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治兵语录
[原文](节选)
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则兵不悦服;不勤,则营务钜细皆废弛不治; 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小,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嬴弱者,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兵,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数月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叟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带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以上曾语)
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天下强兵在将,上将之道,严明果断,以浩气举事,一片肫诚。其次者,刚而无虚,朴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义。要未可误于矜骄虚浮之辈,使得以巧饰取容,真意不存,则成败利钝之间,顾忌太多,而趋避愈熟,必至败乃公事。
将材难得,上驷之选,未易猝求,但得朴勇之士,相与讲明大义,不为虚矫之气、夸大之词所中伤,而缓急即云可恃。
兵易募而将难求,求勇敢之将易,而求廉正之将难。盖勇敢倡先是将帅本分;而廉隅正直,则粮饷不欺,赏罚不滥,乃可团结士心,历久常胜。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专尚驯谨之人,则久而必惰;专求悍鸷之士,则久而必骄;兵事毕竟归于豪杰之流,气不盛者,遇事而先慑,而目先逃,而心先摇。平时一一禀承,奉命惟谨,临大难而中无主,其识力既钝,其胆力必减,固可忧之大矣。(以上胡语)
右论将材之“体”
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忧,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
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是第一要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要义。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虽多,调度虽善,有效有不效,尽人事以听天已而!
璞山之志,久不乐为君用,且观其过自矜许,亦似宜于剿土匪而不宜于当大敌。
拣选将材,必求智略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二者兼全,乃为上选。(以上曾语)
李忠武公续宾,统兵钜万,号令严肃,秋毫无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官民,无不争思倚重。其临阵安闲肃穆,厚重强固。凡遇事之难为,而他人所畏怯者,无不毅然引为己任。其驻营处所,百姓欢忭,耕种不辍,万幕无辍,一尘不惊。非其法令之足以禁制诸军,实其明足以察情伪。
一本至诚,勇冠三军,屡救弁兵于危难。处事接人,平和正直,不矜不伐。乌将军兰泰,遇兵甚厚,雨不张盖,谓众兵均无盖也; 囊内无余钱,得饷尽以尝兵。
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材不外智勇二字,有正无奇,迂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智多勇少,实力难言,勇多智少,大事难成。而其要以得人为主。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设五百人之营,无一谋略之士,英达之材,必不能成军; 千人之营无一英达谋略之士,亦不成军。
统将须坐定,能勇敢不算本领外,必须智勇足人知兵,器识足以服众,乃可胜任。总须智勇二字相兼,有智无勇,能说而不能行,有勇无智则兵弱而败,兵强亦败。不明方略,不知布阵,不能审势,不能审机,即千万人终必败也。
贪功者决非大器。
为小将须立功以争胜,为大将戒贪小功而误大局。(以上胡语)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洁。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以上曾语)
下论将材之“用”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所同唱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相背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烂然,泽被海内。按其功事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苟曾胡之良心血性而无异于常人也,充其所至,不过为一显官,否则亦不过薄有时誉之著书家,随风尘以殄瘁已耳,复可能崛起行间,削平大难,建不世之伟绩也哉? (以上松坡评语)
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 人材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词,初非预定之品。要以衡材不拘一格,论事不可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失数罟以失钜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蒙而可勉。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其一,而可得其余。大抵人材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犹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呈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惟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材,窃愿师之。(以上曾语)
一将岂能独理,则协助之文员武弁在所必需。虽然;软熟窃不可用,谄谀窃不可用,胸无实际、大言欺人窃不可用。营官不得人,一营皆成废物;哨官不得人,一哨皆成废物;什长不得人,十人皆成废物。滥取充数,有兵如无兵也。
选哨官什长,须至勇至廉,不十分勇,不足以倡众人之气,不十分廉,不足以服众人之心。
近人贪利冒功,今日求乞差使争先恐后,即异日首先溃败之人。屈指计之,用人不易。
人才因求才者之智证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马,得千里之马而不识,识矣而不能胜其力,则且乐驽骀之便安,而斥骐骥之伟骏矣。
古之治兵,先求将而后选兵。今之言兵者,先招兵而并不择将,譬之振衣者,将不提其领而吉其纲,是棼之也,将自毙。(以上胡语)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得,此其可为浩叹也。
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
人才非困厄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以上曾语)
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人; 非开诚心布公道,不能尽人之心;非奖其长护其短,不能尽人之力; 非用人之朝气,不能尽人之才; 非令其优劣得所,不能尽人之用。(以上左语)
曾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亦曰人才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薰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窃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因势而利导,对病而下药,风气虽败劣,自有人挽回之一日,今日吾国社会风气败坏极矣,因而感染至于军队,以故人才消乏,不能举练兵之实绩,颓波浩浩,不知所届,惟在多数同心同德之君子相与提吉维系,激荡挑拨,障狂澜使西倒,俾善者日趋于善,不善者亦潜移默化,则人皆可用矣。(以上松坡评语)
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 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极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耿耿精忠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一有补。不然,但就时局而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
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予。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貌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于人知始。
古人患难忧虑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身体强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以上曾语)
军中取材,专尚朴勇,尚须由有气慨中讲求。特恐讲求不真,则浮气、客气夹杂其中,非真气耳。
人才由磨练而成,总须志气胜乃有长进。成败原难逆睹,不足以定人才。
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不可挫。
方今天下之乱,不在强敌而在人心,不患愚民之难治,正在士大夫之好利忘义而莫之惩。
吾人任事,与正人同死,死亦附于正气之列,是为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为千古之玷,况又不能无死耶! 处世无远虑,必有危机,一朝失足,则将以薰莸为同臭,而无解于正人之讥评。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 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 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骤几,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
余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
舍命报国,侧身修行。
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以上曾语)
天下纷纷,吾曹适丁其厄。武卿侯不云乎:“成败利钝,非能逆睹”,则亦殚其心力,尽其职守,静以待之而已。(以上左语)
右列各节,语多沈痛,悲人心之陷溺,而志节之不振也。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救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果能拿定主见,百折不磨,则千灾百难不难迎刃而解。若吾辈军人将校则以跻高位、占厚禄、安福尊荣为志,目兵则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曾胡两公必痛哭于九泉矣。(以上松坡评语)
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沉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绕绕者迂事刻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
事会相薄,变化乘除。吾尝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然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盛而吾独败。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
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
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惟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待民不可骚扰;二曰禀报不可讳饰;三曰调度不可散乱。譬如舟行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未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
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致站脚不牢。(以上曾语)
“不怕死”三字言之易,行之实难。非真有胆,有良心者不可。仅以客气为之,一败即挫矣。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办。
冒险二字势不能免,小心之过则近于葸,语不云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国家用我辈,既欲稍稍补救于斯民,不可再避嫌怨。须知祸福有定命,显晦有定时,去留有定数。避嫌怨者未必得,不避嫌怨者未必失也。古人忧谗畏讥,非惟求一已之福也。盖身当其事义无可辞,恐谗谤之飞腾,陷吾君以不明之故。故悄悄之忧心,致其忠爱之忱耳。至于一身祸福进退,何足动其毫末哉?
