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一置飞尘灰①,五里一堠兵火催②,颠坑仆谷相枕藉③,知是荔枝龙眼来④。飞车跨山鹘横海⑤,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⑥,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⑦, 天宝岁贡取之涪⑧,至今欲食林甫肉⑨,无人举觞酹伯游⑩。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11),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12)。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13),前丁后蔡相笼加(14),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15)。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16)!洛阳相君忠孝家(17),可怜亦进姚黄花(18)!
        【注释】
        ① 置:古代的驿站。《风俗通》:“汉改邮为置。”飞尘灰:一作“飞尘埃”。
        ② 堠(hou):古代驿路上记里程的土堆。唐时以五里为单堠,十里为双堠。这里堠亦指驿站。
        ③ 颠坑仆谷:写运送荔枝的人马倒毙的惨状。颠、仆均为倒下义。相枕藉:形容尸体交叠堆积。
        ④ 龙眼:即桂圆。
        ⑤ 鹘横海:喻车行之速,如同鹰隼飞越大海那样快。
        ⑥ 美人:指杨贵妃。《新唐书·杨贵妃传》:“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破颜:开颜而笑。
        ⑦ 永元:东汉和帝刘肇年号(公元89—104)。 交州:汉时交州,包括今广东、广西大部及越南的一部分。
        ⑧ 天宝: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公元742—755)。 涪(fu)州:今四川涪陵。这里泛指巴蜀。
        ⑨ 林甫:李林甫,唐玄宗的宰相,历史上有名的“口蜜腹剑”的奸臣。因向玄宗和杨贵妃献媚取宠而使百姓遭殃,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⑩ 此句下作者自注:“汉永元中,交州进荔枝、龙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死亡,罹猛兽毒虫之害者无数。唐羌字伯游,为临武长,上书言状,和帝罢之。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枝自子午谷路进入。”觞(shang):古代酒器。 酹:洒酒于地以表示祭奠。
        (11)尤物:非常美好的、珍异的东西。这里指荔枝,以及下面提到的茶叶、牡丹等。 疮痏(wei):即疮痍,犹言祸害。
        (12)上瑞:最为吉祥的征兆。
        (13)武夷:指福建武夷山一带,是我国著名的产茶区。 粟粒芽:初春芽茶,叶小而嫩,是武夷山所产茶之极品,最为名贵。
        (14)此句下作者注:“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耶?’”丁:指丁谓,宋真宗的宰相,封晋国公,以谄媚著称。 蔡:指蔡襄,字君谟,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官至端明殿学士,知制诰。 笼加:指将茶叶笼装加封,以向朝廷进贡。
        (15)此句下作者注:“今年闽中监司乞进斗茶,许之。” 斗品:参加“斗茶”的上品茶叶。宋代有“斗茶”的风俗,各以名品相斗,称为“茗战”。 官茶:进贡的茶叶。
        (16)致养口体:满足皇帝的口体之欲。《孟子·离娄上》论事亲应轻“养口体”,重“养志”。这里借用其言以讽。
        (17)洛阳相君:指钱惟演。吴越王钱俶的儿子,宋初曾以使相身分留守西京洛阳,故称相君。 钱俶对宋不战而降,宋太宗说他“以忠孝而保社稷”,卒谥“忠懿”,故云“忠孝家”。
        (18)此句下作者自注:“洛阳贡花,自钱惟演始。” 可怜: 可叹。 姚黄:牡丹中的珍品,初由民间姚氏栽培而成,开黄色大花,故名。钱惟演曾说:“人谓牡丹为花王,今姚黄真为花王,而魏紫乃后也。”
        【评析】
        苏轼一生,屡因文字得罪,贬惠州后,“子由及诸相识皆有书,痛戒作诗。”苏轼也深感“其言切甚,不可不遵”(《与程正辅提刑》)。但是,作为一个关心国事、关心人民疾苦的正直的诗人,他却始终没有停缀过诗笔。在惠州期间,他写下了不少诗文,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便是他绍圣二年所作的《荔枝叹》。
        苏轼初到岭南,得食荔枝,叹为“尤物”。他联想到历史上的统治者贪图享乐,为吃到鲜荔枝而不顾人民死活、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事实,又进一步联想到本朝统治者奢侈淫逸的腐化生活,有感而发,写下了《荔枝叹》这首不朽的史诗。他在这首诗中,把对历史的批判和对现实的批判联系起来,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相当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某些罪恶的本质。全诗共二十四句,前后十二句各为一段。从对象上看,前段为揭露汉唐,后段则直斥本朝;从内容上看,前段围绕进贡荔枝一事,后段则扩大到一切害民的“尤物”;从形式上看,前段以叙述为主,后段则较多议论。
        让我们先来看此诗的前段。
        开头八句,描绘出一幅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这是汉、唐的统治者们急如星火、运送荔枝进京的情景:千里之途上,尘土飞扬;路边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密设驿站;运荔枝的驿车换人换马, 日夜兼程地飞奔。由于官兵逼催甚急,不少人马沿途倒毙,尸骨狼籍,填满沟壑。驿车风驰电掣地翻过山岭,犹如鹰隼飞越大海那样迅速;当荔枝运抵京城时,枝叶上风露犹存,还像刚刚采摘下的一样新鲜。为了博得宫中美人开颜一笑,统治者不惜惊尘溅血,酿成巨大的灾难,以致千载之下,人们仍觉触目惊心。这八句诗,以客观叙述的方式,真实地写出了汉唐统治者穷奢极欲、纵情享乐的生活,和劳动人民为此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笔墨酣畅淋漓,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和残暴。
        晚唐诗人杜牧在《过华清宫绝句》中,曾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样的句子,表现了与此诗相同的主题。但两诗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杜诗对下层人民的痛苦并未触及,而苏诗却着意将统治者的纵情享乐与人民的悲惨命运进行了鲜明的对照,使得揭露更加深刻,同时也显示出诗人更为强烈的愤激之情。
        接下来的四句,是对以上八句内容的总结。作者沉重地叹息说:东汉和帝永元年间进贡的荔枝,来自遥远的岭南交州;而唐玄宗天宝年间岁贡的荔枝,则是来自四川的涪州。千百年过去了,人们至今谈论起这荒唐的往事,都切齿痛恨那个阿谀谄媚、对进贡荔枝不加谏阻的奸相李林甫,恨不得吃他的肉;可是,那个勇敢地向汉和帝上书劝阻,使和帝罢荔枝贡的临武县令唐羌,却反被人们忘记,没有人来纪念他了,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在这里,作者寄托了很深的感慨,他实际上是说,人们虽然都痛恨暴政,但像唐羌那样,敢于挺身而出、反对暴政的人却太少了。那么今天,谁能够继承唐羌的精神,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呢?从此诗的下段我们知道,这个人正是诗人自己!
