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节选)

卷一

经 国

        伐敌制胜,贵先有谋。谋定事举,敌无不克。

卷三

勤 民

        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

卷五士

谕 将

        胜而能戒者可以常胜,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虽胜若始战,警者虽安若履危。夫屡胜之兵易骄,久劳之师易溃。能虑于败乃可以无败,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须周防谨密,常若临敌,勿生懈怠,为人所乘。慎之! 慎之!
        畜兵所以卫民,劳民所以养兵,兵民相资,彼此相利。
        阵势或圆或方,或纵或横,敛合布散,倏往忽来,使人莫测。善用兵者,以少为众,以弱为强,逸已而劳人,伐谋而制胜。……虽有勇者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谋,斯为妙矣。大抵两敌相对;在审其强弱,识其多寡,以正应,以奇变,奇正合宜,应变弗失,百战百胜之道也。
        兵者谋也,因敌制胜,岂必泥于古哉。……战阵之势,阖辟奇正,顷刻变化,就风云之无常势,要在通其变耳。
        守城者譬之守器,当谨防损伤。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坏,则器为废器,守者亦不得无责矣。
        军士虽有众寡不同,要必皆识之,知其才能勇怯何如,缓急用之,如手足相卫,羽翼相蔽,必无表失。若但知其名数,不识其能否,猝临战阵,何以应敌?……能知人,则勇者效力,智者效谋,鲜有不尽心者。苟一概视之。则勇者退后而智者韬策矣。
        为将必先智谋,智谋必在用士,故推诚待人,则人为我用,若待之不诚,亦孰肯尽心效用哉?盖得士者胜、失人者弱。苟不知此,唯力之是尚,何足以制敌。固有竭万夫之力以应敌而不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敌而有余,此用智力之殊也。
        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无敌。若乏仁寡智,虽有勇敢之士百万,不足恃也。
        为将之道,勇智贵兼全。弓马便捷,所向无敌,勇也。计算深远,无所遗失,智也,智勇全而后可以建功业,勇而无智,一卒之能耳。
        凡事必预备,然后有济。先时浚流,临旱免忧。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当闲暇之日,宜练习武艺,不可谓无事使可宴安也。夫溺于宴安者必至于危亡,安而虑危者乃可以常安。
        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倾溺,弓马不素习而欲攻战,未有不败者。
        赏罚者国之大权。人君操赏罚之权以御天下,一本于至公。故有功者虽所憎必赏,有罪者虽所爱必罚。……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军旅之事,以仁为本,以威为用。申明号令,不可姑息。号令明则士有励心,姑息行则人怀怠志。士心励,虽少必济;人志怠,虽众弗克。所谓仁者非姑息,所谓威者非杀伐。仁以抚众,威以振旅,则鲜有不克。
        师行之际,须严部伍,明分数,一众心; 审进退之机,适通变之宜,使战必胜,攻必取。
        军士行伍不可不整,进不可无节。虽营庐舍,亦必部伍严整,遇有调发,易于呼名,不致失次。……临敌之时,亦如前法,居则部伍不乱,行则进退有节。加之将有智谋,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病,不以无疾而用药。国家未宁,用兵以戢定祸乱。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也。盖兵能弭祸亦能召乱,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结怨启衅,适足以召乱耳。正犹医家妄以瞑瞑之药强进无病之人,纵不残躯陨命,亦伤元气。故为国者但当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尔。
        兵以戢乱非为乱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不为也。

