的风貌与陶相近而已,并不是每一首诗都“置之陶集,几不可辨”(纪昀评《和陶贫士》之二语),更不是句句逼真渊明。比如此诗中的“心空饱新得,境熟梦余想”一联,纪昀就曾指出“二句乃似昌黎”(《纪评苏诗》卷三十九);结尾的“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莽”二句,纪昀更特别指出:“此种是东坡独造”(同上)。可见苏轼在次韵和陶时,并没有亦步亦趋、“双钩填廓”式地摹仿前人,而是始终保持了自己独立的艺术个性和艺术追求。正因为如此,元好问认为:“东坡和陶,气象只是东坡”(《跋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后》);纪昀指出:苏轼“敛才就陶,而时时自露本色”(《纪评苏诗》);王文诰也曾指出:“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至于其诗,极有区别”(《苏诗编注集成》)。这些论述,都说明苏轼和陶诗的艺术成就,不但在于它的肖陶之处,而尤其在于它的坚持本色,在于它显示了一个活脱脱的东坡!这是我们阅读苏轼的和陶诗时,需要随处加以留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