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 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 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候,而夏候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弩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闫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宗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 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靓也。
        [鉴赏]
        《后出师表》,三国时诸葛亮著,裴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说这篇《后出师表》是蜀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十一月奏后主的。也有人疑为伪作。《后表》表现了作者兴邦建业、积极进取的精神,淋漓尽致,感人肺腑,直到今天对我们仍有启迪的意义。
        《后表》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自己要求再度出师的原因,在于受托讨贼。先提出先帝(刘备)的政治纲领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汉与曹贼势不两立,要想兴复汉室,就不能偏安于蜀,必须讨贼。第二步,是自谦才弱,诸葛亮从来就是很谦虚谨慎的,何况又新有街亭之败?但仔细玩味,他这自谦,是自留一退步,为了反映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的主旨。既然才弱敌强,是坐以待毙呢,还是在战争中不断削弱敌人,争取生存下去?不如伐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先帝才托孤给自己,自己是受先帝之托讨贼的。
        第二部分说自己既受托孤之重,因此寝食不安,忠心耿耿,临深履薄,为实现先帝遗志而努力。文中陈述了他的战略方针,“思惟北征,宜先入南”。由于军务繁重,他“并日而食”,两天只吃一天饭。他还指出了眼下的有利形势:“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疲于西”,指魏大将军曹真被蜀牵制之事;“又务于东”,指魏将曹休被吴将陆逊败于石亭事。这对蜀国正是有利时机,所谓“兵法乘劳”,乘其疲惫,正好进攻。而朝士颇生议论,以为出师非计,这大概也是后主刘禅的看法,所以诸葛亮特别写此表文,来论述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指出“六未解”。所谓“未解”,系就朝士的非议和后主的态度而言,对此,诸葛亮觉得难以理解。第一小段以高帝创业为例,说明不能避难就易,弃战求安。高帝明德,张良、陈平深谋远虑,也是经历无数险难才得天下。今天蜀国情况不及高帝之时,更没有理由与敌长久对峙,坐待敌人自亡了。第二小段是以刘繇、王朗的教训来开导后主,希望以他们的失败为鉴戒。汉末大乱,刘繇尝为扬州刺史,时袁术在淮南,刘不敢到任,被人接到曲阿,后来又被袁术、孙策攻击,跑到彭泽。王朗尝为会稽太守,孙策渡江略地,朗与策战,败,浮海至东冶,又被策追击,于是投降孙策。本文这里说他们“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云云,不详所据。大概这两人都比较迂阔,不能主动进攻,使孙策养蓄势力,自己最后落得失败。第三、四两小段以曹操为例,说以曹操之能,用兵如孙武,吴起,犹屡次挫败,后来才得“伪定一时”,那么以自己劣钝之才,怎能出战必胜呢?意谓出战只能胜利,不允许失败,否则就不能出战,这实际是作茧自缚,坐以待亡。“伪定一时耳”,指曹氏政权只是暂时定位罢了。诸葛亮以刘氏为正统,所以称曹魏为“伪”。这两小段引了些曹操战败的例子,“困于南阳”指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张绣败操于宛城事;“险于乌巢”指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时,袁绍在乌巢屯粮,操军粮少,险些失败。“危于祁连”大约指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围邺(袁尚的巢穴)事。袁尚来救,操击之,乞降,不许。袁尚夜遁,保祁山,操追击之。复还攻邺,操出行围,袁尚部下审配伏弩射之,操几乎中箭。“逼于黎阳”指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袁绍病死,其子袁谭,袁尚屯于黎阳,操与之连战,谭、尚固守。“几败北山”指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操将夏候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操自长安出斜谷与备争汉中,运粮北山下,备因险拒守。操军士多逃亡,乃退还长安。“殆死潼关”指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操与马超战于潼关,操自潼关北渡河,超等骑兵追射之,矢下如雨。后操见诸将说:“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五攻昌霸不下”指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刘备初与董承等受献帝衣带诏,将反曹操。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胃,举兵屯沛。东海昌霸反操,郡县多叛操而应刘备,操遣将攻之不克。“四越巢湖不成”疑指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进军濡须日 (此处为吴所筑城堡,在巢湖东,以拒曹操),号步骑四十万,与孙权相守月余,不利,乃撤军还。“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李服即《蜀书·先主传》里的王子服,他表面为操所用,暗地里却与董承等受献帝密诏,同谋杀操。建安五年谋泄,皆伏诛。“委夏侯,而夏侯败亡”指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操得汉中,留夏侯渊屯汉中,自引军还。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春,刘备自阳平南渡沔水,于定军兴势作营。渊率兵来争其地,被黄忠打败,渊等皆死。第五小段说,自己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屯驻汉中以来,中间一年多,就丧失了赵云等战将精锐,这些精锐乃是数十年中从四方纠合来的,如果不趁现有兵力奋战图强,再过几年,就只剩三分之一了,就无法对敌了。第六小段说,现在虽民穷兵疲,但战事不随人的愿望可以停止,只要战事不停,与其被动应战,不如主动出击,两者劳力费用是一样的。欲守益州一州之地与操久持,是没有前途的。以上六小段,反复说明安而后危,战而后强的道理,指出了一味求安的严重后果。
        第四部分开头说“夫难平者,事也”,“平”同“评”。这句意即事情结果很难评论判定。他举先帝的例子,说当初先帝被操追击,曾败当阳、奔夏口(这是建安十三年事,这一带是古代楚地),曹操高兴地拍手,以为天下已定。但后来先帝联合东吴,败操于赤壁,西取巴蜀,举兵北征,消灭了夏候渊,夺取汉中,使兴复汉室有了希望,这是曹操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失著。以后又是吴国背弃前盟,攻取荆州,关羽败死麦城,先帝伐吴,在秭归大败,北方曹丕称帝。事情变化如此,是人们难以预见的。这段话,说明未来难料,既包含了将来可能失败,但也包含着可能成功。总之,鼎足三分,尚不知鹿死谁手,因此不可妄自菲薄,唯须努力争取,死而后已。
        综观全文,其写作目的是为申明出师的必要,而且指出时机宝贵,迫在眉睫。但朝廷对于出师有所议论,这些议论既反映思想问题,也反映了蜀国民穷兵疲的客观困难。对此做为蜀国丞相,谒葛亮不能不认真分析,以统一大家的认识。先提出蜀国政策的总原则,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是坚定不移的,否则先帝创业还有什么意义?然后说到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不伐贼,则坐以待亡;伐贼或可取胜。即使伐贼失败,也胜过坐以待亡。这是诸葛亮的指导思想。不过,方针既定,还有个伐贼的时机问题。从魏国“适疲于西,又务于东”来看,是伐贼的好时机;从蜀国“才弱敌强”、“民穷兵疲”的方面看,又存在不少困难。由此又产生不少思想问题。本文用大量篇幅来讲安和危、胜和败的辩证关系,就为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同时也进一步阐明他的战略方针。一句话,他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主动出击,积极开辟新局面。这是本文思想精华之所在。文章最后一段是结论,在阐明胜和败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指出曹操初胜,包含着后来的失败,随后又提到蜀国的失利,话到此为止,至于今后蜀国命运如何,他没有说,这一点颇足玩味。但他的态度是积极的,所以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