胆量人人皆小,只须分别平日胆小,临时(事)胆大耳。今人则平日胆大,临时(事)胆小,可痛也已。
讨寇之志,不以一眚而自挠; 而讨冠之功,必须万全而自立。
两军交绥,不能不有所损,固不可因一眚而挠其心,亦不可因大胜而有自轻骄敌之心。纵常打胜仗,亦只算家常便饭,并非奇事。心念国家艰难,生民涂炭,勉竭其愚,以求有万一之补救。成败利钝,实关天命,吾尽吾心而已。侥幸以图难成之功,不如坚忍而规远大之策。
兵事无万全,求万全者无一全。处处谨慎,处处不能谨慎。历观古今战争,如刘季、光武、唐太宗、魏武帝,均日濒于危,其济,天也。不当怕而怕,必有当怕而不怕者矣。
战争之要,不战则已,战则须挟全力; 不动则已,动则须操胜算。如有把握,则坚守一月、二月、三月,自有良方。今日之人,见敌即心动,不能自主,可戒也。
古今战阵之事,其成事皆天也,其败事皆人也。兵事怕不得许多,算到五六分,便须放胆放手,本无万全之策也。(以上胡语)
贤达之起,其初类有非常之撼顿、颠蹶战兢,仅得而全。厄疾生其德术,荼药坚其筋骨,是故安而思危,乐而不荒。
道微俗薄,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訾其过中。或以罔济尼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不反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于吾心无憾焉耳。
时事愈艰,则挽回之道,自须先之以戒惧惕厉,傲兀郁积之气,足以肩任艰钜。然视事太易,亦易一弊。(以上曾语)
人心思乱,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除日日练兵,人人讲武,则无补救之方。练一日得一日之力,练一人得一人之力。
时艰事急,当各尽其心力所能,不必才之果异于人,事之果期于成也。遇事每谋每断;不谋不断,亦终必亡。与其坐亡,不如谋之。
不苦撑,不咬牙,终无安枕之日。近事非从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涤肠荡胃,必难挽回。(以上胡语)
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
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齐;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日慎一日,以求事之济。一怀焦愤之念,则恐无成,千万忍耐,忍耐千万。“久而敬之”四字,不特处朋友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
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子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受授辱之时。务须励志咬牙,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忝然自馁也。
予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以上曾语)
勇有狭义的、广义的,及急遽的、持续的分别。暴虎冯河,死而无悔,临难不苟,义不反顾,此狭义的、急遽的者也。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广义的、持续的者也。前者孟子所谓小勇,后者所谓大勇,所谓浩然之气也。右章所列,多指大勇而言,所谓勇而毅也,军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而不算外,犹须于毅之一字痛下工夫,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毁誉荣辱死生皆可不必计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以吾之大勇表率无数之小勇,则其为力也厚,收效也广,至于级居下僚(将校以至目兵),则应以勇为唯一之天性,以各尽其所职,不独勇于战阵也,即平日一切职务,不宜稍示怯懦,以贻军人之羞,世所谓无名之英雄者,吾辈是也。(以上松坡评语)
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
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即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九弟临别,深言御下宜严,作事宜速。余亦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特恐明不傍烛,则严不中耳。
吕蒙诛取铠之人,魏绛戮乱行之仆,古人处此,岂以为名?非是无以惊众耳。
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遥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仍济。反是,乃败道耳。(以上曾语)
自来带兵之员,未有不专杀立威者。如魏绛戮仆,穰苴斩庄贾,孙武致法于美人,彭越之诛后至者,皆是也。
世变日移,人心日趋于伪,优容实以酿祸,姑息非以明恩。居今日而为政,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害马既去,伏龙不惊,则法立知恩,吾辈任事,尽吾义分之所能为,以求衷诸理之至是,不必故拂乎人情,而任劳任怨,究无容其瞻顾之思。
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如此则功罪明而心志一矣。
兵,阴事也,以收敛固啬为主;战,勇气也,以节宜提倡为主。故治军贵执法谨严,能训能练,禁烟禁赌,戒逸乐,戒懒散。
治将乱之国用重典,治久乱之地宜予以生路。
行军之际,务须纪律严明,队伍整齐,方为节制之师。如查有骚扰百姓,立即按以军法。吕蒙行师,不能以一笠宽其乡人,严明之谓也。条侯治兵,不能以先驱犯其垒壁,整齐之谓也。
立法宜严,行法宜宽,显以示之纪律,隐以激其忠良。庶几怀德畏威,可成节制之师。若先宽后严,窃恐始习疲玩,终生怨尤,军政必难整饬。(以上胡语)
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煦煦为仁,足以堕军纪而误国事,此尽人皆知者。近年军队风气,纪纲大弛,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怨,凭喜怒以决赏罚,于是赏不知感,罚不知畏,此中消息,由于人之浇薄者居其半,而由于措施之乖方者亦居其半,当此沓泄成习,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失其严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是望诸勇健者毅然行之,而无稍馁,则军事其有豸乎。(以上松坡评语)
前此为赴鄂救援之行,不妨仓卒成军;今日为东下讨贼之计,必须简练慎出。若不教之卒,窳败之械,则何地无之,而必远求之湖南?等于辽东自诩之豕,仍同灞上儿戏之军,故此行不可不精选,不可不久练。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 肃敬之心,如承大祭,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必死之心,士卒无偷生之气,此其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士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
此次由楚省招兵东下,必须选百炼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岂可儿戏成军,仓卒成行?人尽乌合,器多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纵能速达皖省,究竟于事何补?是以鄙见须战盘二百号,又补以民船载之七八百,大小炮千余位,水军四千,陆军六千,夹江而下,明年成行,始略成气候。否则,名为大兴义旅,实等矮人观场,不值方家一哂。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 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䓨之拔逼阳, 气己竭而复振; 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域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故古人有“花未全开月未圆”之句,君子以为知道。故余治兵以来,每介疑胜疑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悚惧者,其后常得大胜。当志得意满之候,各路云集,狃于屡胜,将卒矜慢,其后常有意外之失。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所谓无竞惟人也。若不得其人,则羽毛未丰,亦似难以高飞。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若仅区区楚材,日下知名之数人,则干将、莫邪恐未必不终之折。且聚数太少,不足以分布海隅,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弱四字,力则指将士之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人才之继否言之。
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
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大忌。
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要。孤军无助,粮饷不继,奔走疲惫,皆散乱必败之道。(以上曾语)
有不可战之将,无不可战之兵; 有可胜不可败之将,无必胜必不胜之兵。
古人行师,先审已之强弱,不问敌之强弱。
兵事决于临机,而地势审于平日,非寻常张皇幽渺可比。
军事有先一著而胜者,如险要之地,先发一军据之,此必胜之道也。有最后一著而胜者,待敌有变,乃起而应之,此必胜之道也。至于探报路径,则须先期妥实办理。兵事之妙,古今以来,莫妙于拊其背、冲其腰、抄其尾,惟须审明地势敌情。