卷六

武 备

        任将之道固重,然必任之专、信之笃,而后可以成功。
        将必择有识、有谋、有仁、有勇者。有识,能察几于未形;有谋,能制胜于未动;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坚破锐。兼是四者,庶可成功。
        太祖坐白虎殿与孔克仁论天下形势,因曰:“……吾欲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仍于两淮之间馈运可通之处,积粮以俟,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卿为何如?”克仁对:“积粮训兵,待时而动,此长策也。”
        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亡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人孰不曰: 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若晋彻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彻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正须常守不虞之戒,然则武备其可一日而忘哉!
        [鉴赏]
        《明太祖宝训》,明朝官修的记录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语录”。朱元璋,字国瑞,濠州(今安徽凤阳)人,是元末农民起义军的首领,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由南向北统一全国的先例。他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广招谋士博采众议,治军严明持重用兵,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创造性地采用水陆并进的作战方法,弥补了当时骑兵的严重不足,把一个素以骑兵优势著称的元蒙势力,驱逐出中原大地。《明太祖宝训》详细记录了朱元璋理国治军的言论,其建军思想、治军原则、用兵方略,对后世兵家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在我国历史上,作为农民起义军,在政治上固然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官逼民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但在军事上开始时总是处在极其弱小的不利态势,因为旧王朝都有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维护其反动统治。起义军要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战胜旧军队,推翻旧王朝,作为起义军的领导者,不仅在政治上应当具有远见卓识,而且必须具备非凡的军事战略眼光。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公元1352年参加郭子兴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英勇善战,被郭招为婿。郭死后朱元璋统领其军,渡长江、克太平、占集庆,并以此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之后,他采纳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史·朱元璋传》)的建议,逐步壮大实力。乘北方红巾军与元军主力激战之际,挥师歼灭江南元军。继而在同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势力交锋时,避免两线作战,集中力量先灭陈,后攻张,占领了长江下游地区。接着北上,制定了先取山东、旋师河南、断其羽翼,然后进兵元都的作战方略,命大将军徐达率师北征,并亲临汴梁(今开封)督战,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公元1368年,朱元璋即帝位。随后,发兵灭夏蜀,取云南,平辽东,逐步统一了全国。
        朱元璋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不仅表现在夺取政权之前的起义战争中,而且也体现在夺取攻权之后巩固政权的斗争中。明朝建立后,曾先后面临两大威胁:一是“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构成北方边患;一是“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构成东及东南沿海地区海患。元朝灭亡后,朱元璋对元人及其后裔并没有采取铁血政策,而是实行“优抚”和“戍兵”两手并举的方针,一面优待元俘,分化怀柔,一面加强边防建设,对于扰边的元残部寻机分头出击,阻其内犯,保障边疆安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因元将王保保为西北边患,命徐达为征北大将军、李文忠为副,分兵两路出征沙漠,徐达“大败(王)保保兵于川北乱壕间”,李文忠克应昌,“一战败之”。嗣后,筹备山西、北平边防,并采纳淮安侯华云龙的意见,“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九,皆置戍守”,“又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大和岭并武、朔诸山谷间,凡七十三隘,俱设戍兵”。公元1376年,朱元璋下诏自燕山前后等十一卫,分兵守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居庸关(北京昌平西北)、喜峰口(河北宽城西南)、松亭关(宽城西南)烽堠196处,置兵把守。之后,广设驿、卫,又筑东胜城于河州东降城之东,设十六卫,与大同相望。从此,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十分重视海防设置,在沿海地区“量地远近,置卫筑城,水陆设防”(嘉庆;《福鼎县志》卷五《海防》)。
        朱元璋军事思想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强调充实国力,寓兵于农,且耕且战,始终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勤民》篇说:“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治理国家的法则,要以保证充足的粮食为根本。如果庄稼丰收,百姓的衣食充足,那么就会出现国家富裕,百姓安定的局面,这是治国的首要任务,立国的根本大计。因此,他主张“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明太祖实录》卷六,戊戍岁十一月辛丑)。国家富裕了,不能忘记武备,“夫天下无虞之时,还须常守不虞之戒,然则武备其可一日而忘哉!”然而,有些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以为天下平定之时,便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息兵偃武”高枕无忧了,就象西晋撤掉了州郡的武备,终于招致了五胡的侵扰,唐朝撤掉中原的武备,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这些都是历史的教训,“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亡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他们根本不知道,只有先练兵然后才可以谈休兵,只有先加强武备然后才可以谈停止武备,“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对于治兵与息兵、讲武和偃武的辩证关系,朱元璋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这些,对于我们今天,提高警惕,增强国防观念,是颇受启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