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
[原文](节选)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颖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亮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由是先主遂诸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搅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先主曰:“善!”
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鉴赏]
《三国志》,西晋陈寿撰。65卷,分魏、蜀、吴三志。纪传体三国史。陈寿,西晋史学家。字承祚,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少好学,师事谯周,在蜀汉为观阁令史。入晋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隆中对》引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标题系后人所加。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为夺取天下,孙权、刘备、曹操三家逐鹿中原,展开惊心动魄的争斗。曹操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献帝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完后削平吕布、袁绍等大小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正虎视眈眈,准备挥师南下。孙权据有江东六郡,积三世之基业,恃长江之天险,也大有问鼎中原之意。而刘备则连安身之地尚无着落,先依公孙瓒,陶谦和曹操,后投袁绍、刘表,日有兴复汉室之雄心,却无扶危持颠之良谋。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经徐庶介绍,三顾茅庐,请出隐居隆中的诸葛孔明,以为辅佐。《隆中对》正是孔明针对刘备对天下大势的征询所作的回答。文章一开始为事情之陈述,言简意赅地交代了徐庶举荐诸葛亮和刘备向诸葛亮征询天下大势之事。下面引出诸葛亮一大段对时势的精辟分析。
对答之中,诸葛亮提出了占据荆、益两州,安抚西南诸族,联合孙权,整顿内政,然后俟机从荆、益两路北伐曹操统一中国的策略。既通观全局,气势开阔,又分析入微,切实可行。先分析曹操虎踞北方,不可与争锋;孙权龙盘于江东,亦难以谋取。由此引出避强就弱,取荆,益两州之议。接着指出刘备为帝王胄,又思贤若渴,身分和信义足以号召海内,以此为谋取天下之基础,对外和抚边民,结好孙权;对内整顿纲纪,清明政治,一俟时机成熟,挥戈宛洛,出师秦川,曹操既破,孙权焉保。最后以“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作结。
《隆中对》给刘备一个基本正确的政治选择。历史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隆中对》的正确性。
一.曹操已牢固地据有北方,居挟天子以令不臣之势,必须承认这种现状,不可与之争锋,而且也无需与之妥协。
二.曹操即将凭借其优势力量,向南方用兵,而南方长江流域地境则分陈着杨(孙权)、荆(刘备)、益(刘璋)三股彼此无联系的独立力量。这三股力量,如何因应时局,调整步骤,共抗曹兵,是形势发展的关键所在。处理得当,形势发展会有利于抗曹阵容,刘备也会赢得存在和壮大的机会。
根据对形势的基本估计,诸葛亮向刘备提出三个方面的对策作为近期目标:
一.取刘表。这是可行的一着,刘表据荆州已历20余年,虽然无甚作为,但是在平常情况下还可以保境安民。刘备是惊弓之鸟,羁旅寄寓,在荆州无根无柢。只凭数千之众,欲吞并刘表而无灼手之虞,需要相当的干略胆识。赤壁战后刘备成为胜利者的一员,荆州的一部分才自然而然地落入刘备之手。
二.取刘璋。《隆中对》认为,这是刘备植根所在,应当相机取之。
三.承认孙吴力量的存在并与之结盟。孙刘结盟,主动权并不在诸葛亮、刘备,而在鲁肃、孙权之手。此时孙权正从太湖背后的闭锁状态中走出来,从京口凝视着长江上游的烽烟。他知道如果曹军得以久据荆州,下一个将要受害的地方就该是江东了。当务之急都是支援承受曹军主力压迫的刘备。朱熹论及此问题时说:“孔明之请救,知其不得不救。孙权之救备,须著救也。不如此,便当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识,势使然也”。孙刘结盟,是一方求救,另一方不得不救,于双方都需要,都有利。
《隆中对》远期方略,是关于入蜀、治蜀和自秦川、宛洛北伐等事。近期方略与远期方略合而观之,《隆中对》是一个进取的开拓的方略。这个方略能够实行到什么程度,一靠客观条件,二靠刘备有坚定的追求。历史大体还是顺着《隆中对》的方向步步发展,这证明《隆中对》大体上符合客观条件,具有无形的力量。
刘备一生与曹操角逐,不是对手;与孙权角逐,也无优势。当时人对刘备评价,毁多誉少,毁实誉虚。《先主传》注引《傅子》载曹操丞相掾赵戬之言曰:刘备“拙于用兵,每战必败”;《陆逊传》亦谓刘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刘备一生的败战记录,是人所共知的。只是到赤壁战后,刘备才恢复了一支可观的武力,被陆逊视为疆界“强敌”。但是夷陵一战,正是这个陆逊,使其疆界“强敌”全军覆没。