先安排以待敌之求战,然后起而应之,乃必胜之道。盖敌求战,而我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整御散,必胜之道也。此意不可拘执,未必全无可采。
临阵之际,须数万人并力,有前有后,有防抄袭之兵,有按纳不动以应变之兵,乃是胜著。如派某人守后,不应期而进,便是违令;应期而不进,便是怯战。此则必须号令严明者也。徇他人之意,以前为美,以后为非,必不妥矣。
夹击原是上策,但可密计而不可宣露,须并而不宜单弱,须谋定后战,相机而行,而不可或先或后。
不轻敌而慎思,不怯战而稳打。
兵分则力单,穷进则气散,大胜则变成大挫,非知兵者也,不可不慎。敬则胜,整则胜,和则胜,三胜之机,决於是矣。
我军出战,须层层布置,列阵纵横,以整攻散,以锐蹈瑕,以后劲而防抄袭。临阵切戒散队,得胜尤忌贪财。
熟审地势敌情,妥谋分击之举,或伺敌之缺点,蹈瑕而入; 或趋敌之重处, 并力而前, 皆在相机斟酌。 惟临阵切忌散队, 切戒贪财。得胜之时,尤宜整饰队伍,勿求痛杀。
军务只应以一处合围以致敌,其余尽作战兵、援兵、兜巢动之兵。若处处合围,则兵力皆为敌城所牵缀,顿兵坚城之下,则情见势绌。
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破敌为上策,得城池次之。古人必四路无敌,然后围城,兵法所谓“十则围之”之义也。
兵士有须先一著者,如险要之地,以兵据之,先发制人,此为扼抗之计,必胜之道也。有须后一著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坚定,待敌变计,乃起而乘之,此可为。奇兵而拊其背,必胜之道也。
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月而得数城,敌来转不能战,则不可为功。
军人分起行走,相隔二日,每起二千人,若前队遇敌先战,非必胜之道也。应於近敌之处,饬前茅、后劲、中权,会齐并力,乃可大胜。
临阵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以求其厚。
荀悦之论兵也,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用兵之至要。
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军旅之事,谨慎为先,战阵之事,讲习为上,盖兵机至精,非虚心求教,不能领会,矧可是己而非人?兵机至活,非随时谨密,不能防人,矧可粗心而大意?
侦探须确、须勤、须速,博访以资众论,沈思以审敌情。敌如不分枝,我军必从其入境之处,并力迎剿;敌如分枝,则我军必於敌多之处专剿。(以上胡语)
凡善弈者,每以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以上曾语)
平日千言万语,千算万计,而得失仍只争临阵须臾之顷,凡奇谋至计,总在平实处,如布帛菽粟之类、愈近浅易、愈广大而精微也。
凡事过於求好,转多不妥之处,(以上胡语)
凡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恃之以守,恐其临危而先乱,恃之以战,恐其猛进而骤退。凡用兵须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以上曾语)
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启为主,攻者是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 (其时俄土两国盛行此说)。其论出师之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倡道者如出一辄。临阵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语,尤足以赅括战略、战术之精妙。临阵分枝者,即分主攻、助攻之军,及散兵、援队、预备队之配置等是也。先期合力者,即战略上之集中、展开及战术上之开进是也。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以上松坡评语)
凡出发队伍,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作客。休祁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 加之探报不实,地势不审,敌情不明,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应研究此二层,或我寻敌,先发制人;或敌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行。切不可以两层一无所见,贸然出队。
师行所至之处,必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王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敌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敌情、地势,袖中出地图十余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如何分枝、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毕后专派追剿。诸将官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既议定之主意也。次日战罢,有与初议不符者,虽有功亦必加罚。其平日无事,每三日必传各营官熟论战守之法。
一曰: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一曰: 哨探严明,离敌既远,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敌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一曰; 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兵,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暇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
用兵以渡水为最难,不特渡长江大河为难,即偶渡渐车之水、丈二之沟,亦须再三审慎,恐其半渡而击,背水无归,败兵争舟,人马践踏,种种皆兵家所忌。
隘路打胜仗,全在头敌,若头敌站脚不住,后面虽有好手,亦被挤退。(以上曾语)
战守机宜,不可纷心,心纷则气不专、神不一。交战宜持重,进兵宜迅速,稳扎猛打,合力分枝,足以括用兵之要。
军旅之事,守於境内,不如战於境外。
军事之要,必有所忌,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若处处设备,即十万兵亦无尺寸之效。
防边之要,不可处处设防。若处处设防,兵力必分,不能战亦不能守。惟择其紧要必争之地,厚集兵力以守之,便是稳固。
碉卡之设,原所以省兵力,予地方官以据险慎守之方。有守土而无守之之人,虽天堑不能恃其险,有守人而无守具,虽贲获无所展其长。
有进战之营,必须留营作守;假如以十营作前茅、为战兵,即须留五营作后劲、为守兵。其留后之兵尤须劲旅,其成功一也。不可争目前之微功,而误大局。
有围城之兵,须先另筹打仗之兵;有临阵打仗之兵,必须安排后劲,或预杜抄后之敌、或备策应之举。
扼要立营,加高加深,固是要著,惟须约束兵丁,不得滋扰,又须不时操练,使步法整齐,技术精熟,庶战守皆能有备。
右揭战守之法,意括而言赅,曰攻战、曰守战、曰遭遇战,曰局地战,以及防边之策、攻城之术,无不独具卓识,得其要诀。虽以近世战术之日新月异,而大旨亦不外是,其论夜间宿营,虽仅一宿,亦须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则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尤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按: 咸同时战争两方多为不规则之混战,来去飚倏,不可端倪,故扎营务求坚固,以防侵袭。)
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守反为客之害,盖因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倍於我,且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故每拘泥於地形地物,攻击精神未由奋兴,故战术偏重於攻击防御,盖亦因时制宜之法。近自普法、日俄两大战役以后,环球之耳目一新,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各国兵学家举凡战术、战略,皆极端主张攻击。苟非兵力较弱,或地势、敌情有特别之关系,无复有以防守为计者矣。然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於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矣。兵略之取攻势固也,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资(军需、器械)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胜算; 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贸然以取攻势,是曾公所谓徒先发而不能制人者也。普法战役,法人国境之师,动员颇为迅速,而以兵力未能悉集,军资亦虞缺乏,遂致著著落后,陷於防守的地位。日俄之役,俄国以交通线仅恃一单轨铁道,输运不继,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虽迭经试取攻势,终归无效。以吾国军队现势论,其数则有二十余镇之多,然续备、后备之制尚未实行,每镇临阵至多不得过战兵五千,须有兵力三镇以上,方足与他一镇之兵相抗衡,且伤亡,无从补充,是兵力一层,绝难如邻邦之雄厚也。