        “我愿”以下四句,喊出了诗人——也代表千千万万百姓——发自内心的呼声:希望上天怜悯黎民百姓,不要生出那些珍异的物品,给人民带来祸害;只要风调雨顺,百谷丰登、民无饥寒,就是国家最大的吉祥了。这四句诗中,“我愿”句承上,表明诗人以唐羌的继承者自任的态度;“莫生”句是沉痛愤激之辞,起到暗引下文的作用;“雨顺”二句,表达了作者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语言质朴而真诚。纪昀曾说此“二句凡猥,宜从集本删之”(《纪评苏诗》卷三十九)。王文诰驳斥说:“……题既曰叹,自应落到此二句。”(《苏诗编注集成》卷三十九)王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
        “君不见”以下,是全诗最后的八句,这是此诗中的奇笔。作者跳出了“荔枝”这个题目的范围,批判的锋芒直指本朝的最高统治者及权贵们,揭露的内容也由荔枝扩大到一切害民的“尤物”。
        作者毫不隐讳地抨击了本朝的“名臣”丁谓、蔡襄等人。丁谓是真宗朝宰相,封晋国公;蔡襄在仁宗时做到端明殿学士、知制诰。然而作者说,就是这两个人,曾先后进贡福建武夷山小龙团茶。今年,闽中监司又奏请进贡参加“斗茶”的上品佳茗,而哲宗居然也就“许之”了!这些人为了取得皇帝的宠幸,争着想出新花样来阿谀奉迎君主,这是多么无耻的行径!作者愤怒地说:难道当今皇上所缺少的,就是这些只供口腹之欢的东西吗?要真是那样,做皇帝的只知道在吃喝上下功夫,那又是何等的可鄙!还有那个出身“忠孝”之家的洛阳留守钱惟演,竟然也向仁宗贡来名贵的姚黄牡丹,,开洛阳置驿贡花的先例,则社会的风气,真是可想而知了!
        这一大段诗,历举了现实生活中大量“尤物”害民的事实,抨击了穷奢极欲的帝王和那些逢君之恶的佞臣;揭露了以天下奉一人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极大地深化了全诗的主题;行文纵笔快意,指顾怒骂、略无顾忌,显示了诗人惊人的勇气和胆略。汪师韩说:“‘君不见’一段,百端交集,一篇之奇横在此。诗本为荔枝发叹,忽说到茶,又说到牡丹,其胸中郁勃有不可以已者。惟不可以已而言,斯至言至文也。”(《苏诗选评笺释》卷六)查慎行则进一步指出:“耳闻目见,无不供我挥霍者。乐天讽喻诸作,不过就题还题,哪得如许开拓!”(《初白庵诗评》卷中)都相当准确地概括了此段的意义。
        《荔枝叹》这首诗到这里便结束了。掩卷之后,我们有哪些突出的感受呢?
        首先,我们觉得此诗是十分深刻的。作者在诗中所接触的问题,如帝王的骄奢淫逸、佞臣的献媚取宠,为一人的耳目口体之欲而不顾天下人的死活等等,在封建社会中都是古今皆同的现象。所以作者并不像以往的讽喻诗那样,“以题还题”,仅限于写出进贡荔枝一事来“借古讽今”,而是把对历史的批判和对现实的揭露联系起来,概括了古往今来众多的历史事实,揭示出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的、普遍的现象,这就比较深刻地揭露了事物的本质。
        我们在这首诗中,还深切地感受到了作者那种忧国忧民而不能自已的炽热的情怀。当时,作者是以罪人之身贬逐岭南;而对元祐诸臣的迫害,正在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却无所畏惧、敢怒敢骂,不仅对本朝人指名道姓地加以抨击,而且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皇帝,这种政治上的勇气和大无畏的精神,归根结底,应当说来自他深厚的民本思想。
        苏轼曾经指出:“民者天下之本”(《策别二十一》),“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御试制科策》)。他认为君主依赖庶民而存在,庶民执君主存亡之权:“内之可畏者天子民也……内之民执其存亡之权”(《策断二十三》),因此他认为,天子必须“结于民心者甚厚”(同上),“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上神宗皇帝书》),他坚决反对统治者“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谏买浙灯状》)……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使苏轼能够不顾个人的安危,在事关天下苍生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为民请命。这也正是此诗写得浩气如虹、肝胆照人的根本原因。
        此诗笔势腾挪、章法变化、跌宕起伏、波澜壮阔,颇得老杜沉郁顿挫的精神;其忧国忧民的赤诚、写人民灾难时的沉痛,更与杜诗如出一辙。纪昀说此诗“貌不袭杜,而神似之,出没开合,纯乎杜法。”(《纪评苏诗》卷三十九)意见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