《隆中对》引出“三分天下”,成为千古绝唱。从决策理论来看,决策者的良好素质非常重要。东汉末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动荡的社会环境使人民希望有个安定的政治局面,人心趋向统一;但是,群雄并起,割据四方的现实又决定了统一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诸葛亮正是面对现实而又超越了现实。一方面,不为眼前的纷争动乱局面所迷惑,指明了“一统中国”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不急于求成,绘制了“三分天下”的现实政治蓝图。他的政治决策准确地预测了此后几十年“三国鼎立”的历史,具有很强的超前意识。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全面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曹操翦灭群雄,挟天子而令诸侯,占了“天时”;孙权盘据东吴,有长江天险,占了“地利”,如果刘备要想有所作为,只有发挥自己“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搅英雄,思贤如渴的“人和”的优势。决策者全局在胸,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荆州(今湖北一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益州(今四川)为天府之国,因此,刘备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这些,对于当时屡战屡败、寄人篱下的刘备来说,的确是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这说明了诸葛亮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
后人评论诸葛亮及其《隆中对》,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出现溢美和回护之词。《隆中对》中睿智的判断,有时被赋予先验的色彩;瑜中之瑕,甚至也被认为是美玉的本色。这样就在思想上神化了诸葛亮,增加了理解的混乱。陈寿在《三国志》中对于诸葛亮曾寄以极高的祟敬之情;只是由于在其传末说到他“奇谋为短”,“应变谋略非其所长”,却引起了后代史家无穷的非议,至今还有史家不直陈寿所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根据确凿的历史材料,究形势,验效果,论得失,探缘由,检验《隆中对》,确定诸葛亮的认识来源,实战应验以及得失原因,这比起对《隆中对》一味赞扬,一味辩解,要有益得多。只会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隆中对》,更准确地理解诸葛亮的贡献。
蜀志
隆中对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颖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亮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由是先主遂诸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搅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先主曰:“善!”
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鉴赏]
《三国志》,西晋陈寿撰。65卷,分魏、蜀、吴三志。纪传体三国史。陈寿,西晋史学家。字承祚,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少好学,师事谯周,在蜀汉为观阁令史。入晋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隆中对》引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标题系后人所加。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为夺取天下,孙权、刘备、曹操三家逐鹿中原,展开惊心动魄的争斗。曹操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献帝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完后削平吕布、袁绍等大小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正虎视眈眈,准备挥师南下。孙权据有江东六郡,积三世之基业,恃长江之天险,也大有问鼎中原之意。而刘备则连安身之地尚无着落,先依公孙瓒,陶谦和曹操,后投袁绍、刘表,日有兴复汉室之雄心,却无扶危持颠之良谋。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经徐庶介绍,三顾茅庐,请出隐居隆中的诸葛孔明,以为辅佐。《隆中对》正是孔明针对刘备对天下大势的征询所作的回答。文章一开始为事情之陈述,言简意赅地交代了徐庶举荐诸葛亮和刘备向诸葛亮征询天下大势之事。下面引出诸葛亮一大段对时势的精辟分析。
对答之中,诸葛亮提出了占据荆、益两州,安抚西南诸族,联合孙权,整顿内政,然后俟机从荆、益两路北伐曹操统一中国的策略。既通观全局,气势开阔,又分析入微,切实可行。先分析曹操虎踞北方,不可与争锋;孙权龙盘于江东,亦难以谋取。由此引出避强就弱,取荆,益两州之议。接着指出刘备为帝王胄,又思贤若渴,身分和信义足以号召海内,以此为谋取天下之基础,对外和抚边民,结好孙权;对内整顿纲纪,清明政治,一俟时机成熟,挥戈宛洛,出师秦川,曹操既破,孙权焉保。最后以“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作结。