今日吾国军队能否说到精练二字,此稍知军事者自能辨之,他日与强邻相角逐,能否效一割之用,似又难作侥幸万一之想。至於军资、交通两端更瞠乎人后。如此而曰吾将取战略、战术上最利之攻势,乌可得也?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伦於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以上松坡评语)
[鉴赏]
《曾胡治兵语录》,是一部近代语录体兵书,为中国近代军事家蔡锷编著。全书12章,14000余字。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蔡锷就任云南新军协统时,摘取晚清军事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的论兵言论,分类编辑成《曾胡治兵语录》,每章后加评语。曾胡二人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在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上有许多独到之处,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有一定地位。作者编撰该书的目的在于“厉兵秣马,驱逐列强”,以实现从军事入手救国救民的道路。1917年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
作者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生于1882年,湖南邵阳人。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1900年赴日本,先后毕业于成城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1904年回国后 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军事教育工作。1911年在云南任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后任云南军都督府都督、袁世凯总统府参政院参政、四川督军兼省长等职。1915年,蔡锷联合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国民党军人李烈钧等,组成“护国军”讨袁,实行护国战争。他运用近战和迂回包围战术,与北洋军鏖战川南等地,取得护国战争的胜利。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蔡锷一生注重学习兵法,研究军事理论,特别是注意研究总结世界先进军事经验,先后编著了《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军事计划书》、《五省边防计划》等军事著作,成为国内仅有的几名具有先进军事思想的军事家之一。朱德同志称他:“思想敏捷,知识丰富,见解精辟,坚韧和无私。”蔡锷病逝后,孙中山寄赠挽联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曾胡治兵语录》分《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正》、《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12章。前10章为治军问题。蔡锷认为,作为军人,首先必须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他主张选将要慎重,为将要智勇兼备,能耐劳苦,严明号令;强调练兵要严格,要“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术”。平时必须竭尽全力,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把技术练精,把战术练活。蔡锷认为,只有选好各级带兵的人,使他们能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把各自管辖的部队带好,才能使整个军队建设好。他认为军官一要有为捍卫中华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精神,二要诚实,三要有真才实学和实干精神。蔡锷提倡军队平时的一切活动,包括内务生活、教育训练、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必须以战争需要为前提,以能效命疆场为归宿。他十分强调军队必须实行严格的纪律,并做到赏罚分明。对违犯军纪的官兵,必须“振之以猛”。他认为用兵要爱兵如子,以父母心肠,爱护士兵。该书后2章为战略战术问题。讲究持重稳慎,主张无充分准备不轻言战。以“战挟全国,稳扎猛打”为特点,重视以主待客持久待变,提出“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战法重奇正,认为“有正无奇,遇险而复;有奇无正,势极即阻。”故注重“拊其背、冲其腰、抄其尾。”防守强调掌握重点,认为“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故选择紧要必争之地,厚集兵力,不处处设防。进攻重机宜,必审敌情、地势,“以整攻散,以锐蹈瑕。”行止重谨慎,每住必深沟高垒,坚不可拔。强调戒贪小功而误大局,“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大忌”。总之,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他既不死守曾、胡之“主守不主攻”,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所左右,而是根据清末中国装备不如邻邦和军费匮乏、交通落后的特点,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据险之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内,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这种从本国实际出发研究军事学术的思想方法就是非常可贵的。
《曾胡治兵语录》,对治军作战提出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见解,有一定的军事学术价值。1924年蒋介石将此书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并增辑了《治心》 一章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出版。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出版。但是,曾国藩、胡林翼都是清咸丰年间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其军事思想主要是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应予注意和批判。蔡锷本人军事思想也包含着某些片面的甚至唯心的东西。如在《曾胡治兵语录》的序言和按语中,过分地宣扬曾国藩、胡林翼的所谓“良心和血性”,断言“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等等。此外,他只强调军事方面的改革,不涉及政治制度的变革,这在封建王朝或军阀专制的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
一、将 材
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则兵不悦服;不勤,则营务钜细皆废弛不治; 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小,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嬴弱者,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兵,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数月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叟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带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以上曾语)
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天下强兵在将,上将之道,严明果断,以浩气举事,一片肫诚。其次者,刚而无虚,朴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义。要未可误于矜骄虚浮之辈,使得以巧饰取容,真意不存,则成败利钝之间,顾忌太多,而趋避愈熟,必至败乃公事。
将材难得,上驷之选,未易猝求,但得朴勇之士,相与讲明大义,不为虚矫之气、夸大之词所中伤,而缓急即云可恃。
兵易募而将难求,求勇敢之将易,而求廉正之将难。盖勇敢倡先是将帅本分;而廉隅正直,则粮饷不欺,赏罚不滥,乃可团结士心,历久常胜。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专尚驯谨之人,则久而必惰;专求悍鸷之士,则久而必骄;兵事毕竟归于豪杰之流,气不盛者,遇事而先慑,而目先逃,而心先摇。平时一一禀承,奉命惟谨,临大难而中无主,其识力既钝,其胆力必减,固可忧之大矣。(以上胡语)
右论将材之“体”
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忧,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
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是第一要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要义。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虽多,调度虽善,有效有不效,尽人事以听天已而!
璞山之志,久不乐为君用,且观其过自矜许,亦似宜于剿土匪而不宜于当大敌。
拣选将材,必求智略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二者兼全,乃为上选。(以上曾语)
李忠武公续宾,统兵钜万,号令严肃,秋毫无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官民,无不争思倚重。其临阵安闲肃穆,厚重强固。凡遇事之难为,而他人所畏怯者,无不毅然引为己任。其驻营处所,百姓欢忭,耕种不辍,万幕无辍,一尘不惊。非其法令之足以禁制诸军,实其明足以察情伪。
一本至诚,勇冠三军,屡救弁兵于危难。处事接人,平和正直,不矜不伐。乌将军兰泰,遇兵甚厚,雨不张盖,谓众兵均无盖也; 囊内无余钱,得饷尽以尝兵。
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材不外智勇二字,有正无奇,迂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智多勇少,实力难言,勇多智少,大事难成。而其要以得人为主。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设五百人之营,无一谋略之士,英达之材,必不能成军; 千人之营无一英达谋略之士,亦不成军。
统将须坐定,能勇敢不算本领外,必须智勇足人知兵,器识足以服众,乃可胜任。总须智勇二字相兼,有智无勇,能说而不能行,有勇无智则兵弱而败,兵强亦败。不明方略,不知布阵,不能审势,不能审机,即千万人终必败也。
贪功者决非大器。
为小将须立功以争胜,为大将戒贪小功而误大局。(以上胡语)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洁。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以上曾语)
下论将材之“用”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所同唱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相背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烂然,泽被海内。按其功事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苟曾胡之良心血性而无异于常人也,充其所至,不过为一显官,否则亦不过薄有时誉之著书家,随风尘以殄瘁已耳,复可能崛起行间,削平大难,建不世之伟绩也哉? (以上松坡评语)
二、用 人
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 人材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词,初非预定之品。要以衡材不拘一格,论事不可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失数罟以失钜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蒙而可勉。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其一,而可得其余。大抵人材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犹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呈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惟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材,窃愿师之。(以上曾语)
一将岂能独理,则协助之文员武弁在所必需。虽然;软熟窃不可用,谄谀窃不可用,胸无实际、大言欺人窃不可用。营官不得人,一营皆成废物;哨官不得人,一哨皆成废物;什长不得人,十人皆成废物。滥取充数,有兵如无兵也。
选哨官什长,须至勇至廉,不十分勇,不足以倡众人之气,不十分廉,不足以服众人之心。
近人贪利冒功,今日求乞差使争先恐后,即异日首先溃败之人。屈指计之,用人不易。
人才因求才者之智证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马,得千里之马而不识,识矣而不能胜其力,则且乐驽骀之便安,而斥骐骥之伟骏矣。
古之治兵,先求将而后选兵。今之言兵者,先招兵而并不择将,譬之振衣者,将不提其领而吉其纲,是棼之也,将自毙。(以上胡语)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得,此其可为浩叹也。
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
人才非困厄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以上曾语)
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人; 非开诚心布公道,不能尽人之心;非奖其长护其短,不能尽人之力; 非用人之朝气,不能尽人之才; 非令其优劣得所,不能尽人之用。(以上左语)
曾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亦曰人才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薰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窃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因势而利导,对病而下药,风气虽败劣,自有人挽回之一日,今日吾国社会风气败坏极矣,因而感染至于军队,以故人才消乏,不能举练兵之实绩,颓波浩浩,不知所届,惟在多数同心同德之君子相与提吉维系,激荡挑拨,障狂澜使西倒,俾善者日趋于善,不善者亦潜移默化,则人皆可用矣。(以上松坡评语)
三、尚 志
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 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极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耿耿精忠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一有补。不然,但就时局而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
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予。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貌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于人知始。
古人患难忧虑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身体强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以上曾语)
军中取材,专尚朴勇,尚须由有气慨中讲求。特恐讲求不真,则浮气、客气夹杂其中,非真气耳。
人才由磨练而成,总须志气胜乃有长进。成败原难逆睹,不足以定人才。
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不可挫。
方今天下之乱,不在强敌而在人心,不患愚民之难治,正在士大夫之好利忘义而莫之惩。
吾人任事,与正人同死,死亦附于正气之列,是为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为千古之玷,况又不能无死耶! 处世无远虑,必有危机,一朝失足,则将以薰莸为同臭,而无解于正人之讥评。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 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 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骤几,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
余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
舍命报国,侧身修行。
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以上曾语)
天下纷纷,吾曹适丁其厄。武卿侯不云乎:“成败利钝,非能逆睹”,则亦殚其心力,尽其职守,静以待之而已。(以上左语)
右列各节,语多沈痛,悲人心之陷溺,而志节之不振也。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救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果能拿定主见,百折不磨,则千灾百难不难迎刃而解。若吾辈军人将校则以跻高位、占厚禄、安福尊荣为志,目兵则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曾胡两公必痛哭于九泉矣。(以上松坡评语)
五、勇 毅
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沉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绕绕者迂事刻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
事会相薄,变化乘除。吾尝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然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盛而吾独败。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
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
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惟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待民不可骚扰;二曰禀报不可讳饰;三曰调度不可散乱。譬如舟行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未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
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致站脚不牢。(以上曾语)
“不怕死”三字言之易,行之实难。非真有胆,有良心者不可。仅以客气为之,一败即挫矣。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办。
冒险二字势不能免,小心之过则近于葸,语不云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国家用我辈,既欲稍稍补救于斯民,不可再避嫌怨。须知祸福有定命,显晦有定时,去留有定数。避嫌怨者未必得,不避嫌怨者未必失也。古人忧谗畏讥,非惟求一已之福也。盖身当其事义无可辞,恐谗谤之飞腾,陷吾君以不明之故。故悄悄之忧心,致其忠爱之忱耳。至于一身祸福进退,何足动其毫末哉?