《隆中对》给刘备一个基本正确的政治选择。历史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隆中对》的正确性。
一.曹操已牢固地据有北方,居挟天子以令不臣之势,必须承认这种现状,不可与之争锋,而且也无需与之妥协。
二.曹操即将凭借其优势力量,向南方用兵,而南方长江流域地境则分陈着杨(孙权)、荆(刘备)、益(刘璋)三股彼此无联系的独立力量。这三股力量,如何因应时局,调整步骤,共抗曹兵,是形势发展的关键所在。处理得当,形势发展会有利于抗曹阵容,刘备也会赢得存在和壮大的机会。
根据对形势的基本估计,诸葛亮向刘备提出三个方面的对策作为近期目标:
一.取刘表。这是可行的一着,刘表据荆州已历20余年,虽然无甚作为,但是在平常情况下还可以保境安民。刘备是惊弓之鸟,羁旅寄寓,在荆州无根无柢。只凭数千之众,欲吞并刘表而无灼手之虞,需要相当的干略胆识。赤壁战后刘备成为胜利者的一员,荆州的一部分才自然而然地落入刘备之手。
二.取刘璋。《隆中对》认为,这是刘备植根所在,应当相机取之。
三.承认孙吴力量的存在并与之结盟。孙刘结盟,主动权并不在诸葛亮、刘备,而在鲁肃、孙权之手。此时孙权正从太湖背后的闭锁状态中走出来,从京口凝视着长江上游的烽烟。他知道如果曹军得以久据荆州,下一个将要受害的地方就该是江东了。当务之急都是支援承受曹军主力压迫的刘备。朱熹论及此问题时说:“孔明之请救,知其不得不救。孙权之救备,须著救也。不如此,便当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识,势使然也”。孙刘结盟,是一方求救,另一方不得不救,于双方都需要,都有利。
《隆中对》远期方略,是关于入蜀、治蜀和自秦川、宛洛北伐等事。近期方略与远期方略合而观之,《隆中对》是一个进取的开拓的方略。这个方略能够实行到什么程度,一靠客观条件,二靠刘备有坚定的追求。历史大体还是顺着《隆中对》的方向步步发展,这证明《隆中对》大体上符合客观条件,具有无形的力量。
刘备一生与曹操角逐,不是对手;与孙权角逐,也无优势。当时人对刘备评价,毁多誉少,毁实誉虚。《先主传》注引《傅子》载曹操丞相掾赵戬之言曰:刘备“拙于用兵,每战必败”;《陆逊传》亦谓刘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刘备一生的败战记录,是人所共知的。只是到赤壁战后,刘备才恢复了一支可观的武力,被陆逊视为疆界“强敌”。但是夷陵一战,正是这个陆逊,使其疆界“强敌”全军覆没。
《隆中对》引出“三分天下”,成为千古绝唱。从决策理论来看,决策者的良好素质非常重要。东汉末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动荡的社会环境使人民希望有个安定的政治局面,人心趋向统一;但是,群雄并起,割据四方的现实又决定了统一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诸葛亮正是面对现实而又超越了现实。一方面,不为眼前的纷争动乱局面所迷惑,指明了“一统中国”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不急于求成,绘制了“三分天下”的现实政治蓝图。他的政治决策准确地预测了此后几十年“三国鼎立”的历史,具有很强的超前意识。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全面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曹操翦灭群雄,挟天子而令诸侯,占了“天时”;孙权盘据东吴,有长江天险,占了“地利”,如果刘备要想有所作为,只有发挥自己“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搅英雄,思贤如渴的“人和”的优势。决策者全局在胸,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荆州(今湖北一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益州(今四川)为天府之国,因此,刘备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这些,对于当时屡战屡败、寄人篱下的刘备来说,的确是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这说明了诸葛亮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
后人评论诸葛亮及其《隆中对》,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出现溢美和回护之词。《隆中对》中睿智的判断,有时被赋予先验的色彩;瑜中之瑕,甚至也被认为是美玉的本色。这样就在思想上神化了诸葛亮,增加了理解的混乱。陈寿在《三国志》中对于诸葛亮曾寄以极高的祟敬之情;只是由于在其传末说到他“奇谋为短”,“应变谋略非其所长”,却引起了后代史家无穷的非议,至今还有史家不直陈寿所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根据确凿的历史材料,究形势,验效果,论得失,探缘由,检验《隆中对》,确定诸葛亮的认识来源,实战应验以及得失原因,这比起对《隆中对》一味赞扬,一味辩解,要有益得多。只会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隆中对》,更准确地理解诸葛亮的贡献。