胆量人人皆小,只须分别平日胆小,临时(事)胆大耳。今人则平日胆大,临时(事)胆小,可痛也已。
讨寇之志,不以一眚而自挠; 而讨冠之功,必须万全而自立。
两军交绥,不能不有所损,固不可因一眚而挠其心,亦不可因大胜而有自轻骄敌之心。纵常打胜仗,亦只算家常便饭,并非奇事。心念国家艰难,生民涂炭,勉竭其愚,以求有万一之补救。成败利钝,实关天命,吾尽吾心而已。侥幸以图难成之功,不如坚忍而规远大之策。
兵事无万全,求万全者无一全。处处谨慎,处处不能谨慎。历观古今战争,如刘季、光武、唐太宗、魏武帝,均日濒于危,其济,天也。不当怕而怕,必有当怕而不怕者矣。
战争之要,不战则已,战则须挟全力; 不动则已,动则须操胜算。如有把握,则坚守一月、二月、三月,自有良方。今日之人,见敌即心动,不能自主,可戒也。
古今战阵之事,其成事皆天也,其败事皆人也。兵事怕不得许多,算到五六分,便须放胆放手,本无万全之策也。(以上胡语)
贤达之起,其初类有非常之撼顿、颠蹶战兢,仅得而全。厄疾生其德术,荼药坚其筋骨,是故安而思危,乐而不荒。
道微俗薄,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訾其过中。或以罔济尼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不反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于吾心无憾焉耳。
时事愈艰,则挽回之道,自须先之以戒惧惕厉,傲兀郁积之气,足以肩任艰钜。然视事太易,亦易一弊。(以上曾语)
人心思乱,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除日日练兵,人人讲武,则无补救之方。练一日得一日之力,练一人得一人之力。
时艰事急,当各尽其心力所能,不必才之果异于人,事之果期于成也。遇事每谋每断;不谋不断,亦终必亡。与其坐亡,不如谋之。
不苦撑,不咬牙,终无安枕之日。近事非从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涤肠荡胃,必难挽回。(以上胡语)
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
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齐;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日慎一日,以求事之济。一怀焦愤之念,则恐无成,千万忍耐,忍耐千万。“久而敬之”四字,不特处朋友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
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子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受授辱之时。务须励志咬牙,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忝然自馁也。
予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以上曾语)
勇有狭义的、广义的,及急遽的、持续的分别。暴虎冯河,死而无悔,临难不苟,义不反顾,此狭义的、急遽的者也。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广义的、持续的者也。前者孟子所谓小勇,后者所谓大勇,所谓浩然之气也。右章所列,多指大勇而言,所谓勇而毅也,军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而不算外,犹须于毅之一字痛下工夫,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毁誉荣辱死生皆可不必计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以吾之大勇表率无数之小勇,则其为力也厚,收效也广,至于级居下僚(将校以至目兵),则应以勇为唯一之天性,以各尽其所职,不独勇于战阵也,即平日一切职务,不宜稍示怯懦,以贻军人之羞,世所谓无名之英雄者,吾辈是也。(以上松坡评语)
六、严 明
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
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即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九弟临别,深言御下宜严,作事宜速。余亦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特恐明不傍烛,则严不中耳。
吕蒙诛取铠之人,魏绛戮乱行之仆,古人处此,岂以为名?非是无以惊众耳。
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遥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仍济。反是,乃败道耳。(以上曾语)
自来带兵之员,未有不专杀立威者。如魏绛戮仆,穰苴斩庄贾,孙武致法于美人,彭越之诛后至者,皆是也。
世变日移,人心日趋于伪,优容实以酿祸,姑息非以明恩。居今日而为政,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害马既去,伏龙不惊,则法立知恩,吾辈任事,尽吾义分之所能为,以求衷诸理之至是,不必故拂乎人情,而任劳任怨,究无容其瞻顾之思。
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如此则功罪明而心志一矣。
兵,阴事也,以收敛固啬为主;战,勇气也,以节宜提倡为主。故治军贵执法谨严,能训能练,禁烟禁赌,戒逸乐,戒懒散。
治将乱之国用重典,治久乱之地宜予以生路。
行军之际,务须纪律严明,队伍整齐,方为节制之师。如查有骚扰百姓,立即按以军法。吕蒙行师,不能以一笠宽其乡人,严明之谓也。条侯治兵,不能以先驱犯其垒壁,整齐之谓也。
立法宜严,行法宜宽,显以示之纪律,隐以激其忠良。庶几怀德畏威,可成节制之师。若先宽后严,窃恐始习疲玩,终生怨尤,军政必难整饬。(以上胡语)
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煦煦为仁,足以堕军纪而误国事,此尽人皆知者。近年军队风气,纪纲大弛,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怨,凭喜怒以决赏罚,于是赏不知感,罚不知畏,此中消息,由于人之浇薄者居其半,而由于措施之乖方者亦居其半,当此沓泄成习,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失其严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是望诸勇健者毅然行之,而无稍馁,则军事其有豸乎。(以上松坡评语)
十一、兵 机
前此为赴鄂救援之行,不妨仓卒成军;今日为东下讨贼之计,必须简练慎出。若不教之卒,窳败之械,则何地无之,而必远求之湖南?等于辽东自诩之豕,仍同灞上儿戏之军,故此行不可不精选,不可不久练。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 肃敬之心,如承大祭,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必死之心,士卒无偷生之气,此其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士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
此次由楚省招兵东下,必须选百炼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岂可儿戏成军,仓卒成行?人尽乌合,器多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纵能速达皖省,究竟于事何补?是以鄙见须战盘二百号,又补以民船载之七八百,大小炮千余位,水军四千,陆军六千,夹江而下,明年成行,始略成气候。否则,名为大兴义旅,实等矮人观场,不值方家一哂。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 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䓨之拔逼阳, 气己竭而复振; 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域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故古人有“花未全开月未圆”之句,君子以为知道。故余治兵以来,每介疑胜疑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悚惧者,其后常得大胜。当志得意满之候,各路云集,狃于屡胜,将卒矜慢,其后常有意外之失。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所谓无竞惟人也。若不得其人,则羽毛未丰,亦似难以高飞。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若仅区区楚材,日下知名之数人,则干将、莫邪恐未必不终之折。且聚数太少,不足以分布海隅,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弱四字,力则指将士之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人才之继否言之。
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
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大忌。
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要。孤军无助,粮饷不继,奔走疲惫,皆散乱必败之道。(以上曾语)
有不可战之将,无不可战之兵; 有可胜不可败之将,无必胜必不胜之兵。
古人行师,先审已之强弱,不问敌之强弱。
兵事决于临机,而地势审于平日,非寻常张皇幽渺可比。
军事有先一著而胜者,如险要之地,先发一军据之,此必胜之道也。有最后一著而胜者,待敌有变,乃起而应之,此必胜之道也。至于探报路径,则须先期妥实办理。兵事之妙,古今以来,莫妙于拊其背、冲其腰、抄其尾,惟须审明地势敌情。
先安排以待敌之求战,然后起而应之,乃必胜之道。盖敌求战,而我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整御散,必胜之道也。此意不可拘执,未必全无可采。
临阵之际,须数万人并力,有前有后,有防抄袭之兵,有按纳不动以应变之兵,乃是胜著。如派某人守后,不应期而进,便是违令;应期而不进,便是怯战。此则必须号令严明者也。徇他人之意,以前为美,以后为非,必不妥矣。
夹击原是上策,但可密计而不可宣露,须并而不宜单弱,须谋定后战,相机而行,而不可或先或后。
不轻敌而慎思,不怯战而稳打。
兵分则力单,穷进则气散,大胜则变成大挫,非知兵者也,不可不慎。敬则胜,整则胜,和则胜,三胜之机,决於是矣。
我军出战,须层层布置,列阵纵横,以整攻散,以锐蹈瑕,以后劲而防抄袭。临阵切戒散队,得胜尤忌贪财。
熟审地势敌情,妥谋分击之举,或伺敌之缺点,蹈瑕而入; 或趋敌之重处, 并力而前, 皆在相机斟酌。 惟临阵切忌散队, 切戒贪财。得胜之时,尤宜整饰队伍,勿求痛杀。
军务只应以一处合围以致敌,其余尽作战兵、援兵、兜巢动之兵。若处处合围,则兵力皆为敌城所牵缀,顿兵坚城之下,则情见势绌。
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破敌为上策,得城池次之。古人必四路无敌,然后围城,兵法所谓“十则围之”之义也。
兵士有须先一著者,如险要之地,以兵据之,先发制人,此为扼抗之计,必胜之道也。有须后一著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坚定,待敌变计,乃起而乘之,此可为。奇兵而拊其背,必胜之道也。
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月而得数城,敌来转不能战,则不可为功。
军人分起行走,相隔二日,每起二千人,若前队遇敌先战,非必胜之道也。应於近敌之处,饬前茅、后劲、中权,会齐并力,乃可大胜。
临阵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以求其厚。
荀悦之论兵也,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用兵之至要。
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军旅之事,谨慎为先,战阵之事,讲习为上,盖兵机至精,非虚心求教,不能领会,矧可是己而非人?兵机至活,非随时谨密,不能防人,矧可粗心而大意?
侦探须确、须勤、须速,博访以资众论,沈思以审敌情。敌如不分枝,我军必从其入境之处,并力迎剿;敌如分枝,则我军必於敌多之处专剿。(以上胡语)
凡善弈者,每以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以上曾语)
平日千言万语,千算万计,而得失仍只争临阵须臾之顷,凡奇谋至计,总在平实处,如布帛菽粟之类、愈近浅易、愈广大而精微也。
凡事过於求好,转多不妥之处,(以上胡语)
凡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恃之以守,恐其临危而先乱,恃之以战,恐其猛进而骤退。凡用兵须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以上曾语)
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启为主,攻者是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 (其时俄土两国盛行此说)。其论出师之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倡道者如出一辄。临阵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语,尤足以赅括战略、战术之精妙。临阵分枝者,即分主攻、助攻之军,及散兵、援队、预备队之配置等是也。先期合力者,即战略上之集中、展开及战术上之开进是也。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以上松坡评语)
十二、战 守
凡出发队伍,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作客。休祁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 加之探报不实,地势不审,敌情不明,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应研究此二层,或我寻敌,先发制人;或敌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行。切不可以两层一无所见,贸然出队。
师行所至之处,必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王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敌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敌情、地势,袖中出地图十余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如何分枝、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毕后专派追剿。诸将官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既议定之主意也。次日战罢,有与初议不符者,虽有功亦必加罚。其平日无事,每三日必传各营官熟论战守之法。
一曰: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一曰: 哨探严明,离敌既远,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敌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一曰; 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兵,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暇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
用兵以渡水为最难,不特渡长江大河为难,即偶渡渐车之水、丈二之沟,亦须再三审慎,恐其半渡而击,背水无归,败兵争舟,人马践踏,种种皆兵家所忌。
隘路打胜仗,全在头敌,若头敌站脚不住,后面虽有好手,亦被挤退。(以上曾语)
战守机宜,不可纷心,心纷则气不专、神不一。交战宜持重,进兵宜迅速,稳扎猛打,合力分枝,足以括用兵之要。
军旅之事,守於境内,不如战於境外。
军事之要,必有所忌,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若处处设备,即十万兵亦无尺寸之效。
防边之要,不可处处设防。若处处设防,兵力必分,不能战亦不能守。惟择其紧要必争之地,厚集兵力以守之,便是稳固。
碉卡之设,原所以省兵力,予地方官以据险慎守之方。有守土而无守之之人,虽天堑不能恃其险,有守人而无守具,虽贲获无所展其长。
有进战之营,必须留营作守;假如以十营作前茅、为战兵,即须留五营作后劲、为守兵。其留后之兵尤须劲旅,其成功一也。不可争目前之微功,而误大局。
有围城之兵,须先另筹打仗之兵;有临阵打仗之兵,必须安排后劲,或预杜抄后之敌、或备策应之举。
扼要立营,加高加深,固是要著,惟须约束兵丁,不得滋扰,又须不时操练,使步法整齐,技术精熟,庶战守皆能有备。
右揭战守之法,意括而言赅,曰攻战、曰守战、曰遭遇战,曰局地战,以及防边之策、攻城之术,无不独具卓识,得其要诀。虽以近世战术之日新月异,而大旨亦不外是,其论夜间宿营,虽仅一宿,亦须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则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尤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按: 咸同时战争两方多为不规则之混战,来去飚倏,不可端倪,故扎营务求坚固,以防侵袭。)
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守反为客之害,盖因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倍於我,且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故每拘泥於地形地物,攻击精神未由奋兴,故战术偏重於攻击防御,盖亦因时制宜之法。近自普法、日俄两大战役以后,环球之耳目一新,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各国兵学家举凡战术、战略,皆极端主张攻击。苟非兵力较弱,或地势、敌情有特别之关系,无复有以防守为计者矣。然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於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矣。兵略之取攻势固也,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资(军需、器械)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胜算; 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贸然以取攻势,是曾公所谓徒先发而不能制人者也。普法战役,法人国境之师,动员颇为迅速,而以兵力未能悉集,军资亦虞缺乏,遂致著著落后,陷於防守的地位。日俄之役,俄国以交通线仅恃一单轨铁道,输运不继,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虽迭经试取攻势,终归无效。以吾国军队现势论,其数则有二十余镇之多,然续备、后备之制尚未实行,每镇临阵至多不得过战兵五千,须有兵力三镇以上,方足与他一镇之兵相抗衡,且伤亡,无从补充,是兵力一层,绝难如邻邦之雄厚也。
今日吾国军队能否说到精练二字,此稍知军事者自能辨之,他日与强邻相角逐,能否效一割之用,似又难作侥幸万一之想。至於军资、交通两端更瞠乎人后。如此而曰吾将取战略、战术上最利之攻势,乌可得也?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伦於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以上松坡评语)
[鉴赏]
《曾胡治兵语录》,是一部近代语录体兵书,为中国近代军事家蔡锷编著。全书12章,14000余字。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蔡锷就任云南新军协统时,摘取晚清军事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的论兵言论,分类编辑成《曾胡治兵语录》,每章后加评语。曾胡二人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在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上有许多独到之处,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有一定地位。作者编撰该书的目的在于“厉兵秣马,驱逐列强”,以实现从军事入手救国救民的道路。1917年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
作者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生于1882年,湖南邵阳人。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1900年赴日本,先后毕业于成城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1904年回国后 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军事教育工作。1911年在云南任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后任云南军都督府都督、袁世凯总统府参政院参政、四川督军兼省长等职。1915年,蔡锷联合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国民党军人李烈钧等,组成“护国军”讨袁,实行护国战争。他运用近战和迂回包围战术,与北洋军鏖战川南等地,取得护国战争的胜利。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蔡锷一生注重学习兵法,研究军事理论,特别是注意研究总结世界先进军事经验,先后编著了《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军事计划书》、《五省边防计划》等军事著作,成为国内仅有的几名具有先进军事思想的军事家之一。朱德同志称他:“思想敏捷,知识丰富,见解精辟,坚韧和无私。”蔡锷病逝后,孙中山寄赠挽联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曾胡治兵语录》分《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正》、《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12章。前10章为治军问题。蔡锷认为,作为军人,首先必须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他主张选将要慎重,为将要智勇兼备,能耐劳苦,严明号令;强调练兵要严格,要“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术”。平时必须竭尽全力,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把技术练精,把战术练活。蔡锷认为,只有选好各级带兵的人,使他们能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把各自管辖的部队带好,才能使整个军队建设好。他认为军官一要有为捍卫中华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精神,二要诚实,三要有真才实学和实干精神。蔡锷提倡军队平时的一切活动,包括内务生活、教育训练、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必须以战争需要为前提,以能效命疆场为归宿。他十分强调军队必须实行严格的纪律,并做到赏罚分明。对违犯军纪的官兵,必须“振之以猛”。他认为用兵要爱兵如子,以父母心肠,爱护士兵。该书后2章为战略战术问题。讲究持重稳慎,主张无充分准备不轻言战。以“战挟全国,稳扎猛打”为特点,重视以主待客持久待变,提出“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战法重奇正,认为“有正无奇,遇险而复;有奇无正,势极即阻。”故注重“拊其背、冲其腰、抄其尾。”防守强调掌握重点,认为“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故选择紧要必争之地,厚集兵力,不处处设防。进攻重机宜,必审敌情、地势,“以整攻散,以锐蹈瑕。”行止重谨慎,每住必深沟高垒,坚不可拔。强调戒贪小功而误大局,“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大忌”。总之,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他既不死守曾、胡之“主守不主攻”,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所左右,而是根据清末中国装备不如邻邦和军费匮乏、交通落后的特点,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据险之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内,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这种从本国实际出发研究军事学术的思想方法就是非常可贵的。
《曾胡治兵语录》,对治军作战提出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见解,有一定的军事学术价值。1924年蒋介石将此书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并增辑了《治心》 一章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出版。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出版。但是,曾国藩、胡林翼都是清咸丰年间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其军事思想主要是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应予注意和批判。蔡锷本人军事思想也包含着某些片面的甚至唯心的东西。如在《曾胡治兵语录》的序言和按语中,过分地宣扬曾国藩、胡林翼的所谓“良心和血性”,断言“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等等。此外,他只强调军事方面的改革,不涉及政治制度的变革,这在封建王朝或军阀专制的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